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費氏夫婦去山西汾州（汾陽）一個偏僻的農村度假，那是坐落在汾州一個峽穀裏的小村落。一道從附近山上奔瀉而下的溪流，穿過長滿白楊的山穀，淙淙而下。沿溪旁散落著數十家小磨坊，受平遙電磨機中心的衝擊，那些小磨坊大部分都歇業了。曾經輪聲轆轆的磨坊集中地，現在倒成了一處風景絕佳的避暑勝地。
那裏是很多外國傳教士避暑消閑的地方，費氏夫婦即是受一位傳教士朋友的邀請來到這裏。那裏優美的自然風光和愜意的生活，又讓他們想到了另兩位朋友——梁思成和林徽因。
找到遼代木塔之後，梁思成又夢想著找到一座保存至20世紀的唐代木結構寺廟。他曾帶著人在華北一帶四處搜尋，卻是一無所獲。後來，他終於明白了，如果那樣一座寺廟確實塵封，它隻可能在某個遠離塵囂的地方。
峽穀裏度假的費氏夫婦忽發奇想，他們走過的這些地方，說不定有梁思成要找的木塔。
對於費氏夫婦的邀請，梁思成和林徽因欣然接受。
1934年8月，他們夫婦兩個一起赴山西，在山西又一次展開了野外考察。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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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子以外
1934年夏季的山西考察，成員隻有四個人：梁思成夫婦和費正清夫婦。對他們來說，那既是一次難忘的考察，又是一次難得的旅行。他們享受了在北平時也無從享受過的親密時光。
四人一起住宿，一起吃飯。飯桌上，梁思成妙語如珠，常常讓整頓飯都歡笑聲喧。他為那次考察製定了一個計劃，決定從山西太原省城開始，沿汾水南下直到趙城，一共考察八個縣。
最初的旅程充滿歡樂，四人嘻嘻哈哈地騎著毛驢或者徒步，到附近的一些寺廟去。稍遠一些的地方，他們就租傳教士的汽車去。
考察中，梁思成拍照和做記錄，林徽因則從寺廟的石刻上抄錄重要的碑文，費正清和費慰梅則做他們的學徒和助手。
在那一帶，他們見到的廟宇多是一些附屬的戲樓，梁思成把那些考察視為職前訓練——他要尋找的目標顯然不在這些戲樓中間。
就在一年多之前，在汾水下遊趙城附近的廣勝寺裏，一部宋版藏經的發現轟動了當時的學術界。如果出版物是宋代的，那麼廣勝寺本身也有可能是宋代建築物，那才是最讓梁思成急於想見到的。
從汾州到趙城，距離並不算遠，他們打算租一輛車，當天就能趕到。誰料身處偏僻峽穀裏的他們，不知道外麵的時局已風雲變色。當時盤踞山西的軍閥閻錫山，為了抵抗蔣介石南京政府軍北上，從德國買來整套的窄軌鐵路係統，沿路在公路路基上鋪設鐵軌，目的當然是阻止標準軌距的火車進入，同時阻斷汽車的通行。
被滿腔理想與熱情炙烤著的四位年輕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那個消息也絲毫沒有阻擋他們向趙城進發的腳步。他們仍然從傳教士那裏租來一輛汽車，還雇了一位快樂的美國司機，把帆布床、被褥、罐頭食品、測繪工具等日常用品一股腦扔上車——照常出發。
老天卻添亂，才出發沒多久就下起滂沱大雨，平日裏塵土飛揚的黃土路慢慢變成了爛泥塘。美國司機緊握方向盤，在高低不平的路上左衝右突，還是寸步難行。到那天日落時分，他們才趕出十幾公裏，還沒到河邊。
幾個人隻好下車，跟美國司機說再見。美國司機開車原路返回，四人到附近的一座寺廟裏去住宿，打算第二天再繼續前行。
讓林徽因興奮不已的野外考察生活，終於一點點向她展露出不友好的容顏。在那座幾天前他們還優哉遊哉地照過相的寺院走廊裏，他們支起帆布床湊合了一夜。第二天，四人租了兩輛驢車，雇船過河。
那天黃昏時分，他們被眼前那幅可怕的景象驚呆了：鏽跡斑斑的鐵軌，隨便地裝在公路的泥巴路基上，由於公路的路基本身就高低不平，那鐵軌也鋪得高高低低，歪歪扭扭。公路上靜悄悄的，連一個工人的影子也見不到。那樣的路，驢車也無法通過，他們隻好從鐵軌後邊溝裏一條狹窄的通道穿行而過。
路越來越難走，形勢的惡劣越來越超出他們的預期。越向南走，路況越差。能帶他們繼續前行的有輪工具，隻有人力車了，可那些人，當時幾乎全被征去修鐵路了，連人帶車，一個不剩。
好在，有位聰明的旅店老板，竟然以極低的價錢替他們找來三輛人力車，他們才得以繼續前行。人力車卻隻能給他們拖運行李，他們徒步跟在車後深一腳淺一腳前行，還要一路上聽人力車夫壞脾氣地咒罵著糟糕的路。
夜裏過夜歇腳也成問題，那些可住的寺廟已基本被修路的工人和士兵住滿。當地的旅館糟糕透頂，設施簡陋，人聲嘈雜，擠滿了南來北往的客商，他們隻得頂著渾身的疲憊繼續前行。夜色漫上來，前方村中一座高宅大院裏的燈火吸引著他們快步走上前，卻發現這裏早有士兵住著了……
泥濘不堪的道路，閻錫山的士兵，被破壞掉的公路和鋪設得歪歪扭扭的鐵軌，大聲說話的人力車夫，肮髒的旅館，為謀私人之利，把中國的藝術珍品、寺院壁畫賣給外國古玩商的寺僧……充滿了不測與不堪的行程，讓那次考察變得異常艱難，也讓梁思成和林徽因在那對美國夫婦麵前極為丟麵子，他們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這裏受到了踐踏。
梁思成畢竟接觸外界更多一些，他的脾氣也穩重，盡管困難重重，他還是不曾放棄心中希望。在停下來住宿的間隙，他會到處找一些當地的報紙來看。當他在報紙上看到趙城裏還有一座唐代的廟宇時，他們又咬牙繼續前行。
結果卻是讓人失望的，那是一座年代晚多了的建築，且沒有多大考察價值。
林徽因的心情越來越差，甚至在他們的朋友費正清和費慰梅麵前也絲毫不加掩飾。
徽因一如既往，對周遭事物極端的敏感。當她休息夠了的時候，對美麗的景色和有意思的遭遇迎之以喜悅。但是當她累了，或因為某種原因情緒低落，這時的她可能很難對付。其實，這次碰到的一些事，我們感覺都不太好。可是她在這時候就會大聲咒罵起來，這對從小受到父母教育要“隨時保持風度”的我來說，頗受刺激。我開始懷疑。她麵對現實而大聲抗議，而我為了要“保持風度”，卻靜靜地、消極地等待它過去，到底誰對？可能兩個都對，可能兩個都不對。我們是兩個不同的人，出自兩種完全不同教養的人。
曾經有一句話，在時下的年輕人群裏頗為流行：愛一個人嗎？那麼同他（她）一起去旅行，如果旅行過後你們還相愛，那就結婚吧。旅行中，不可預知的事情太多，最能見一個人的真性情，一個好的旅伴也常常是好的人生伴侶。那次旅行中，林徽因和梁思成都向他們的朋友們展露了自己性格中的另一麵。
每當林徽因情緒惡劣或者發脾氣的時候，梁思成總是以自己的豁達、包容和幽默來化解。事實上，野外考察對他來說也是相當辛苦的，車禍中受傷的腿和脊椎，讓他行動起來頗為不便，且常伴著疼痛。
然而，不管行程中有多少不快，最終，廣勝寺以其瑰寶般的考察價值對他們進行了一番獎勵。
那是一座典型的唐代結構的佛教建築，其漂亮的設計和眾多的鬥拱，都在無言地訴說著它在建築學上的價值。它地處一處向陽的山坡上，山坡擋住了山後吹來的寒風。山下寺前，有清冽的甘泉從石縫間噴出，又形成一泓清池。寺廟裏的壁畫保存完好，但它們又不同於現有的一些佛像古代壁畫，它們表現的多是世俗題材，壁畫上著了裝的演員，臉上描了古妝，是典型的平劇的臉譜。
那些發現，都讓梁思成和林徽因覺得興奮。他們不顧危險，攀上爬下，測繪記錄，直到兩周之後與費氏夫婦在汾州分手——費氏夫婦繼續回汾州，他們則要考察太原附近的晉祠。
在家裏罷，你坐在書房裏，窗子以外的景物本就有限。那裏兩樹馬纓，幾棵丁香；榆葉梅橫出風雅的一大枝；海棠因為缺乏陽光，每年隻開個兩三朵——葉子上滿是蟲蟻吃的創痕，還卷著一點焦黃的邊；廊子幽秀的開著扇子式，六邊形的格子窗，透過外院的日光，外院的雜音。什麼送煤的來了，偶然你看到一個兩個被煤炭染成黔黑的臉；什麼米送到了，一個人掮著一大口袋在背上，慢慢踱過屏門；還有自來水，電燈，電話公司來收賬的，胸口斜掛著皮口袋，手裏推著一輛自行車……
你氣悶了把筆一擱說，這叫做甚麼生活！
……
你詛咒著城市生活，不自然的城市生活！檢點行裝說，走了，走了；這沉悶沒有生氣的生活，實在受不了，我要換個樣子過活去。健康的旅行既可以看看山水古刹的名勝，又可以知道點內地純樸的人情風俗。走了，走了，天氣還不算太壞，就是走他一個月六禮拜也是值得的。
沒想到不管你走到哪裏，你永遠免不了坐在窗子以內的。
1934年9月，結束了山西的考察回到北平，林徽因寫下這篇散文《窗子以外》，來表達自己那次山西之行的感受。
那是她第一次走出書齋和家庭，走到外麵的世界中去。與她後來對社會更深刻沉鬱的洞察力相比，此時她對窗子外的世界，隻能算是走馬觀花，但畢竟那也是她走出自己的詩意世界，走向更廣闊的社會的開始。
同年10月，應浙江省建設廳長之請，梁思成和林徽因又到杭州商討六和塔重修計劃，後又去浙南武義、金華考察古建築。
1935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合撰《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對山西之行的考察做了一個完美的總結。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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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創作的高峰期
“真誠與樸實是天才的寶貴品質。”俄國著名戲劇教育家、理論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經如是說。
無論是讀林徽因的小說，還是散文、詩歌，除卻她文字的清麗，意象意境的優美之外，還有一點最為打動人，就是真誠。那彌漫在字裏行間的誠意，讓她的作品煥發出持久的藝術生命力，一如她這個人。她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在她的作品中，從不怯於向讀者袒露自己最真實的感情。這也許讓她某些作品讀來帶著太濃重的小我色彩，然而，這也正是她的可愛之處。
作品最主要處是誠實。誠實的重要還在題材的新鮮，結構的完整，文字的流麗之上。即作品需誠實於作者客觀所明了，主觀所體驗的生活。小說的情景即使整個是虛構的，內容的情感卻全得借力於迫真的，體驗過的情感，毫不能用空洞虛假來支持著傷感的“情節”！所謂誠實並不是作者必須實際的經過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而是凡在作品中所提到的生活，的確都是作者在理智上所極明了，在感情上極能體驗得出的情景或人性。許多人因為自疚生活方式不新鮮，而故意的選擇了一些特殊浪漫，而自己並不熟識的生活來做題材，然後敲詐自己有限的幻想力去鋪張出自己所沒有的情感，來騙取讀者的同情。這種創造既浪費文字來誇張虛偽的情景和傷感，那些認真的讀者，要從文藝裏充實生活認識人生的，自然要感到十分的不耐煩和失望的。
……
一個生活豐富者不在客觀的見過若幹事物，而在能主觀的能激發很複雜，很不同的情感，和能夠同情於人性的許多方麵的人。
所以一個作者，在運用文字的技術學問外，必需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麵，能在主觀與客觀之間，感覺和了解之間，理智上進退有餘，情感上橫溢奔放，記憶與幻想交錯相輔，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筆下才現著活力真誠。他的作品才會充實偉大，不受題材或文字的影響，而能持久普遍的動人。
1936年初，《大公報》文藝副刊出刊一年多之後，要把其中一年來刊載過的短篇小說結集印成單行本，林徽因應約寫下上麵這篇題記。
在這篇題記中，她真誠地為那些年輕的小說作家們號脈，並對症下藥，提出獨到的創作感受。這些創作感言，對熱愛寫作的人來說，不啻是一劑良藥，到現在讀來仍然讓人有醍醐灌頂之感。這篇題記，也能讓我們更好地解讀林徽因的文學作品。
毫無疑問，20世紀30年代，於文學家和建築學家林徽因來說，都是一個難得的黃金時期。頻繁的野外考察，讓林徽因走出家門，接觸了更廣泛的社會與人生，再回書宅，提筆落字，筆下也豐富厚重了不少。繼1931年夏秋季香山養病的詩歌創作小高潮之後，1934年到1937年，林徽因的創作再次井噴。
這一時期，她創作了大量的散文、詩歌、小說，還有一部四幕劇。
1934年5月，在《學文》第一期上發表短篇小說《九十九度中》。
1935年6月，發表詩作《吊瑋德》和短篇小說《鍾綠》《吉公》。7月，參加蕭乾在中心公園“來今雨軒”舉行的組稿活動。11月19日，撰寫散文《紀念誌摩去世四周年》。
1936年，寫詩《深笑》《別丟掉》《記憶》《題剔空菩提葉》《旅途中》《黃昏過泰山》《晝夢》《八月的憂愁》《靜坐》《你來了》《“九一八”閑走》《過楊柳》等，同時又寫了散文《蛛絲和梅花》，短篇小說《文珍》等。
1937年5月，朱光潛主編的《文學雜誌》創刊，林徽因為創刊設計封麵並任編委。是年，作詩《紅葉裏的信念》《時間》《古城春景》《去春》《前後》等，還創作了短篇小說《繡繡》，劇作《梅真同他們》。
與林徽因前期的作品相比，她20世紀30年代中後期的作品，除了保持前期的空靈唯美，更多了些沉鬱厚重。她不僅僅是用一支纖筆來描摹自己的苦樂人生，還把目光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與人群，她開始關注不同人的命運，對社會的不公給以含蓄的批判。在藝術上，無論是從結構還是語言，也都越發嫻熟，這在她的短篇小說中體現尤其明顯。
《九十九度中》是林徽因一篇極為重要的小說。這篇短篇小說大約一萬五千字的篇幅，在這篇小說中，作者以“現場實錄”的方式，用幾個不同的場景，反映了在華氏九十九度的酷熱高溫天氣裏，北平城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大戶人間大擺筵席，慶祝家中“長壽而又有福氣”的老太太六十九歲生日；小戶人家的女兒結婚辦喜事，卻因嫁給人家作填房，滿懷無奈與悲淒，“好像生活就是靠容忍與讓步支持著”；洋車夫打架鬥毆被巡警抓進又熱又臭的拘留所，出苦力的腳夫因中暑患霍亂而斃命……
這篇小說以其嫻熟的現代主義表現技巧，引起了文學界和批評界的注目。文學評論家李健吾在1935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對此評論道：
在我們過去短篇小說的製作中，盡有氣質更偉大的，材料更事實的，然而卻隻有這樣一篇，最富有現代性……《九十九度中》正是一個人生的橫切麵。在這樣溽暑的一個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們的眼前，沒有組織，卻有組織；沒有條理，卻有條理；沒有故事，卻有故事，而且那樣多的故事；沒有技巧，卻處處透露匠心。這是個人雲亦雲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來的麵目，在它全幅的活動之中，呈出一個複雜的有機體。
除此之外，林徽因的短篇係列《模影零篇》也極有影響力。這個短篇係列共包括《鍾綠》《吉公》《文珍》《繡繡》四篇，其中的《繡繡》被很多讀者視為林徽因不幸童年的縮影。
小說中繡繡是一個乖巧俊秀的孩子，“差不多超塵的清淨，美得好像畫裏的童神一般”，卻生活在一個不幸的家庭裏，母親懦弱無能、狹隘多病，脾氣似乎非常暴躁，種種的事都支使著繡繡去做，卻又無時無刻不咕嚕著，教訓著她的孩子。父親娶了新姨娘又生了小孩子，繡繡整日掙紮在父母親無窮無盡的爭執吵鬧之中，掙紮在沒有溫情，沒有愛，隻有矛盾與仇恨的親人之間，漸漸因病而死去。
文中她寫道：“但是以後我常常想到上帝不仁的排布，把這麼美好敏感，能叫人愛的孩子虐待在那麼一個環境裏，明明父母雙全的孩子，卻那樣零仃孤苦，使她比失卻怙恃更煢孑無所依附。”
“這世界上許多紛糾使我們孩子的心很迷惑。”這何嚐不是成年後的林徽因在叩問自己的父母，宣泄童年裏那份揮之不去的困惑與痛苦呢？
林徽因對戲劇一直情有獨鍾，她曾在二十年代表演過泰戈爾的短劇，也曾在美國學習過舞台設計。1937年她創作了四幕劇《梅真同他們》，劇本表現的是大戶人家裏一群年輕人的情感故事。主人公梅真是李家的丫頭，卻模樣俊俏，聰明伶俐，因此深得李家二太太的喜愛，她像李家孩子一樣讀書上學。這令心胸狹隘的長房大小姐十分妒恨，她常常借故諷刺、為難梅真。梅真暗戀著外地讀書歸來的二少爺，二少爺卻因顧忌家庭的反對和門第之差而猶豫不決……
這部四幕劇中的前三幕刊載於1937年5月到7月的《文學雜誌》上，第四幕原本預告在8月份刊出，“七七事變”後，中日戰爭全麵爆發，林徽因一家踏上南下避難之路，第四幕再也沒有寫出來。梅真的命運最終如何，也就成了一個永遠的謎。
從劇情的素材選擇來說，這個劇本的選材並不新鮮，戲劇衝突也並不強烈，不過是一個丫頭與大家小姐、少爺之間的情感故事。把一個丫頭寫得與少爺、小姐們一樣受到良好的待遇，多少有一些理想化，當然也就削弱了整部作品的社會批判性與深刻性。但林徽因詩意的語言，充滿浪漫的情思，及對劇中人物形象的刻畫，讓這個劇本極富可讀性，還是吸引了很多的讀者。
許多年後，有讀者還放不下梅真同那一群年輕人的命運，曾有人問林徽因：“梅真後來怎麼樣了？”林徽因回答：“梅真參加抗戰去了。”
縱觀這一時期的林徽因，她就像一棵正當壯年的樹，根在不斷向社會的深處紮，葉卻在生活的雲端微笑致意。她左手文學，右手建築，一手詩意，一手生活，在不同的領域裏開花結果，著實讓人羨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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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與地獄之間
也許，這世間再完美的婚姻，也免不了俗世風沙的打磨與糾纏。一對誌同道合的建築界伉儷，在事業中彼此支持，互幫互助，在生活中卻難免磕絆慪氣。下麵這封信是1934年2月27日林徽因寫給沈從文的，信中，林徽因將滿腹的苦水怨意肆意發泄：
二哥：
世間事有你想不到的那麼古怪，你的信來的時候正遇到我雙手托著頭在自恨自傷的一片苦楚的情緒中熬著。在廿四個鍾頭中，我前前後後，理智的，客觀的，把許多糾紛痛苦和掙紮或希望或頹廢的細目通通看過好幾遍，一方麵展開事實觀察，一方麵分析自己的性格情緒曆史，別人的性格情緒曆史，兩人或兩人以上互相的生活，情緒和曆史，我隻感到一種悲哀、失望，對自己對生活全都失望無興趣。我覺到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死去；減少自己及別人的痛苦！這或是暫時的一種情緒，一會兒希望會好。
在這樣消極悲傷的情景下，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雖然同情你所告訴我你的苦痛（情緒的緊張），在情感上我卻很羨慕你那麼積極那麼熱烈，那麼豐富的情緒，至少此刻同我的比，我的顯然蕭條頹廢消極無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銳上奔迸！
……
算了吧！二哥，別太虐待自己，有空來我這裏，咱們再費點時間討論討論它，你還可以告訴我一點實在情形。我在廿四小時中隻在想自己如何消極到如此田地苦到如此如此，而使我苦得想去死的那個人自己在去上海火車中也苦得要命，已經給我來了兩封電報一封信，這不是“人性”的悲劇麼？那個人便是說他最不喜管人性的梁二哥！
沒人知道她與梁思成吵架的原因，想來卻是相當嚴重的一次，竟然讓她產生“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死去”的想法。這與那個“太太的客廳”裏優雅美麗的女主人簡直判若兩人，可卻實實在在是林徽因——一個被生活瑣屑苦惱纏身而又滿腹怨言的女人，與尋常的婦人並無二致。
是的，任是誰的生活裏，也不可能隻有詩意。浪漫在雲端，生活在地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一切都係於心。林徽因不是女神，脫下白色勝雪的詩袍，摘掉女建築師的花冠，她就是生活中一位尋常的小女人。與丈夫吵架會哭會怨，家裏來了七大姑八大姨會疲於應付，孩子鬧了會發火，實在無法承載那種種的苦惱時，她便給親近的朋友寫信，一泄了事。
1935年年初，南京政府決定修繕和維護山東曲阜的孔廟，梁思成自然是首要人選。這年7月，他向政府遞交了調查報告，提出修複的建議和費用估價。這一年，他還擔任著北平市文物保護委員會的顧問。古都的許多寺廟、古建築都要加以修繕和加固，如此大的工作量，讓梁思成連野外考察也顧不上了，更不用說家事。
梁思成一心撲在工作上。林徽因的肺結核病又複發了，協和醫院的醫生要她臥床三年，那對林徽因來說簡直無法想象。她跟醫生討價還價，最後答應隻休息六個月，請一位訓練有素的看護來家，照顧她並順便幫她料理家事。
理想與現實，總是有著太大的出入。在那個人來人往的庭院裏，林徽因想安心寫作讀書似乎越來越難。
梁思成是梁家長子，父親梁啟超去世後，北總布胡同3號就成了梁家兄弟姊妹的大本營。林徽因是家中長女，母親常年跟她住不必說，與她同父異母的弟弟林恒也於1935年夏末來家。他來北平讀書，住在姐姐家似乎也是情理應當。
最初那個花月靜好的庭院，再無往日寧靜，熱鬧得不可開交。
林徽因的苦惱也源源不斷地湧來。
對建築與藝術的狂熱追求，讓她恨不得把自己的身心全部投入其中，可家裏的環境卻越來越讓她找不到安放一張書桌的地方。她覺得家務是一種負擔，每天為俗務糾纏是在浪費著她的時間和生命。
尤其是弟弟到來之後，家中更被一種不和諧的氣氛籠罩。
作為姐姐，林徽因深愛著這位同父異母的弟弟，她也在努力地培養他讀書成才。林徽因的母親卻對這個年輕人充滿敵意與排斥，他的存在，大約又勾起她對早年那段痛苦經曆的回憶，便不斷給林徽因找麻煩。
麵對越來越年邁體弱的母親和正值青春年少的弟弟，林徽因左不是，右不是，直似進了“人間地獄”：
這一次，或說這三天來，我自己的母親簡直把我逼進了人間地獄。我不是在用強硬、嚴酷的詞彙，也不是在用這樣的語句寫信。
……我知道自己其實是個幸福而走運的人，但是早年的家庭爭戰，已使我受到了永久的創傷，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點殘痕重現，就會讓我陷入過去的厄運之中。
1935年9月7日，林徽因在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上如此寫道。
此時，讓林徽因如身墮地獄的，自然不隻有那些讓她苦惱的家事，更大的根源也許來自頻繁的民族危機，那讓她常常處在焦慮、困惑與憂鬱當中。已經征服東北地區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正在向長城以南進犯。雖然此時還沒有發生正麵的血戰，但那些呼嘯著從空中飛過的飛機和隆隆駛過的軍車，就足以讓很多人驚懼不安。
1934年，日本強迫南京政府同意，把北平到天津的長城以南地區劃為非軍事區，他們在那裏建立了一個中國傀儡政府。
1935年，日本以不流血的手段，征服從山東到綏遠的華北五省，北平駐軍司令宋哲元奉蔣介石之命與日本人簽訂協議，把這些地區劃為中立區。
日本人持續得寸進尺，北平的氣氛日漸緊張。
麵對日本軍國主義的烈焰越燃越熾，北平城裏的許多知識分子在惶恐不安，那些熱血的青年學生卻率先行動起來。1935年12月9日，他們秘密組織大學生和城裏的中學生，舉行了一場盛大的示威遊行，帶頭的是燕京和清華的學生。
那天，成千上萬的學生不顧警察和他們保守父母的阻攔，他們身著一色的藍衣，高唱著一路向紫禁城前進。
林徽因的胞弟林恒也參加了，他失蹤了十二個小時，差點沒把家人急死。梁思成花了大半夜時間，到北京各醫院裏受傷的學生群中尋找他的下落。林徽因則在家裏，到處打電話。
那次示威遊行中，很多學生都遭到凶狠的毒打，有的被打到半死或重傷，林恒也沒能幸免。那天半夜的時候，他們總算在西城一處偏僻的角落裏，找到了渾身是傷的林恒。也就是那次事件，讓這位年輕人改變讀書救國的初衷。養好傷後，他一句話沒說就放棄了清華大學工程係的學業，投考了空軍航校。
那次遊行，梁思成的妹妹梁思懿也參加了，她是燕京大學的領袖之一。當時情形凶險，警察還在到處搜捕遊行學生，林徽因隻得為小姑化裝，送她上了南下的列車。梁思懿後來成為一名積極而活躍的共產黨員。
國恨家仇麵前，人如亂世飄蓬，林徽因所渴望的靜好生活離她越來越遠。好在，彼時，她的身邊還有費氏夫婦這樣的好朋友。為了讓林徽因更好地排遣，他們在那個秋冬季節教會了林徽因騎馬。
彼時，費正清和費慰梅經常去俱樂部騎馬，那是駐北京的外國人為了玩馬球而從蒙古引進的馬，當時還少有中國人騎。林徽因很快就喜歡上了這一運動方式。
正是北平的秋冬時節，從城門外跨上馬，就可以到城外的鄉村去。那時候，北平郊外是一望無垠的大平原，農作物一直種到城牆邊。那也是北平一年四季中空氣最為清冽的季節，空氣似乎都是閃亮透明的。田野中，風吹草浪，路邊不時可見散落的低矮民房。大平原的邊上，黛青色的西山和北山，靜靜地橫臥在藍天下。
林徽因為自己置備了一雙馬靴、一套暖和的衫褲及一頂暖和的毛氈帽，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精神的女騎師，坐在馬背上，如英氣勃勃的少女。他們勒馬緩緩地穿過田野，到四周的農村尋幽訪勝，偶爾也到圓明園或元代的城牆遺址去轉轉。
風已經很涼了，把林徽因的臉吹得通紅。她的那雙黑黑的眸子，卻是閃閃發亮。騎馬運動讓她的身體和心情都大有好轉。
那也許是在那一片愁雲慘霧中，生活賜予林徽因的難得的一抹亮色。可惜，那樣的日子很快就結束了。1935年歲末，費正清和費慰梅夫婦結束了自己在北平的學業，打道回國了。但那份友誼卻不曾中斷，他們書信往來，在信箋紙上彼此傾訴和傾聽。
就在費慰梅回國兩個月後，她收到了林徽因的第一封信。
最親愛的慰梅和正清：
……自從你們兩人來到我們身邊，並向我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對生活以及總體上對未來的新看法以來，我變得更加年輕、活潑和有朝氣了。每當我回想起今年冬天我所做過的每一件事，我自己都會感到驚訝並充滿感激之情。
你們知道，我是在雙重文化的教養下長大的，不容否認，雙重文化的接觸與活動對我是不可少的。在你們倆真正在（北總布胡同）3號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我總是覺得若有所失，缺了點什麼，有一種精神上的貧乏或孤獨感需要營養，而你們的“藍色書信”充分地補足了這一點。另一方麵，我在北平的朋友都比我年歲大，比我老成。他們提供不了多少樂趣，反而總是要從思成和我身上尋求靈感和某些新鮮的東西。我常有枯竭之感。
……今秋或初冬的那些野餐、騎馬（還有山西之行）使我的整個世界煥然一新。試想如果沒有這些，我如何能熬過我們民族頻繁的危機所帶來的緊張、困惑和憂鬱？
……
這封信中，費氏夫婦之於林徽因的意義，她剖析得非常清楚，也非常真誠。真正的朋友也許就是這樣子的吧：他是夏日酷暑的一縷清風，可以予你清涼撫平你的煩躁；他更是寒冬中的一片暖陽，替你驅走人生路上的寒冷與寂寞。而朋友最貴是相知，是包容，這對來自異國的夫婦，從某種意義上說，確實曾經把林徽因從地獄拯救到天堂。
我們常說林徽因是一個幸福的女人，這也是她幸福生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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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以赴的考察
1936年的華北，正處在一種大戰前的可怕平靜中，空氣中卻已充斥著風雨欲來的危險味道。那些還沒來得及考察的古建築，讓這對建築伉儷憂心如焚。在給朋友費正清和費慰梅的信中，梁思成的憂慮溢於言表。
對古物的愛好和保護，與日本軍閥全然不相幹。盡管他們國家的人也同樣熱愛我們的古代文化（這是他們自己文化的源泉）。即便是早在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我每一次考察旅行總是因為越來越近的新日本大炮的震響而突然中斷。顯然我們在華北工作的日子已經不多了。在真正中斷之前，我們打算要在這個地區全力以赴。
1936年夏天，梁思成和林徽因再次赴河南、山西考察。這次他們是到著名的中國石刻藝術寶庫之一——龍門石窟。
最親愛的慰梅和正清：
……我徑坐在龍門最大的露天石窟下麵，九尊最大的雕像以各種安詳而動感的姿態或坐或立地盯著我看（我也盯著他們！）……哦！我簡直興奮得透不過氣來，眼前的一切景象都令我如此激動……麵對這樣壯觀的景象，對它們的一種敬畏感使我折服。這種敬畏感，隻能來自於親眼所見的經曆。
愛你們 菲麗絲
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龍門
與費慰梅和費正清通信，已經是林徽因生活中重要的一項內容。無論是在北平家中，麵對一地家務瑣事的煩惱，還是在考察途中，那些點滴發現與喜悅，她都願意寫下來，與那兩位遠隔重洋的朋友分享。
結束了對龍門石窟的考察後，他們又去了河南開封。
親愛的慰梅和正清：
……沒有時間寫詳細的信，但這應該能給你一個我們所處境遇的概念。此後，我們將要穿越山西的二十三個縣。我們不得不確保食宿。（以便我們有足夠的精力繼續工作。）我老忘不了慰梅愛說的名言，“惱一惱，老一老”——事實上我堅守這個明智的說法，以保持我青春的容貌……整個旅途中，我們都思念著咱們一起踩著爛泥到（山西）靈石去的歡樂時刻。
愛你們 菲麗絲
（一九三六年）六月三日
開封
營造學社幾年來的野外考察中，梁思成與林徽因及同仁們有很多重要發現，但那些成果裏，年代最早的還是限於宋遼時代。當時的日本建築學界曾有人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結構建築，要看這樣的實物，隻有到日本奈良去。
這句斷言，就像一根刺一樣紮在梁思成的心口，讓他耿耿於懷。
英國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梁思成曾反複讀過多次。裏麵的兩幅壁畫吸引了他的注意，壁畫中描繪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的全景，每座寺廟都標注了名稱，其中，地處五台山外圍的大佛光寺，標注說明建於唐代。
這個發現，讓梁思成和林徽因興奮不已，他們決定再去山西碰碰運氣。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和紀玉堂一行四人，乘火車去太原，又從太原折向北行，坐汽車，換騎馱騾，一路顛簸著進了五台山。
在那裏，五台山的懷抱中，建於公元857年唐代木構建築佛光寺，正在靜候著這群遠方的朝拜者。
對於那樣一個重大的發現，旁人一切的修飾與描述或許都顯無力蒼白，梁思成曾在文中詳細地記錄下他們當時發現、測繪佛光寺的整個過程：
佛光寺在南台豆村鎮東北約五公裏之佛光山中。伽藍是依著山岩布置的，正殿居於高台之上，俯臨庭院，有二三十棵老鬆環繞。氣勢魁偉。一層高，雄大、堅固和簡潔的鬥拱，深遠支出的屋簷，一望可知年代久遠。但能比我們先前所發現的最古木構建築還要老嗎？
……
第二天開始做仔細的調查。鬥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礎都細看過。無論是單個或總體，都明白顯示晚唐時期的特征。但我最大的驚喜是爬進天花板上麵的黑暗空間時，看到一種屋頂架構，其做法據我所知，隻有在唐代繪畫中才有。使用雙“主椽”（借用現代屋頂架的術語），而不用“玉柱”，這和後世中國建築的做法全然不同，出乎我們的意料。
這座殿因為有“平閉”頂板，梁架上部結構都被頂板隱蔽，斜坡殿頂的下麵，有如空閣，黑暗無光，隻靠經由簷下空隙，攀爬進去。上麵積存的塵土有幾寸厚，踩上去像棉花一樣。我們用手電筒探視，看見脊條已被蝙蝠盤踞，千百成群地聚擠在上麵，無法驅除。脊檁上有無題字，還是無法知道，令人失望。我們又繼續探視，忽然看見梁架上都有古法的“叉手”做法，是國內木構中的孤例。這樣的意外，又使我們驚喜，如獲至寶，鼓舞了我們。
照相的時候，蝙蝠見光驚飛，穢氣難耐，而木材中又有千千萬萬的臭蟲（大概是吃蝙蝠血的），工作至苦。我們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頂內，與蝙蝠臭蟲為伍，或爬到殿中構架上，俯仰細量，探索唯恐不周到，因為那時我們深怕機緣難得，重遊是不容易的。
……
我們工作了幾天，才看見殿內梁底隱約有墨跡，且有字的左右共四梁。但字跡被土朱所掩蓋。梁底離地兩丈多高，光線又不足，各梁的文字，頗難確辨。審視了許久，各人憑自己的目力，揣測再三，才認出官職一二，而不能辨別人名。徽因素來遠視，獨見“女弟子寧公遇”之名。
施主是個女的！而這位年輕的建築學家，第一個發現中國最珍稀古廟的，也是個女人，顯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徽因深怕有誤，又詳細檢查階前經幢上的姓名。幢上除有官職者外，果然也有“女弟子寧公遇”，稱為“佛殿主”，名列在諸尼之前。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十一年”，相當於公元八五七年。
……
殿的年代因此就可推出了。這比以前發現的最古木結構還要早一百二十七年，是我們這些年搜尋到的唯一唐代木構建築。不僅如此，在同一大殿裏，我們找到了唐朝的繪畫、唐朝的書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築。個別地說，它們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們就是獨一無二。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行在佛光寺整整測量了一周，他們對整個建築群進行了察看、測量、照相。
那一周裏，他們天天都處在一種愉悅中，盡管測量的過程非常辛苦。
離開寺院前，梁思成把他們的重要發現向太原教育廳報告，詳細陳述了佛光寺的珍貴，敦促他們做好永久保護的計劃。
情緒激昂中，他和林徽因決定明年再來，且要帶著政府的修繕資助來。
他們哪裏會想到，那樣的想法，注定是終生無法實現的一個幻夢了。
1937年7月15日傍晚，在辛苦忙碌了一天之後，梁思成照例展開才拿到的一捆報紙來讀。當他躺在帳篷裏的帆布床上，把報攤開，一行大標題赫然在目——日軍猛烈攻我平郊據點。
日本對華全麵戰爭爆發了。
因為當時的報紙都是從太原來，那幾天公路淹水，報紙延誤。當梁思成他們看到這個消息時，“七七事變”已經過去了整整一星期。
他們從發現佛光寺的狂喜裏，一下子跌進了無限的恐慌：北平危殆，親人們如何了？可從報上得知，津浦、平漢兩路已不通車。他們回北平的路唯有北出雁門，經大同，沿平綏鐵路，回返到日軍已兵臨城下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