這種轉變雖然與梁啟超“流質易變”有關，但還有個重要原因，這就是梁啟超所謂的“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吾愛先輩，吾尤愛國家；吾愛故人，吾尤愛自由”。正是這股愛真理、愛國家、愛自由的精神，帶給了梁啟超勇氣與膽識。
這使我們想起了梁啟超29歲時所寫的幾首詩，如《自厲二首》《誌未酬》《舉國皆我敵》等。其中著名的詩句有“平生最惡牢騷語，作態呻吟苦恨誰”；“獻身甘作萬矢的，著論求為百世師”；“籲嗟乎男兒誌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誌已酬便無誌”；“百年四海楚歌裏，寸心炯炯何所攖”。諸如此類，不絕如縷，字裏行間，激情澎湃，意氣飛揚。
於是，梁啟超沉醉在自我創造的幸福之中，他的創造性得到了驚人的發揮，同時也呼喚著他的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新民時代
1901年冬季，《清議報》停刊。梁啟超的“辦報辦學”思想並沒有擱淺，他那支令人生畏的筆更沒有閑置。他又重新走上以文字為業的道路。
1902年2月8日，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在日本橫濱創刊。當時他認為中國報館興起已有較長的時間，可是這些報紙不是剿說陳言，就是翻譯外論，而且記事繁簡失宜，編輯混雜無序。中國報館沒有一家能與東西各報相頡頏，仍然處於幼稚時代。梁啟超有感於此，故創辦了這份高起點、高標準、高檔次的報紙。不過，梁啟超興致未盡，11月，他又創辦了《新小說報》作為《新民叢報》的補充。
這兩份報紙的創刊令梁啟超聲譽大增，也喚起了人們對“清議報時代”的梁啟超的回憶。正如《新民叢報》《新小說報》以“新”字當頭，梁啟超也以新的姿態出現，標誌著他人生征途中一個新的時代——“新民時代”的到來。這時期是梁啟超最輝煌、最燦爛的一頁，“輿論驕子”、“宣傳界執牛耳者”、“天縱文豪”等美譽，鋪天蓋地席卷而來，令這位30歲左右的青年目不暇接，倍感振奮與鼓舞。
那麼，梁啟超的“新民時代”有哪些顯著的特征呢？
戊戌時期，當康有為銳意於官製改革時，梁啟超就主張應首先做好“民主啟蒙”工作。流亡海外，梁啟超全身心投入到讀書、辦報、著述、辦學之中，很大的願望就是做好啟蒙工作。他創辦《清議報》，一言以蔽之，就是“廣民智、振民氣”。他創辦《新民叢報》，宗旨之一就是“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他創辦《新小說報》，目的也是通過小說的藝術形式感化民心，啟迪民智。
梁啟超曾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這句話表麵上是為了突出小說的地位，實際上是為了“新一國之民”。總之，梁啟超“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誌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李澤厚也認為這段時期是“梁啟超作為資產階級啟蒙宣傳家的黃金時期”。
梁啟超一生充滿著矛盾，他的思想屢轉屢變，“新民時代”尤其突出。這時期跨度較長，如果加上“清議報時代”，到1907年《新民叢報》因火災停刊，曆時近十載。在這10年中，梁啟超的政治思想從維新到革命，從革命到保皇，又從保皇到立憲，可謂變化無端。尤其以1903年為界，梁啟超由革命到保皇更是根本性的轉變。這種轉變清楚地反映在《新民叢報》的文字中。
梁啟超曾說：“本報為吾國前途起見，一以國民公利公益為目的。持論務極公平，不偏於一黨派；不為灌夫罵坐之語，以敗壞中國者，咎非專在一人也。不為危險激烈之言，以導中國進步當以漸也。”
不過，梁啟超並沒有完全落實這條宗旨。他的思想就是《新民叢報》的靈魂，隨著他思想的變化，《新民叢報》的內容也要變化。於是《新民叢報》前期是維新急進派的輿論陣地，後期變成了保皇派、立憲派的輿論陣地。
在與革命黨論戰時，梁啟超利用《新民叢報》對革命黨狂轟亂炸，盡自己所能事，危險激烈之辭隨處可見。在為清廷立憲活動助威時，也忘掉了“國民公利公益”的目的。1907年，楊度給梁啟超的信裏就指出了這種現象：“謂《新民報》於二年前監督政府，二年以來純然監督國民，此學界最有勢力之議論。”
另外，“新民時代”的梁啟超總是與“輿論驕子”、“天縱文豪”聯係在一起。其實，梁啟超對自己在“勤王”之役後能重操文字之業，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說：“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於是主意拿定，決心一下，便一發而不可收。
這前後他沉醉於寫作的高峰期，他的文字涉及到了政治、經濟、思想、教育、外交、學術等各個領域，平均每天就有數千字。這些文字無不是有感而發，縱議時局。梁啟超曾說：“吾輩之為文……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因此，他的文章或褒或貶，或莊嚴或自由，皆與現實密切相關，而且對重大事件，梁啟超絕不會放過。
剛到日本時，梁啟超便撰寫《戊戌政變記》，及時以文字形式公布了“百日維新”這一曆史大事件。又如《瓜分危言》采用了縱橫交錯的手法，陳述了中國麵臨被瓜分被掠奪的危境，摧人震醒，如警鍾長鳴。再如《維新圖說》揭去清廷假維新的麵紗，滌清人們雙眸等等。
總之，梁啟超以政治家的謀略、思想家的敏銳、學問家的認真，迅速及時地揮灑筆墨，捕捉人們所關心期待的事情。他所評所議，吸引著讀者，在輿論界起著導向作用。
1902年12月，黃遵憲致梁啟超信裏說，當時國內有四五十家報紙，幾乎都是跟梁啟超的風，他們所刊載的事件、發表的觀點，都是照著梁啟超發表過的言論效仿而來。由此可見梁啟超當時的影響力。
當然，1903年前後，梁啟超在輿論界有如此高的聲譽，不僅是他的“新思想”、“新知識”、“新學說”滿足了20世紀初的中國讀者的渴求，帶給他們精神的慰藉，而且他那“筆鋒常帶感情”、形式輕鬆活潑、自由灑脫的“新文體”也感染了讀者，引起他們的共鳴。
晚清文壇，百家爭鳴，群雄逐鹿。當時一批青年文學家，都曾掀起文體改革運動。如譚嗣同、夏曾佑、章太炎、嚴複、林紓、陳三立、馬其昶、章士釗等等，然而他們或“難通俗”，或“難問世”，或“高古淹雅”，或“無巨大氣魄”，或“格局不宏”，或“固執桐城，作繭自縛”，總之，他們都沒有真正贏得讀者。唯有梁啟超可以做到情感豐富、文筆流暢、雅俗共賞。
黃遵憲讀到《新民叢報》中梁啟超的文章，激動地指出，《清議報》的水平遠勝《時務報》，而《新民叢報》又勝《清議報》百倍。《新民叢報》的文字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感情真摯，就算鐵石心腸的人也會被感動。梁啟超就像《西遊記》裏的孫悟空，斬妖除魔，而其他人就像是豬八戒，隻能對孫悟空頂禮膜拜。
當黃遵憲讀到《新小說報》時又認為，《新小說報》的文字更加有力，而且在《新民報》之上。因此，從《時務報》《清議報》到《新民叢報》《新小說報》，清楚地留下了梁啟超“新文體”成長的軌跡，經過十幾年的努力，梁啟超獲得了成功。
誠如他自己所說，年輕時他就不喜歡桐城派這種古文，學的多是晚漢魏晉時期的文章，他後來的創作中，吸取了魏晉時代的自由文風，又借鑒外國語法，加以新詞彙，最終成了人們所說的“新文體”。這種新文體令老輩人痛罵，但是對於新一代讀者來說，卻有著極大的魅力。梁啟超的“新文體”影響了一代人，如魯迅、胡適、郭沫若、徐誌摩、吳宓以及毛澤東、林伯渠等人，青年時代都受過梁啟超思想或文字的洗禮。
然而，若想比較全麵地了解梁啟超這個時期的精神風貌，那麼必須一睹他這時期的學術風姿。
學術風姿
20世紀初，梁啟超如大鵬展翅，翱翔在學術的天宇，盡展絢麗風彩。這時期的學術研究，奠定了他晚年學術思想的基礎。
1898年到1903年，中國知識界興起了介紹西方學說的熱潮。1902年2月，蔡鍔在《軍國民教育篇》中最早用“歐風美雨之震蕩”來形容那個時候的局勢。接著，梁啟超又用“莽莽歐風卷亞雨”一句表達心靈的體驗。在這股“歐風美雨”的浸潤中，中國湧現出了一大批西方學說的介紹者。如梁啟超、楊廷棟、張相文、馬君武、嚴複、章太炎、麥孟華等，在這群人中，梁啟超無疑是最突出者之一。
那個時期，西方學說主要是通過日本的途徑介紹到中國的。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中日甲午戰爭日本大獲全勝，令中國一批人感到恥辱卻又十分佩服日本的先進。因此日本成了中國留學生選擇的對象，尤其東京——橫濱更是中國知識分子密集的地方。清政府往日本派遣留學生始於1896年，共派13名，然後逐年增長，1903年已增到1300名左右。這些留學生大多抱著“富國強兵”的願望，東渡日本，他們一邊學習一邊翻譯，介紹了大量西方學說。
一方麵，日本的政治學術思想、倫理道德意識對梁啟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如他在《東籍月旦》中曾大篇幅地介紹過日本的學術思想體係。又如梁啟超就是受到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啟發，然後汲取斯巴達的尚武精神，結合王陽明的道德哲學和大乘佛教中嚴以律己的進取思想，才形成了他自己的“中國武士道”思想體係。
另一方麵，數十年前，日本就一直不斷地翻譯著西方學說著作，梁啟超身處日本，又讀懂了日文，因而有了閱讀西方學說的機會。他指出，1902—1903年間，翻譯事業尤為盛行，定期出版的雜誌不下數十種。每當日本出版一本新書，往往就會有好幾位中國的翻譯家進行翻譯，極大地傳播了新思想。梁啟超自己就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員，如他翻譯過瑞典學者伯倫知理著的《國家學綱領》，輯譯過盧梭、孟德斯鳩等人著的《近世歐洲四大家政治學說》等。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自豪地宣稱，他所主張的是要盡可能多地吸收世界上的各種學說。現在看來，他所說的絕非虛言，那個時期他介紹過近六十位國外學者及其學術，其中他較深入研究寫成專文的就有十來位，其中包括盧梭、孟德斯鳩、達爾文、培根、笛卡爾、康德等人，另外有一批人物傳記，包括《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新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梁啟超筆下的“人物係列”都是對近代社會產生影響的世界級人物，而且涉及了哲學、經濟、政治、法律、宗教、道德等各個領域。這些人物及其學說猶如一顆顆熠熠閃光的明珠，鑲嵌在人類曆史文明的長河中。梁啟超恰恰就是出色的采擷者與傳播者。盡管他隻是粗略地敘述，沒有去精深地研究，但是在那個時代，需要的正是這樣把眾多的思想輸入國內，啟迪感染震醒民眾的“通人”。梁啟超功不可沒。
當然，要一睹梁啟超的學術風采，絕不能忽視他當時對中國學說思想的研究。梁啟超的學術文化觀具有開放性、融合性。他主張中西並重、兼容並蓄，建構中國新學說。為此他對以下兩種學者提出了批評：一是徒為本國學術思想所窘，而於他國者未嚐一涉其樊。二是徒為外國學術思想所眩，而於本國者不屑一厝其意。這兩種學者無論哪種都囿於視野、作繭自縛。
所以20世紀初，麵對著“歐風美雨之震蕩”的形勢，梁啟超感慨地說：“自今以往二十年中，吾不患外國學術思想之不輸入，吾惟患本國學術思想之不發明。”於是他自為表率，在積極介紹外國學術思想的同時，也寫下了一係列關於中國學術思想的文章，洋洋數十萬言，涉及了各個領域。如《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改革財政私案》《中國專製政治進化史論》《中國法理學發達史論》等等。這不僅在數量上與外國的學術研究相媲美，而且在質量上也遠勝外國的學術研究。梁啟超這時期的中國學術思想研究，借鑒了西方學說的新思維、新知識，“抉破羅網，造出新思想”，為他晚年幾本著名的學術專著打下了深厚的基礎。
以上我們對梁啟超在20世紀初的學術風姿作了“全麵掃描”。梁啟超如此辛勤耕耘於學術園地，其直接目的是為他的政治活動服務，當時，他的學術研究是政治生涯的一部分；其間接原因(也是深層原因)是他認為左右世界的永恒勢力，不是“威力”、“權術”，而是“智慧”與“學術”。在這種原動力的催迫、鞭策下，梁啟超熱血沸騰，幹勁十足，幾年中，他猶如著了魔中了邪，馳騁於世界學術之野。在這方天地，他完全以一名“世界人”身份，旁征博引，左右逢源，一派“大家”、“通人”風範。限於篇幅，我們不可能詳細介紹梁啟超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但也不能棄之不說，否則實在可惜。下麵，我們擷取他那時的幾縷思想火花，以饗讀者。
力本論思想：中國學術本無“哲學”名目，隻以經史子集分門別類。梁啟超亡命海外，初入此道，譯為“智學”，並形成了以“動力說”為本體論的哲學思想體係。他曾撰《說動》《釋革》等文給予闡釋。他認為動力是宇宙間的客觀存在，是宇宙進化的原動力，整個世界的發展是本著“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天演論規律進行的，諸如“滅國者，天演之公例也”，“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者也”皆是力本論思想的延伸，由此出發，“創新”、“變革”、“競爭”、“富國強民”等一係列範疇也就時常出現在梁啟超的意識之中。
梁啟超的力本論思想主要來源於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和《易經》裏“生生不息”的生成學說。同時，物理力學等自然科學的發展，他那熱情多變的個性以及世界形勢的迅猛變化，“瓜分狂潮”、“殖民主義”等現象的出現也促使梁啟超接受了力本論思想，並以此作為自己學術研究的指導思想和他行動人生的行為準則。
可以說，力本論為梁啟超學術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開辟了新天地。他說：“君子之學，恒其動也。”他不斷地倡立各種“新學說”，這本身就是力本論的表現。他這時期的政治學、經濟學、道德學、宗教學等等，無不滲透著力本論思想。
如他對中國近代衰弱的原因分析：其一，就國體而言。中國先秦時代與歐洲相近，列國並立，競爭淘汰，總有一股推動力，文明逐漸發達。歐洲自羅馬以後仍為列國並立態勢，所以無一日不在並立競爭之中，國力遂強。而中國秦王朝一統天下，結束了列國並立格局，政策循其軌而不易，競爭不烈，國力遂弱。其二，就國民文化心理而言。中國人受到老子“無為”、“寧靜”消極思想影響太深，視“安靜”、“持重”、“老成”為譽人詞；視“喜事”、“輕進”、“紛更”為貶人詞；人們墨守成規，頑固不化，幾千年前後的人幾乎沒有差別。總之，違背了力本論思想，缺乏競爭力，中國近代積弱就在於忽視了“力本論”。
於是，他在《過渡時代論》中又從力本論角度指出了中國的希望，他認為中國當時正值過渡時代，過渡時代是人類社會進化的一個必經階段，充滿了希望與危險。然而隻要中國民眾能改造自己，服從“力本論”原則，勇往直前，那麼20世紀就是中國的世界。
史學精神：梁啟超自幼便對曆史著作感興趣，他熟讀過《史記》《漢書》等史籍；1903年前後，他對史學的熱情更加高漲，以至史學精神成了青年梁啟超思想的核心之一。
梁啟超十分推崇史學的地位。他認為，史學家學識淵博，史學則是國民的一麵鏡子，也是愛國思想的源泉。梁啟超曾把學術分成天然學與曆史學兩大類。其中天然學類似自然科學，而曆史學類似社會科學。他在《東籍月旦》中詳細介紹了曆史書籍，而沒有太多介紹經濟、政治、法律等方麵的書籍，原因就在於他認為這些學科被史學所包容了。他認為歐洲文明發達，其史學的功勞居半；中國文明衰退，其史學的弊病居半。
於是，梁啟超萌發了撰寫新史學的念頭。盡管他撰寫《世界史》《政治史》《文化史》的計劃沒能實施，《中國通史》也隻起草了部分(殘稿尚存)，但是他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及各類“傳記”、“學案”、“傳奇小說”中，已奠定了他的新史學觀，也為他後來的學術專著埋下了思想基礎。
梁啟超的新史學觀是在“力本論”的摧化作用(尤其是進化論學說)和對中國舊曆史觀的批評中逐漸形成的。他認為因為不懂得進化之公理，所以中國沒有真正的史學和史學家。他指出中國舊史學有四弊二病三惡果。四弊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衝突而不知有理想。緣此四弊，複生二病：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合作四弊二病，則所貽讀者之惡果又有三端：一曰難讀，二曰難別擇，三曰無感觸。如此，中國舊史隻是王朝家譜，個別人物墓誌銘；隻是紀念死人而不顧生人；隻有骨架，沒有精神靈魂：隻有千篇一例，沒有啟迪與創作。這樣的史學不能激發國人奮起救亡圖存，不能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
所以，梁啟超大聲疾呼，他認為，中國的史學如果不革新，中國將無藥可救，在各項事務中，革新史學是最重要的。他以雄偉的氣勢、犀利的筆鋒，在《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兩部論著中，對舊史學進行了尖銳的批判。在向舊史學挑戰的基礎上，梁啟超提出了自己的新史學觀，他認為，曆史要能夠體現出進化論的思想，而且要敘述人群的進化現象，通過人群的進化現象，找到公理之所在。
當然，梁啟超對曆史學的界定，不夠嚴密也不盡合理，但他對進化學說的肯定與利用，使他的史學精神閃爍著曆史理性的光芒。
新民學說
那個時期，梁啟超對國家與國民的關係十分感興趣。他認為“富國強國”是最終目的，但中國當前首要任務是“富民強民”，啟蒙培養新型國民——“新民”。他曾一度以“新民子”、“中國之新民”為筆名，表示自己主張“新民學說”的赤誠之心。“新民學說”無疑是梁啟超那個時期最重要的學術思想。
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對“新民”的含義有過明確交待。他借《大學》“新民”的舊範疇，裝入自己的思想。他指出，所謂新民，並不是要全部放棄原有的東西而毫無保留地跟從他人，而是在保留自己精華的基礎上，取長補短，否則將一事無成。梁啟超認為，對中國傳統人格中至今依然有用的精粹成分應當給予保留並刷新。梁啟超吸收了儒家“剛健豪邁”、“自強不息”精神和陸王“自我修養”學說，充實了“新民”。他摒棄了老莊“束身消極”的人格觀。同時，梁啟超強調要吸收外國民族中優秀的人格觀念豐富中國國民。諸如“國家思想”、“權利意識”、“合群觀念”等等。這部分是梁啟超“新民學說”精華之所在。
那麼，“新民”到底應具備哪些內容呢？大致說來，可分為“公德”、“私德”兩大部分，另外包括“民氣”、“政治能力”等補充內容。梁啟超認為“公德”是貫注聯絡人類群體的規則規章，為利群利國而服務，即“人人相善其群者”。他認為“私德”就是“個人修養或自我修養”，即“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關於“公德”、“私德”的關係，他的看法有個變化過程。
開始，他認為中國國民最缺乏的是“合群”、“國家”等公德意識，所以就竭力鼓吹“公德”。後來他認識到中國國民雖然有自我修養的傳統，但當今中國國民的自我修養已經退化衰落，以至阻礙著公德的實現。其主要原因就在於“私德”一蹶不振。他為“私德”墮落找到五種原因：專製政體的陶鑄，近代霸者的摧鋤，屢次戰敗的挫沮，生計憔悴的逼迫，學術匡救的無力等。於是他要重振“私德”，大倡“私德”乃當今第一急務，並提出了“正本、慎獨、謹小”等涵養“私德”的方法。總之，梁啟超認為“公德”、“私德”相輔相承，缺一不可，是構成“新民學說”的兩大支柱。
不過，“新民學說”中占大部分內容的還是“公德”，梁啟超共提出十二種要求，它們是：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進步、自尊、合群、生利分利、毅力、義務思想、尚武等。他認為這些要求都是當時中國國民所缺乏的，有的是壓根兒就沒有，如國家思想、合群等；有的是原先有但退化了，如進取冒險、尚武等。梁啟超本著“中外兼顧”原則，吸收了大量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學說，從而使“新民”帶有鮮明的資產階級人格特色。
梁啟超“新民學說”的有關文章在《清議報》《新民叢報》上連載後，很快引起人們的重視，啟人深思，催人震醒。隻是現在看來，梁啟超的主張也有許多不合理之處。
如他在介紹外來文化、剖析中國文化時多有偏激之辭，像因過分推崇“民族主義”而欣賞“人種優劣論”，把中國的衰落過多歸結為國民的劣根性等。
又如他的“新民”內容模糊不清，有時主張包括民德、民智、民力、民氣等多方麵，但有時隻注重“公德”、“私德”的“民德”部分。其實，民智民力民氣跟不上，徒言“民德”也是枉然。
再如因“新民學說”從醞釀到形成跨度較長，梁啟超1903年前後思想的轉變也反映在其中，於是“新民”自身充滿著矛盾。像前麵所說的“公德”、“私德”誰輕誰重的矛盾，再像“一切破壞”、“破壞一切”到不讚成破壞主義的矛盾等。
不過，這些對梁啟超來說，瑕不掩瑜，絲毫也不影響梁啟超在那個時代作為啟蒙新星的地位。
梁啟超如此推崇“新民”，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世界範圍內卷起了一股民族帝國主義的狂潮，它們或以兵力或以商務或以工業或以教會為組織形式，積極地向外擴張。中國倍受欺淩，正麵臨著被吞噬、瓜分的危險境地。這種強烈的危機感促使一部分人震醒，他們認為國家富強首先必須民族富強、國民富強。梁啟超也說：“自16世紀以來(約300年前)，歐洲所以發達，世界所以進步，皆由民族主義所磅礴衝激而成。”因此，中國也要掀起民族主義的熱情，富民強民。
其次，“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天演公例，已深深地紮在梁啟超的心裏。這種看似科學卻無情的道理如同一柄魔劍，令梁啟超坐立不安。他感到科學發達交通便利、閉關自鎖狂妄自大的觀念已成為過去，各民族自然而然地卷進競爭漩渦之中。如同鬥蟋蟀，百蟀各處一籠，各自稱雄；並而一籠，一日而死十六七，兩日而死十八九，三日所餘者僅一二焉。因此振奮中國國民、富強中國國民，正是當今第一任務。
再次，鴉片戰爭的大炮把中國國民由一國之民推到了世界之民的位置。在西方文明、科學、進步麵前，中國人的落後便暴露無遺。別的不說，梁啟超曾痛惜地批評中國國民把希望都寄托在明君賢相身上，卻很少看到自己的責任所在，“責人不責己、望人不望己”，這才是中國難以維新的根源所在。因此，他大呼改造國民性，挑起啟蒙國民的重擔，著“新民學說”。
曆史地評價這時期梁啟超在文化、學術方麵的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曾在《論學術之勢左右世界》一文裏把學術領袖分為兩類：一類有左右世界之力，如培根、笛卡爾、達爾文等；一類有左右一國之力，如福祿特爾、福澤諭吉、托爾斯泰之輩。梁啟超應該屬於後一類。雖然他不一定“自出新說”，但“以其誠懇之氣、清高之思，美妙之文，能運他國文明新思想，移植於本國，以造福於其同胞，此其勢力，亦複有偉大而不可思議者”。這正是梁啟超的自我寫照，也是他的曆史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