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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
寶寶：
媽媽不知道要怎樣告訴你許多的事，現在我分開來一件一件的講給你聽。
第一，我從六月二十六日離開太原到五台山去，家裏給我的信就沒有法子接到，所以你同金伯伯，小弟弟所寫的信我就全沒有看見。（那些信一直到我到了家，才由太原轉來。）第二，我同爹爹不止接不到信，連報紙在路上也沒有法子看見一張，所以日本同中國鬧的事情也就一點也不知道！
第三，我們路上坐大車同騎騾子，走得頂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縣，有報，可以打電報的地方，才算知道一點外麵的新聞。那時候，我聽說到北平的火車，平漢路同津浦路已然不通，真不知道多著急！
……我們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來占北平，我們都願意打仗，那時候你就跟著大姑姑那邊，我們就守在北平，等到打勝了仗再說。我覺得現在我們做中國人應該要頂勇敢，什麼都不怕，什麼都頂有決心才好。
第八，你做一個小孩，現在頂要緊的是身體要好，讀書要好，別的不用管。現在既然在海邊，就痛痛快快的玩。你知道你媽媽同爹爹都頂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過幾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來，我再來北戴河看你，如果還不平定，隻好等著。
……
媽媽
1937年7月15日，在山西代縣，林徽因和梁思成從報上得知“七七事變”已經爆發，立即收拾行裝回家。當他們沿北路，躲開日本軍隊和中國傀儡軍，輾轉繞道回到北平，看到一家老少都平安，緊懸的心這才稍稍放下。
此時，他們的女兒梁再冰正同大姑一家在北戴河避暑度假，上麵這封信即是林徽因回家後寫給女兒的家信。
或許是北平城暫時的風平浪靜讓林徽因沒有預料到未來形勢的凶險，更或許是她刻意在孩子麵前表現出的一份從容、鎮定，這封信中，林徽因一如既往的樂觀、風趣，而她“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的氣節，更是讓人欽佩讚歎——一個美麗、柔弱的身軀裏卻蘊藏著火山一樣的能量與熱情。
1937年7月7日，於整個中國來說都是痛苦的一天，也是難忘的一天。從這一天開始，日本帝國主義公然撕下所有的偽裝，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這一天，也是中華民族全民族抗戰的起點。
7月，北平的盛夏燠熱難當。國民黨二十九軍在盧溝橋打響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槍，也點爆了全民族蓄埋心中已久的怒火。
“保衛盧溝橋！”“發動華北民眾，援助二十九軍抗日！”“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出中國！”“完成五萬條麻袋運動！”憤怒的呼聲此起彼伏，熱浪一樣滾動在北平城上空。
對於英勇抗戰的二十九軍，各地民眾以各種形勢支持，他們送來慰問信、慰問品；平津學生組織戰地服務團，到前線救護傷員、運送彈藥；盧溝橋地區的居民為部隊送水、送飯，搬運軍用物資……
北平城內，大學生、中小學生、普通老百姓，愛國熱情也空前高漲，他們紛紛成立“勞軍團”，走上街頭，流著汗水，在七月驕陽下奔走相告，為支持二十九軍征集麻袋，做宣傳演講。
那些麻袋裏裝了沙土，被運往東四、西四，東單、西單、王府井……
要開戰，我們不怕，北平的許多街口都已築起了街壘……
街壘又撤除了，要和談了，要開戰了……
那些天，流竄在北平上空的各種消息比北平的風向轉得還快，霎陰霎晴，霎喜霎憂，雲裏霧裏，讓人難辨真假。
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在報上關注著北平的時事消息，形勢正朝著他們無法預料的凶險方向發展。炮聲離北平城越來越近，蔬菜已進不了城，城裏物價暴漲。麵粉原來一元錢一袋，如今漲到六元一袋，還買不到。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軍按預定計劃向北平發動總攻。當時日軍集結各路約一萬人，在一百餘門大炮和裝甲車配合、數十架飛機的掩護下，向駐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國第29軍第132、37、38師發起全麵攻擊。
南苑是日軍攻擊的重點，第29軍駐南苑部隊約八千餘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訓的軍事訓練團學生一千五百餘人）浴血抵抗，激戰中，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不少軍訓團的學生也在戰鬥中獻出了年輕的生命。
愛國將士與學生們用生命與血肉之軀譜寫了一曲悲壯的戰歌，那震天動地的炮火聲持續了整整一夜……
北總布胡同3號，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家，窗戶玻璃被炮聲震得嗒嗒作響，他們兩個也一夜未曾合眼。大戰要來了嗎？無情的炮火就要降落到這座美麗的古城。
炮火聲稀，天亮了。可怕的一切並沒有發生，太陽依然照常升起。天空湛藍，隻是碧藍的天空被巨大的機鳴籠罩了，大隊的日軍飛機由東邊飛來，再向西邊和南邊飛去。
1937年7月28日夜，二十九軍副軍長宋哲元撤離北平。
7月29日，北平城淪陷，日軍分三路入城，全城戒嚴四小時。
接下來的數日之內，城內外交通斷絕，往日喧囂熱鬧的古城，一下子沉寂了。街頭沒有了奮力疾呼的學生，胡同巷子也一片寂然，家家關門閉戶。北平已然變成一座孤島。
政府部門已開始撤離、疏散，營造學社也決定暫時解散。社長朱啟鈐不願意離開北平，他把學社交給了梁思成。
為防不測，那些天裏，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直在忙著清點、整理學社的研究資料。
那是一件煩瑣又讓人憂傷的事情，林徽因曾在信中對女兒說：我們就守在北平，等打了勝仗再說。可那些他們千辛萬苦收集來的資料，那些測繪圖稿、測量數據，那些寶貴的照片、底片、建築模型等，如果毀於戰火或落入日本人手中，於中國建築研究的損失都是無可估量的。
他們決定把那些整理好了，將其中不易攜帶的一部分存入天津租界英國銀行的保險庫。
一直埋頭整理資料的梁思成與林徽因，內心其實同他們的老社長朱啟鈐老先生一樣，他們打心眼裏不願意離開北平。可這年8月的一天，一封署名“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把梁思成他們流亡的日子提前。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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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煙滿途到長沙
告別，如此艱難，又如此迫在眉睫。
自從接到日本人的請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就再也沒有平靜過。這場民族災難的製造者，如今卻要求梁思成參加“東亞共榮協會”，那在梁思成看來就是讓自己做漢奸——怎麼可能？！
東西整理得極慢，七年了，他們像一棵樹，深深地在北總布胡同3號紮下根，盤根錯節，難以割舍的東西太多：書籍，古董，大人、孩子的衣物，朋友之間的通信……坐在那成堆的舊物之間，林徽因和梁思成隻覺得滿腹的憂愁難以言表。這場民族災難來得如此迅猛，他們第一次感到了前途的渺茫和不可預知……
天津是他們能想到的第一避難所，那裏有意大利租界梁家舊宅。更重要的是，梁思成想把營造學社一些無法帶走的重要資料、文獻托給英國一家銀行保管。
或許是過度勞累，林徽因又劇烈地咳嗽了。臨行前，他們去醫院做了一次檢查，醫生給出的警告讓人沮喪——林徽因的肺部已出現空洞，任何一次感冒或者別的什麼不慎，都將導致嚴重的後果。但林徽因已不再在乎，她聽天由命。
梁思成也好不到哪兒去，他被診斷為脊椎軟組織硬化症。醫生為他設計了一副鐵架子“穿”在襯衣裏麵，以支撐脊椎，那讓他原本羸弱的身體更是雪上加霜。
臨行前一夜，他們一直忙到淩晨三點才睡。
1937年9月5日清晨六點鍾，北總布胡同還被籠罩在一片朦朧的晨光中，兩個年幼的孩子還在沉沉地睡著，梁思成和林徽因卻不得不喚醒孩子，攜家帶口，踏上漫長的流亡之路。
東西丟了也就丟了，最讓他們放不下的是京城的朋友。彼時，錢端升的太太和葉公超的太太都還住在梁家，他們卻悄悄地忍著沒敢前去同他們告別。在北總布胡同3號生活了七年的一家人，就這樣硬生生地把自己從那個小院裏扯出來，轉身融入茫然的未知。
從此，他們再沒有回到那個小院。
那一次與他們同行的，除了兩個孩子、林徽因的母親，還有清華的兩位教授。他們打算從天津坐船到青島，再從青島去濟南，之後想辦法去長沙。
接下來的旅程，遠比他們預想得更加艱難可怕。
彼時的天津，已處在日本軍隊的控製之下。車站、大街上，到處是荷槍實彈的日本兵，天橋上也架起機關槍。每一個過往的旅客，都受到嚴厲的盤查。看到那些滿臉殺氣騰騰的日本兵和他們手中寒光閃爍的刺刀，兩個孩子嚇得直往大人懷裏鑽。
天津已非安全避難之地。
在天津稍作停留，安頓好手頭的資料、文獻，他們就搭乘一艘英國的商船，從天津新港出發駛往煙台。船到煙台，中國軍隊正在煙台對峙，戰爭如箭在弦上。不敢停留，他們下船後即刻換乘去濰坊的汽車，再由濰坊去青島，第二天一早，又乘從青島開往濟南的第一班火車。
那一路上，他們才知道，大半的中國大地已被戰爭的陰雲籠罩。尤其是膠東半島，更是滿目瘡痍。火車站裏人滿為患，擠滿了麵容愁苦的逃難人。火車行駛得很慢，因為空中不時有日軍的飛機呼嘯而過，每當此時，火車就要停下來，拉響警報，車上的男男女女便下車去，等日軍的飛機飛遠，再繼續上車前行……
那些衣衫襤褸的士兵，不時出現在公路旁、車行道上，帶著他們簡陋的作戰裝備，卻讓人分不清，他們是開往前線還是撤向後方。
戰時的一切，都是那樣混亂無序。
沿濟南一直南下，經徐州、鄭州、武漢，直到10月1日，他們一行才抵達長沙。彼時，金嶽霖、張奚若、陳岱孫等許多老朋友早已先他們抵達。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後，教育部將清華、北大逃亡出來的師生在長沙組成了臨時大學。這些樂觀又堅強的教授們，在國難當頭的時刻，化悲憤為力量，他們不計條件的簡陋與艱苦，很快就在那裏草草安下家，希望能早日為國家效力。
由盧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把中國所有的鐵路都走了一段！最緊張的是由北平到天津，由濟南到鄭州。帶著行李小孩奉著老母，由天津到長沙共計上下舟車十六次，進出旅店十二次，這樣走法也就很夠經驗的，所為的是回到自己的後方。現在後方已回到了，我們對於戰時的國家僅是個不可救藥的累贅而已。
這是1937年10月，林徽因在給朋友沈從文的信中寫下的一段話，不無愁苦又不無幽默。
後方在何方？戰爭頻仍的歲月，哪裏又是林徽因他們所渴望的後方？
一家人抵達長沙，長途奔波勞累，加之水土不服，林徽因患上嚴重的腹瀉。林徽因的母親也病倒了。
老少一大家子，最要緊的是解決住宿問題，可彼時的長沙城裏，已找不到像樣的房子。最後，在朋友們的幫助下，他們一家總算在緊靠長沙火車站的一戶劉姓人家租下一棟房子。這是一棟二層灰磚小樓，房東住樓下，樓上兩間租給他們。每天，火車轟隆隆從他們的窗下駛過，那巨大的聲響，震得人耳膜發麻。可總歸有了住處。長沙韭菜園教廠坪134劉宅，就成了接下來一段時間裏林徽因和梁思成在長沙的暫時居所。
兵荒馬亂的歲月，已經無從談什麼事業。至於考古，隻能維持著它不死，待戰後恢複也許就是最好的法子。個人生活很苦，在林徽因看來，並不至於苦到“不堪”。但她還是覺得自己正在日漸淪為純淨的“糟糠”的典型，烹調、課子、洗衣、鋪床，每日如在走馬燈中過。
從北向南，千裏迢迢奔長沙來，以為在這裏能找到他們的後方。來了才發現，長沙的大地和天空也不是那麼安靜。空中不時會有日本人的飛機穿來飛去，城市裏不時響起警報聲，跑警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每當警報聲猝然響起，一家老少便互相攙扶著跑到臨時大學空曠的校園裏暫時躲避。最初讓人驚恐，久而久之成了日子的點綴——直到日本飛機上的炮彈真正掉落下來。
進入10月，長沙便進入秋冬季節的連綿雨季。整日陰雨連綿，屋裏的一切都散發著一種黴味，被子似乎都能擰出水。那種天氣對林徽因的身體非常不利，她咳嗽，腹瀉，心情也隨之變得陰鬱。好在，她的身邊有一位比她更樂觀有趣的夫君。
梁思成曾是清華校園裏的活躍分子，在難耐的流亡生活中，他一邊同林徽因批評著教育部組織不力，讓這些原本應當為國家做些什麼的學者教授們進退不得，簡直成了抗戰的累贅；一邊也在積極地組織起一支小小的歌詠隊，帶領大家一起唱起《國歌》。長沙街頭的抗日救亡活動，正在火熱進行中，他們這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又怎能坐以待斃？
當嘹亮又滿含悲憤的歌聲縈繞在那棟灰色的小磚樓上空時，過路的行人常常都被感染，他們會駐足靜聽。那是一支奇異的歌詠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聲音有時也顯得參差不齊，但那歌聲裏的傳遞出的愛國熱情與信念卻是相同的，如此鼓舞人心。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也來到了長沙。隨著長沙形勢的漸趨緊張，梁思永供職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要遷往昆明去。作為營造學社的負責人，梁思成也在考慮到昆明去。
林徽因卻為此猶豫不決。
越來越頻繁的空襲警報聲，已經證明戰爭的危險離長沙也越來越近了。可到昆明，一路上翻山越嶺要經曆多少艱辛？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這一路上可吃得消？最主要的是，他們手頭越來越緊張了。算來算去，如果到昆明，他們身上可能也就隻剩下三百來塊錢。學社沒有收入，他們兩個人也沒有經濟來源，這三百多塊錢就是他們到昆明後所有的家當了。如何安家，如何生活？
商量的最後結果——先停幾天看看情況再說，梁思成想先與“中美庚子賠款基金”聯係上，看能否為營造學社申請一筆研究基金。
日本人的炮彈卻不給他們任何等的機會，在那個難得的久雨初晴天，它們攜帶著一個民族對另一個民族的欺淩，從天而降……
1937年11月24日，在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命曆程中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日子。這一天，日本人的炸彈直接在他們的頭頂炸響，把他們的屋頂掀翻……
最最親愛的慰梅、你們的家人以及周圍的朋友們：
你們現在一定在為我們擔心，但請放心。就算事情變得對我們更糟糕，我們隻能在很可怕的緊張黑夜和不樂觀的現實中，采取放鬆的態度。……事情變得越來越可怕的時候，我們要麼把情況看得清楚明白，要麼放鬆下來。……我們不得不以這樣或什麼別樣的麵貌出現，對嗎？現而今，我們總是會奮力活下去。昨天，在日機對長沙的第一次空襲中，我們的住房就幾乎被直接擊中。炸彈就落在距我們的臨時住房大門十五碼的地方，在這所房子裏我們住了三間。當時我們——外婆、兩個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生病。轟炸機如期而至。（事先警報有些疏忽。）……
沒人知道我們怎麼沒有被炸成碎片。聽到地獄般的斷裂聲和頭兩響稍遠一點的爆炸，我們便往樓下奔，我們的房子隨即四分五裂。全然出於本能，我們各抓起一個孩子就往樓梯跑，可還沒來得及下樓，離得最近的炸彈就炸了。它把我拋到空中，手裏還抱著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卻沒有受傷。同時房子開始軋軋亂響，那些到處都是玻璃的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全都坍了下來，劈頭蓋腦地砸向我們。我們衝出旁門，來到黑煙滾滾的街上。（幸運的是牆壁沒有崩塌。）
……
當我們往聯合大學的防空壕跑的時候，又一架轟炸機開始俯衝。我們停了下來，心想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們寧願靠攏一點，省得留下幾個活著的人去承受那悲劇。這顆炸彈沒有炸，落在我們正在跑去的街道那頭。我們所有的東西——現在已經不多了——都是從玻璃碴中撿回來的。眼下我們在朋友那裏到處借住。
……在空襲之前我們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飯館，而是在一個小爐子上欣賞我自己的手藝，在那三間小屋裏我們實際什麼都做，而過去那是占用整整一棟北總布胡同三號的。我們交換著許多懷舊的笑聲和歎息，但總的說來我們的情緒還不錯。每天晚上我們就去找那些舊日的“星期六朋友”，到處串門，想在那些妻兒們也來此共赴國難的人家中尋求一點家庭溫暖。
……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雲南去……我們的國家仍然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們還隻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裏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指昆明）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
致以我全部的愛 菲麗絲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這封信中，林徽因向朋友費正清一家平靜地敘述著黑色的11月24日，還有他們來長沙之後的生活。
何等恐怖的一幕，離死神隻有一步之隔，她娓娓道來，如同在講著別人家的故事。何等艱苦的日子，貧病交困中，她仍然不失北總布胡同3號“太太的客廳”女主人的風采。而那個堅強、豁達，從容、冷靜的林徽因——卻隻能從她的信件原文中才能一點點切身感受到。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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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昆明去
長沙再也不能待下去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在積極做著去昆明的準備。
長沙到昆明不通火車，原本買了12月2號的汽車票，為了等一位叫周寄梅的朋友，梁思成又把票退了，再去買時，卻發現連7號的票也賣光了，隻好買了8號的。
1937年12月8日清晨五點鍾，梁思成一家五口再次塞進嚴重超載的汽車，從長沙開往昆明。
曾經熟悉的朋友，再一次星散而去，不知流落何方，更不知何時相遇。
一直被梁家視為“家人”的金嶽霖，彼時正和聯合大學的一組人馬在南嶽暫居，長沙被轟炸的消息直到一周後才抵達他們那裏。而當梁家啟程五星期後，他仍然一個人留在湖南，在給費慰梅夫婦的信中，他曾寫道：“我離開了梁家就跟掉了魂似的。”
是的，戰時歲月裏的每一次別離，也許都意味著永遠的別離。
同樣，戰時歲月裏每一次難得的相聚，都會給人帶來巨大的驚喜。
梁家一家從長沙出發時，沈從文人正在武昌。從長沙去昆明，湖南沅陵是必經之地，那裏正是沈從文的家鄉。他連連寫信，叮囑梁思成、林徽因，一定要去他的老家小住幾日，去看看他的家鄉和親人，領略一下他筆下的湘西風情。
沈從文是與林徽因關係極為親密的朋友之一，還在北總布胡同3號時，沈從文便是梁家常客。三十年代，他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是當時中國文壇舉足輕重的文學重鎮，林徽因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在《大公報·文藝副刊》刊出。也可以說，沒有沈從文《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極力舉薦，就沒有20世紀30年代文學家林徽因的耀眼升空。
林徽因更為沈從文筆下的湘西所迷，她常說，沈從文的性情有詩性氣質，他筆下的湘西，更是散發著田園牧歌般的清新與純美。
二人信來信往，無話不說，信上林徽因都是親切地稱呼沈從文為“二哥”。
12月9日，真的到了“二哥”筆下的湘西了，林徽因迫不及待地在信紙上向沈從文傾吐著她對湘西的最初印象：
二哥：
……
今天中午到了沅陵。昨晚裏住在官莊的。沿途景物又秀麗又雄壯時就使我們想到你二哥對這些蒼翠的，天排布的深淺山頭，碧綠的水和其間稍稍帶點天真的人為的點綴，如何的親切愛好，感到一種愉快。天氣是好到不能更好，我說如果不是在這戰期中時時心裏負著一種悲傷哀愁的話，這旅行真是不知幾世修來。
昨晚有人說或許這帶有匪，倒弄得我們心有點慌慌的，住在小旅店裏燈火熒熒如豆，外邊微風撼樹，不由得不有一種特別情緒，其實我們很平安的到達很安靜的地帶。
今天來到沅陵，風景愈來愈妙，有時頗疑心有翠翠這種的人物在！沅陵城也極好玩，我愛極了。你老兄的房子在小山上，非常別致有雅趣，原來你一家子都是敏感的有精致愛好的。我同思成帶了兩個孩子來找他，意外還見到你的三弟，新從前線回來，他傷已愈，可以拐杖走路。他們待我們太好（個個性情都有點像你處）。我們真歡喜極了，都又感到太打擾得他們有點不過意。雖然，有半天工夫在那樓上廊子上坐著談天，可是我真感到有無限親切。沅陵的風景，沅陵的城市，同沅陵的人物，在我們心裏是一片很完整的記憶，我願意再回到沅陵一次，無論什麼時候，最好當然是打完仗！
……
無限親切的感覺，因為我們在你的家鄉。
徽因
在沅陵，林徽因一家受到沈從文兄弟的盛情款待。沅陵的青山碧水，更是讓人戀戀不忍離去。然而，縱有再多不舍，依舊要揮手說再見。告別沅陵的山山水水和沈家兄弟，一家人繼續上路。
接下來的旅途卻變得越來越艱難。
湘黔路上，沿途全是崇山峻嶺。嚴重超載的破舊長途汽車，像一頭負荷累累的老牛，緩緩爬行在逶迤盤旋的山路上，似乎隨時都有因喘息不來而停下來的危險。
車窗外的景色，卻是如此美麗。寒冬時節，北方早已一片蕭瑟冷寂。南方的藍天下，卻依然滿目斑斕。黛青的遠山，莽莽蒼蒼的森林，經霜的紅葉，白絮飄飄的茅草，把大地塗抹出油畫般的色彩。玉帶般的山澗，在腳底下的峽穀裏流過，黑色的鐵索橋靜靜地懸掛在兩座山崖之間。還有高天上靜止不動的白雲，偶然飛過的雄鷹……
那樣的景致，美到讓人憂傷。
林徽因抱著年幼的兒子，還要照顧暈車的母親，自己身體原本就弱，內心淒苦，可想而知。那雙詩意的眼睛，卻從來沒有忽略過車窗外的風景，那也許是那顛沛長途中唯一可以值得欣慰的地方。
人在旅途，何況是在戰爭年代避難的漫漫長途，多少意外艱險，總是不請自來，讓人防不勝防。從長沙到昆明，按正常的汽車行程，十天就應該到了，可那一趟旅程卻因種種意外被無限地拉長。
每天早上，梁思成和林徽因都要像打仗一樣早早起來，把母親和孩子還有他們的行李送上那輛老舊的汽車。盡管那一輛車子車況極差，連窗子、點火器都沒有，幾乎要報廢了，卻也是唯一可以送他們到昆明去的交通工具。如果擠不上車，他們也許就要被拋在某一個地方，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繼續前行。
夜裏住宿也是問題。每天晚上天黑之後，車子停下來，梁思成和林徽因安頓好母親和孩子相互守著，便四處去找可以住宿的小旅店。彼時的湘黔道上，隨處可見往昆明去的避難人。小城裏旅店本來就少，現在更是一鋪難求。
南方的冬夜，遠沒有它的白天那般絢爛溫柔。山風刮起，能冷到人的骨頭去。走在異鄉小城凹凸不平的街道上，他們一條街一條街的尋下去，直到看到旅店門口掛著的昏黃紙燈籠，那兩顆淒惶的心，才泛起希望與暖意。
每天天不亮就急著搶座，每天天黑了帶著一身的疲倦去尋住處，忍受著擁擠車廂裏的種種汙濁氣息……這一切，於他們來說也許都還不是最壞的，因這些原本就在預料之中。
最壞的，應該是那些讓人措手不及的意外，譬如某一天汽車的突然拋錨，譬如某一天旅行人突然的病倒。很不幸，在從長沙往昆明的路上，這一切意外都被他們遇到。
有一天黃昏，當他們乘坐的汽車爬上一個叫“七十二盤”的山坡後，突然停下不動了。司機下車，打開了車頭的蓋子，東敲敲，西看看，卻沒有任何效果，車子依然巋然不動。梁思成自己會開車，也會修車，他跳下車來幫司機檢查車況。據他以往的經驗，他的第一反應是車子沒油了，掏出手帕放進油箱去試，果真如此，油箱裏幹幹的。
天已經完全黑透了，冷硬的山風刮過來，幾乎要把人凍僵。在車上顛簸了一天，大人孩子又累又餓，林徽因隻能把兩個孩子緊緊地摟在懷裏。
車子拋錨的那一帶，正處荒郊野外，前不著村後不著店，遠處不時傳來不知名的野獸的吼聲。據說，那一帶還常有土匪出沒，這一切讓那個夜晚越發變得令人毛骨悚然。那裏顯然不是久留之地，在梁思成的提議下，車上的乘客全部下車，推著車子往前走，一來可以取暖，二來可以早一點離開那個危險之地。
一行人推著一輛笨重的“老爺車”，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不知走了多長時間，竟然在峭壁旁發現了一個村莊，那一晚，他們才沒露宿荒郊。
從北平出發之前，林徽因就得到醫生的嚴重警告：肺部已穿洞，任何一次感冒都有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危險。可那樣的長途跋涉，那樣的顛沛流離，一個正常的健康人都可能無法消受，何況林徽因那樣的孱弱病體？
到達湘黔交界處的一個叫晃縣的小城時，林徽因病倒了，多日的感冒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治療，又引發了肺炎，高燒到了四十度，隨時都有可能有生命危險。梁思成滿縣城去尋醫問藥，可憐那個貧窮落後的小縣城，全城竟然找不到一家醫院，更不用說買到抗生素藥品。
天已經完全黑透了，天上還在下著冷雨，林徽因燒得渾身發燙。他們現在連住的地方也還沒有找到——當梁思成攙扶著妻子，攜著一雙幼子和小腳的嶽母，一路問下來，能住人的地方幾乎都已經被擠得爆滿。即使條件最簡陋的角落也安不下一張空餘的床位。梁思成一向樂嗬，再難的境地也擋不住他幽一小默。那一次，他卻被那昏天暗地的愁苦纏繞得透不上氣來。
天無絕人之路，這話也許是那時候支撐著他們繼續往前尋找的唯一動力。那一陣悠揚的小提琴聲，穿過夜雨與泥濘嫋嫋而來，如同天籟……
那是從一家小旅店的窗裏飄來的琴聲。
一家人順著琴聲敲開了那家店的門，八位空軍學院的年輕學員迎接了他們。聽他們講明來意，八位熱情的年輕人立刻為他們騰出自己的房間，去和別的人擠作一處。一家人總算在那個小城有了一處安身之處。
那間窄小的屋子，僅有一塊木板與旁邊的房間隔開。隔壁不時傳來當地妓女們癡癡的嬉笑聲、賭棍們大聲音的賭咒聲，各地的司機操著不同的方言在交談著。那塊可憐的木板，隻能遮擋住這些人的身體，卻擋不住他們滾滾而來的聲音。林徽因就在那樣的房間裏躺著，心裏卻充滿感激。
此時的林徽因燒得越發厲害，情急之中，梁思成想起了在來晃縣的汽車上，曾遇到一位留學日本的女醫生，他們在車上閑談過，那位女醫生懂得一些中醫。梁思成找到女醫生，從她那裏得到了一副藥方，按著那個方子抓了些中藥，每天三次，煎給林徽因喝。
中藥藥效本就慢，又久病積成頑疾，林徽因恢複得很慢。他們前行的路就此中斷，一家人不得不在晃縣停下來。
梁思成苦中求樂，教孩子們看地圖，帶孩子們到河邊，用石頭打“水漂兒”給他們看。
整日躺在病床上，林徽因的時光過得有些漫長無聊。
好在，那八個年輕的飛行員經常過來看他們，陪他們聊天。
那些年輕人，與林徽因的弟弟林恒年紀相仿，而弟弟也是航空學院的學員，這在無形中拉近了他們一家人與那八位年輕人的距離。這些善良而又靦腆的年輕人，家大都在淪陷區，他們把梁思成和林徽因當成了自己的家人，孩子般地依戀著他們，多少給那趟淒苦的旅程增添些許暖色。
那一場大病，持續了兩周多時間，兩周後，林徽因才漸漸退下燒去，她的身體卻越發虛弱。但他們不得不再次上路，天越來越冷了，他們要盡快趕到昆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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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即景
“波光瀲灩三千頃，莽莽群山抱古城。四季看花花不老，一江春月是昆明。”三麵環山，南瀕滇池，一年裏四季如春，風景如畫，說的就是“春城”昆明。
1938年1月，經過三十九天的長途跋涉，曆經重重磨難，梁思成一家人終於抵達昆明（那趟行程，原本預計隻需十天）。這座以氣候溫暖與風景秀美而著稱的城市，向這疲憊不堪的一家人張開熱情的懷抱。
到達昆明後，他們暫時借住在翠湖巡津街前市長的宅院裏。與他們比鄰而居的就是張奚若夫婦。那是一座幽靜的庭院，出門不遠就是阮堤，穿過聽鶯橋，有海心亭翼然翠湖的碧水之上。初春時節淡青的天空下，翠湖畔的垂柳正含煙吐翠，在輕風中舞著柔柔的腰肢。
春城昆明，最美還是春城的春天。
梁思成和林徽因卻沒有賞花看景的心情，他們正為一份新的苦惱折磨。長途跋涉，曆經勞累之苦，梁思成的脊椎病複發，背部肌肉痙攣，痛得他幾乎難以站立，徹夜難眠。醫生診斷說是因為扁桃體發炎化膿引起，遂將他的扁桃體切除，卻又引發了牙周炎，滿口痛，連水也不能喝了，醫生又把他滿口的牙齒都拔掉了。梁思成從此隻好與一口假牙為伴，還有那隻早已與他形影相伴的“鐵背心”。
疼痛讓梁思成無法在床上平臥，他隻好日夜半躺半坐在一張帆布椅上。醫生說服用過量的止痛藥會讓病人對藥物產生依賴，建議他做些手工來分散注意力，林徽因便找來家人的舊毛衣、舊襪子，讓他學著織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