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劍橋清澈的流水與田園般的風光開啟了詩人的眼睛，那麼北京西單牌樓石虎胡同七號，則是詩人在風雨飄搖的故都尋到的一塊詩意綠洲。在這塊綠洲上，他避開亂世的風淒雨迷，修池種菊，舉杯邀朋。正是在他的主持張羅下，有一個叫“新月”的文學團體，如一枚清新的月，冉冉自此綠洲升起。
20世紀初的中國，國內各地軍閥為爭奪勢力範圍混戰不已，西方的各種思潮主義則潮水般湧入。動蕩不安的時代，人們為了聯絡感情、溝通信息，彼此抱團取暖，形成了一種新的時代風尚——這一時期的北京上層社會盛行各種聚會聯誼活動，且由最初的金融界、實業界慢慢漫延到知識文藝界。而大批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學成歸來，也急需要社會為他們提供一個施展才華的舞台。文學研究會、新月社等文學團體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應運而生。
1924年3月的一天，石虎胡同徐誌摩住房門外的牆上，赫然掛上了一麵牌子，牌子上寫著“新月社”三個大字——新月社從此誕生。
有人說，“新月”之名，由泰戈爾《新月集》而來。這又不得不談到這年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泰戈爾訪華。
1924年4月，泰戈爾來華訪問講學，按照講學社的安排，徐誌摩將在泰戈爾訪華期間擔任翻譯並全程陪伴。在詩人來華前成立“新月社”，想來也有對這位印度大詩人的景仰之意。
石虎胡同七號，從此就成了當時一大批社會精英們經常聚會的地方，而這些精英們，多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徐誌摩在《歐遊漫錄·給新月》裏曾寫道：“新年有年會，元宵有燈會，還有古琴會、書畫會、讀書會……有舒服的沙發躺，有可口的飯菜吃，有相當的書報看”。
徐申如和黃子美最初出錢租下石虎胡同七號那個院子，當然並不像徐誌摩想得那般長遠——他們隻不過想為在北京的親朋閑時相聚尋一個場所。徐誌摩卻以自己的號召力與影響力，很快讓那個院子熱鬧起來，那裏成了京城名流雲集之地。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陳源、林語堂、徐申如徐誌摩父子、王庚陸小曼夫婦、丁西林、淩叔華等人，成了這裏的常客。他們來此品茶喝酒、談詩論文談政治。在那期間，林徽因也常常和表姐王孟瑜、曾語兒來參加各種文藝活動。
林徽因已經從培華女中畢業，原計劃與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學，因梁思成車禍受傷，此計劃隻得暫時擱置，倒讓她有了大把時間來參加新月社的各種活動。
她與梁思成的婚戀關係已確定，再見徐誌摩反倒沒什麼不自在了。她出色的交際才華，早在赴歐遊曆時已經初露頭角。現在，她把頭發剪短了，整個人顯得越發幹練。在石虎胡同那個鋪著大紅地毯、圍一圈沙發的大房子裏，哪怕高朋滿座，哪怕在座的有梁啟超、林語堂等這樣的老前輩，林徽因也絲毫不怯場。她對眾侃侃而談，談文學，談藝術，常常在不自覺中就把眾人的視線全部引到她那裏去。
20世紀20年代中期，徐誌摩接辦《晨報副刊》，在副刊上開辟了《詩鐫》欄目，聞一多、朱湘、徐誌摩等一批誌趣相同的詩人，倡導和創作格律新詩，聞名後世的“新月派”就此誕生。
後來，新月派詩人陳夢家對新月詩人的創作進行了一次總的彙編與檢閱，選編了《新月詩選》，其中，就收入了林徽因的四首詩：《笑》《深夜裏聽樂聲》《情》《仍》。
林徽因不是新月社的成員，她卻從石虎胡同七號開始，慢慢進入北京知識界的社交圈，並開始參與文化活動。而林徽因後來走上新詩寫作的道路，則與徐誌摩對她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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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寒三友圖
1924年4月到5月間，受北京講學社的邀請，泰戈爾訪華。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極為重要的一件大事，在林徽因的生命中也同樣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梁啟超和林長民是講學社的策劃人，這個社致力於把外國著名思想家的觀點介紹給中國觀眾。在此之前，該社曾主辦了羅素訪華等活動。
作為講學社的一員，徐誌摩早就有意請詩哲來華訪問，對泰戈爾此次訪華自然表現出極大的熱情。4月12日，泰戈爾乘坐“熱田丸”號輪船到上海，徐誌摩與王統照、張君勱、鄭振鐸等人去上海碼頭迎接。
4月13日，由閘北赴慕爾鳴路三十七號，在張君勱宅邸的草坪上，一場迎接詩哲的茶話會熱烈召開。那天到會者有百餘人，他們或坐在椅子上，或直接在草地上席地而坐，團團把泰戈爾圍在中間。那是泰戈爾來中國的第一次公開講話，現場的氣氛之熱烈讓他動容。而他懇切的神態，沉著而有詩意的語調，更是征服了在現場的聽眾。
4月14日清晨，徐誌摩一行陪泰戈爾赴杭州，遊西湖。詩歌無國度，藝術無疆界。那一晚，在西湖的一葉舟子中，麵對滿天的星光、水光，一老一少兩位不同國籍的詩人論詩、吟詩，一直到天明。
4月23日，泰戈爾抵京。關於當時的盛況，報上曾這樣說——
印度詩哲泰戈爾已於昨日（二十三）下午七時抵京矣，泰氏一行於昨日上午由濟南乘坐專車北行，下午三時餘車抵天津，梁啟超曾赴車站歡迎，泰氏下車稍憩。適京奉快車已抵津站，泰氏隨同英人恩厚之、美女士葛玲、印度學者諾格、鮑斯、沈謨漢（均泰氏高足弟子）及徐誌摩等，改乘京奉車來京，王統照則因照料行李未同行也。下午七時十五分車到東站，赴站歡迎者有蔣百裏、林長民、陳源、林玉堂、張逢春等，尚有北大、師大各校多數教授學生，各團體代表及英美日本各界人士，共計約有四五百人。泰氏乘坐最末輛頭等車，到時歡迎者群聚車旁，鼓掌歡呼，泰氏則舉手為禮，下車後歡迎者群擁而行，途為之塞。泰氏穿青色長袍，戴絳色冠，蒼髯滿頰，令人望之肅然起敬。王賡率警前導，引出站門，泰氏即同隨行者乘坐汽車，向東長安街而去。昨晚下榻於北京飯店。
泰戈爾此次訪華，象征著印度和中國兩大古老文明的聯係。他來中國的目的，是加強中印兩大國在亞洲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泰戈爾看來，這種精神與西方務實主義結合起來，將成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礎。
對於這次泰戈爾訪華，講學社做了最充分的宣傳與準備。在接下來的一個月時間裏，泰戈爾先後在先農壇、清華、北京協和醫學校等處講學，引來了數以千計的學生與知識分子。
作為講學社安排給泰戈爾的翻譯，徐誌摩當然全程陪同。這期間，泰戈爾的身邊還曾站著另一位陪同與翻譯——林徽因。
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麵、郊寒島瘦的徐誌摩，有如蒼鬆竹梅一幅三友圖。徐氏翻譯泰戈爾的演說，用了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詩，飛瀑流泉，琮琮可聽。
一老兩少，老者仙風道骨如一樹蒼鬆立於中間，少的則玉樹臨風如修竹紅梅左右相伴，那一幅絕妙的歲寒三友圖，在當時有多轟動可想而知。有人就撰寫上麵一段來形容當時情形。三人的大幅照片，還被登在當天許多家報紙上。
5月8日，是泰戈爾六十四歲生日，按照講學社的策劃，北京學界要為他開祝壽會，地點在北京協和醫學校的禮堂。那也是泰戈爾訪華活動的高潮環節。
5月8日那天，北京協和醫學校的禮堂裏座無虛席，老詩人泰戈爾接受了主辦方贈送的十九張名畫，還有一件名瓷。這份珍貴的禮物幾乎讓他淚光盈睫，然而，精彩仍在繼續，梁啟超走上前，宣布將在那天為詩人贈一個中國名字。
梁啟超說，泰氏的名字是拉賓德拉（Rabindranath），意思是“太陽”與“雷”，如日之異，如雷之震，所以中譯當為“震旦”。而“震旦”是古代印度稱呼中國的名字。Cheenr Sthane重譯中文為“震旦”（意譯當為“秦土”），泰氏華名為“震旦”，也就是表征中印文華悠久結合的意思。再照我國往昔譯稱外國人名之例，加上印度的國名——天竺，詩人的中國名字，以國為氏，當為竺震旦。
泰戈爾當場獲得一顆“竺震旦”的大印章。
用英語演出泰戈爾的英文短劇《齊德拉》（Chitra），算是講學社為泰戈爾獻上的另一份禮物。
這個劇本的故事，是由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情節演變而成，大意是這樣的：齊德拉是馬尼浦國王的獨生女兒，這個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從小被國王當成兒子訓練，終成一位平定盜賊的女傑。鄰國有個王子叫阿俊那（Arjuna），發願苦行十二年。一天，王子在山林中坐禪睡著了，恰被入山行獵的齊德拉遇見，齊德拉喚醒王子，對王子一見鍾情，生平第一次為自己沒有美貌而遺憾。她向愛神祈禱，賜予她青春的美貌，哪怕隻有一天也好。愛神居然答應了她，給了齊德拉一年的美貌。擁有了傾城之貌的齊德拉果真俘獲了王子的心，與他結為夫妻。可這位公主到底不甘心冒充佳人，恰好丈夫也表示敬慕那個平定了盜賊的女英雄齊德拉，齊德拉則又祈禱愛神，收回她的美貌，在丈夫麵前恢複了自己的本色。
當時參加此劇的演出人員，梅紹武（梅蘭芳之子）曾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份演員表，載於印度國際大學1925年出版的《泰戈爾訪問中國》。名單如下：張彭春導演，梁思成繪景，林徽因飾公主齊德拉，張歆海飾王子阿俊那，徐誌摩飾愛神，林長民飾四季之神陽春，丁西林、蔣方震等飾村民，王孟瑜、袁昌英飾村女。
因為當時條件所限，排演極不易。沒表演經驗，又缺乏專業的指導，角色也不易分配。幸虧當時參演的這些名流都還算有錢人，幾百塊錢的服裝道具在他們來說都還能承擔得起。每個參演的人員也都極為賣力，尤其是林徽因和徐誌摩。
5月12日正式開演的那天，節目已排演得頗像那麼回事。
那天，林徽因穿著劇中齊德拉公主的長袍，操一口流利的英語，清脆柔媚，活脫脫一個外國國王的女兒。她與“愛神”徐誌摩的配合極為默契和諧，布置得富麗堂皇的舞台上，他們投入忘我的表演著，早已把台下黑壓壓的觀眾忘記，當然更不會注意到人群中那雙驚愕慍怒的目光——那是梁啟超的。
在那次演出中，林徽因可謂大出風頭，卻徹底惹怒了婆婆和大姑梁思順，為她和梁思成未來一段的情感生活埋下了一顆不快的種子。這還是後話。
歲寒三友，朝夕相處，舞台上一個扮公主，一個扮愛神，徐誌摩心中原本就未熄滅的火，再次烈烈地燃起來，他央求老詩人去找林徽因說情，望她“回心轉意”。
對於這個聰慧又靈秀的東方女孩，老詩人早就喜歡在心。在《齊德拉》演出結束，大紅帷幕落下的那一刻，老詩人就曾大步上前，拍著林徽因的肩膀誇讚她：馬尼浦王的女兒，你的美麗和智慧不是借來的，是愛神早已給你的饋贈，不隻是讓你擁有一天、一年，而是伴隨你終生，你因此而放射出光輝。
無奈此時的林徽因早已心有所屬，她冷靜地回絕了，這讓泰戈爾也有些遺憾。他在送林徽因的一首小詩裏發出輕聲的歎息：
蔚藍的天空
俯瞰蒼翠的森林，
他們中間
吹過一陣喟歎的清風。
天空，森林，清風，詩人用這一組看似極平常的比喻，來形容他們三人之間奇妙的關係，可謂再合適不過。天空多情，卻隻能對蒼翠的森林遙遙俯瞰。老詩人也隻能留下一陣清風似的歎息。
5月20日，是泰戈爾一行離開北京去太原的日子，徐誌摩陪同前往。
這一天，於徐誌摩來說是一個黑色的、痛苦得令人發瘋的日子。送別的車站上，車子還未啟動，徐誌摩已經在靠窗的小桌上鋪開紙筆。窗外的人群中，林徽因嬌小的身影在一片淚光模糊中晃動。上車前，她已告訴他，她和梁思成即將赴美留學去了。
徐誌摩向來害怕離別，而那一次，於他來說，無異於永別。
我真不知道我要說的是什麼話，我已經好幾次提起筆來想寫，但是每次總是寫不成篇。這兩日我的頭腦是昏沉沉的，開著眼閉著眼都隻見大前晚模糊的淒清的月色，照著我們不願意的車輛，遲遲地向荒野裏退縮。離別，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我的眼前又黑了！
信尚未寫完，車已開動，他要衝過去遞給車下的林徽因，同行的恩厚之見他太傷感，一把搶過來替他藏起。後來徐誌摩沒有再提起此事，恩厚之將那封信保存起來作為紀念，直到離開中國，帶回英國托特尼斯的達廷頓莊園。20世紀70年代梁錫華去拜訪，恩厚之讓梁錫華看了原件。
這封信，林徽因自然一生都未曾讀到。
其實，讀到又如何？她早已在此之前做出抉擇。
從這封信上看出，5月17日這一晚，林徽因曾與徐誌摩見過麵。也正是那次見麵，林徽因徹底向他攤牌——他們今生的緣分注定要到此為止了。她已考上半官費生，下個月就要和梁思成一起赴美上學。
去太原的路上，徐誌摩又寫了一首詩《去罷》。
去罷，人間，去罷！
我獨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罷，人間，去罷！
我麵對著無極的穹蒼。
去罷，青年，去罷！
與幽穀的香草同埋；
去罷，青年，去罷！
悲哀付予暮天的群鴉。
去罷，夢鄉，去罷！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罷，夢鄉，去罷！
我笑受山風與海濤之賀。
去罷，種種，去罷！
當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罷，一切，去罷！
當前有無窮的無窮。
一連串的“去罷”衝破詩人的胸腔，那是一種怎樣的絕望與沮喪嗬！
可這位飽受後世爭議的詩人，很快就又陷入了另一場婚戀風波。他倒是很坦誠，1925年3月，在給陸小曼的一封信裏，他毫不掩飾自己那天的痛苦。
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間那晚我離京向西時的情景……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時怎樣的心理，仿佛一個在俄國吃了大敗仗往後退的拿破侖，天茫茫，地茫茫，心更是茫茫，叫我不掉眼淚怎麼著？
泰戈爾來華期間，徐誌摩與陸小曼相識相戀。1925年11月間，徐誌摩在北京中街租下一處院子，陸小曼搬來同居。
徐誌摩和林徽因的婚戀之糾葛，至此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