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的身體也不好，途中的那場肺病，讓她元氣大傷。但她看到半支在帆布椅上的梁思成時，便把自己所有的病痛與勞累忽略了。她不知道如何來替他分擔，唯有把所有的家務事都攬過來：買菜、做飯，洗衣，照顧孩子，變著法子做可口的飯菜……
日子的艱難，已經把她磨礪成一位能幹的家庭主婦。她甚至已經完全忘記，為了那些家常瑣事，她曾是如何的苦惱。現在，她隻想盡自己的力量，照顧好一家老少的飲食起居。
兵荒馬亂的年代裏，健康地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事業，夢想，都已幻化成遙遠的海市蜃樓。梁思成原本想著來昆明後能安定下來，盡快恢複營造學社的工作。來了之後才發現，要把中斷的工作再進行下去是何等艱難。沒有經費，沒有資料，沒有研究場所，甚至連一個健康的身體也沒有了。同時，家裏的生計也漸成問題，租房要花錢，吃飯要花錢，治病要花錢，家裏老老少少要開銷，他們離開北平時所帶的錢已所剩無幾。
婚姻裏的男男女女，有時如同坐在蹺蹺板兩頭的兩個孩子，你強，我弱，你弱，我強，彼此起起伏伏，才能把那個叫作“日子”的遊戲長久地做下去。梁思成躺倒了，林徽因起來了，她用自己並不強悍的雙肩挑起了那個家。
為了維持家中生計，林徽因開始去雲南大學為學生補習英語，每星期六節課。學校離他們的住所很遠，來回一趟要翻越四個山坡。昆明的海拔本就高，再加上每天往返，上上下下，要走那麼長的路，這對一位肺病患者來說是十分辛苦與危險的事。走在路上，林徽因常常感覺胸悶氣短。
昆明的春天，野外山坡上似是哪一位粗心的畫家隨手打翻了顏料盤，隨處可見的爛漫山花，伴著林徽因一路往返，讓她忘記了奔波的累乏。路邊有低矮的柏樹，山坡上開著藍色的野菊花和金燦燦的報春花。背風的角落裏，殷紅的茶花旁若無人地自開自落，引得林徽因每次路過都要留下來靜靜地為之駐足。
一朵花兒敗，就有一朵花兒開。日子也是如此，此處有失，彼處有得。希望與失望錯綜交織，就織成五味雜陳的日子。當林徽因拿到在雲南大學的補習費四十元時，所有的苦累都遠了。
四十元，在林徽因的計劃裏，原本要做很多事。要給母親買頂帽子，孩子也該添鞋子，要繳房租，要給孩子們買些肉吃，給自己買一塊印染的花布……
可最後，算來算去，這些都沒有買，林徽因買了一根皮尺——梁思成外出考察古建築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根皮尺花掉了二十三元——那個月收入的一半還多，再花幾角錢給孩子們買了一包核桃糖，一包糖炒栗子。抱著那些東西回家，林徽因的心也被甜透。
除了去雲南大學為學生們補習英語，遷到昆明後，梁思成和林徽因也曾與一些機構聯係過，他們願意為抗戰服務，不論做什麼工作。可是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任何反響，政府似乎把這群長途跋涉而來，又滿懷報國之誌的知識分子給徹底忘記了。
“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代詩人林升的一首七絕《題臨安邸》，沉痛地傳唱了幾百年，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的昆明，依然在一些文人誌士的心頭縈繞不去。
彼時的昆明，日軍的飛機暫時還沒有光顧。春光融融中，這座城市還一派歌舞升平。多年來悠閑的生活習慣，讓這座城市的腳步走得舒緩又雍容。人們樂嗬嗬地泡在茶館裏，喝茶，抽煙，聽圍鼓，東長西短的閑聊。有錢的人家，會經常舉辦一些宴會，宴請當地的名流巨賈。
這種悠閑自在的生活狀態，讓那些從四麵八方湧進來的逃難人也忘記自己身在何方，他們有時也會湊熱鬧，在家裏大請賓朋。
梁思成和林徽因常收到一些精美的請柬，他們卻發出不合時宜的聲明來拒絕：“思成不能酒我不能牌，倆人都不能煙。”他們隻能用這樣的拒絕，來表達自己的一份不滿：國難當頭，竟然還有心情這樣大講排場。
好在，朋友們很快就到了。1938年，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教師和學生陸續從各地來到昆明。楊振聲、沈從文、蕭乾結伴而來，不久之後，他們的家人也相伴而來，趙元任一家來了，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一家來了，陳寅恪來了，金嶽霖、聞一多、朱自清都來了……
這些窮得隻剩下一身西裝和長袍，還有一身骨氣的文人、知識分子，走陸路，繞水路，越過千山萬水，又在這裏相聚。這份相聚，不但給了他們共赴國難的勇氣，也聚起了我們民族未來的希望。他們是一類人，信仰不死，理想不滅。有一粒種子，給一寸土地，他們便可讓那顆種子發芽，花開神州。
曾經風流星散的北總布胡同3號“太太的客廳”，隨著這些人的到來再次被搬到了昆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租居地。這些朋友彼此住得都不太遠，大家經常可以見麵，他們常常聚到梁思成家，一起談文學，談時局，一起相約去茶鋪品嚐一些風味小吃。
“依然那麼迷人、活潑、表情生動和光彩照人——我簡直想不出更多的詞彙來形容她。唯一的區別是，她不再有很機會滔滔不絕地講話和說笑，因為在國家目前的情況下，實在沒有多少可以講的，也沒有什麼值得笑的。”金嶽霖在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上如此寫道。
對於時局與國家前途的擔憂，讓曾經輕輕鬆愉悅的交流圈子多少變得凝重了許多。表麵上，他們似乎隻在關心著食物、房子等日常瑣事，那些藏在這些人心中的思念、希望、焦慮則形成一股感情的暗流，在衝擊著每一個人的心。
自從踏上南下的流亡之路，林徽因已經好久沒寫詩了，除了偶爾給老朋友們寫幾封信。現在，日子正在一點點步入一種新的軌道與平靜，梁思成的身體正在慢慢康複，盡管他的背更加彎了。孩子們也很好，女兒長得越來越嫻靜漂亮，兒子長得結實又調皮，他似乎遺傳了父母的藝術天賦，已經能精心地畫出一些飛機、高射炮、戰車和其他許許多多的軍事發明。
閑下來時，與朋友們到昆明街頭去轉轉，領略一下這個城市的尋常百姓生活，也是林徽因喜歡的。兩首題為《昆明即景》的小詩，記錄下林徽因對這個城市的感受：
一 茶鋪
這是立體的構畫，
描在這裏許多樣臉
在順城腳的茶鋪裏
隱隱起喧騰聲一片。
各種的姿勢，生活
刻劃著不同方麵：
茶座上全坐滿了，笑的，
皺眉的，有的抽著旱煙。
老的，慈祥的麵紋，
年輕的，靈活的眼睛，
都暫要時間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擾亂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賺回小把安靜，
夜晚回家，還有遠路，
白天，誰有工夫閑看雲影？
不都為著真的口渴，
四麵窗開著，喝茶，
蹺起膝蓋的是疲乏，
赤著臂膀好同鄉鄰閑話。
也為了放下扁擔同肩背
向運命喘息，倚著牆，
每晚靠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長……
這是立體的構畫，
設色在小生活旁邊，
蔭涼南瓜棚下茶鋪，
熱鬧照樣的又過了一天！
二 小樓
張大爹臨街的矮樓，
半藏著，半挺著，立在街頭，
瓦覆著它，窗開一條縫，
夕陽染紅它，如寫下古遠的夢。
矮簷上長點草，也結點小瓜，
破石子路在樓前，無人種花，
是老壇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塵垢列出許多風趣的零亂。
但張大爹走過，不吟詠它好；
大爹自己（上了年紀）不相信古老。
他拐著杖常到隔壁沽酒，
寧願過橋，土堤去看新柳！
林徽因曾在《窗子以外》中寫：“你簡直老老實實的坐在你的窗子裏得了，窗子以外的事，你看了多少也是枉然，大半你是不明白，也不會明白的。”那是她第一次走出家門，赴山西考察回來寫下的一篇散文。那一次考察，讓她第一次見識了“窗子以外”的大千世界，可她那時似乎並沒有決心融進那樣的生活，她隻把自己當作一個過客。
這一次幾千裏的大遷徙，一路上的流離失所、漂泊無依，卻讓她徹徹底底聞到了來自底層的生活氣息——苦澀、無奈，卻又不乏溫暖的煙火氣。走在昆明的街頭，看到那份熱熱鬧鬧的世俗人生，女詩人的眼裏更多了幾分悲憫與理解。於是，茶鋪形形色色的茶客，街頭打鐵的老人，都活潑潑地走進了林徽因的詩裏。
在昆明的這一時期，她相繼寫下《昆明即景》《除夕看花》《三月昆明》和散文《彼此》等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林徽因的創作風格除了保持原有的敏銳與真摯真誠，更多了幾分現實主義的厚重。
05
\/
安家龍泉鎮
1939年秋天，林徽因一家已經來昆明一年多了。在林徽因的精心照料下，梁思成的身體終於慢慢康複，營造學社也終於拿到補助，在昆明重新啟動。
這年秋天，梁思成和營造學社的劉敦楨、莫宗江、陳明達，再次踏上對古建築的考察之旅，開始了對雲南、四川、陝西、西康等三十六個縣為期半年的古建築考察。林徽因和劉致平則負責留守和整理資料。
昆明瓦藍明淨的天空，卻不再平靜。中國大西南層巒疊嶂的高山，可以阻擋日本侵略者的步兵，卻擋不住他們的飛機炮彈。當時所謂的大後方，並沒有真正的太平。從重慶到貴陽，到昆明，日本人的飛機三天兩頭光顧，“跑警報”遂成生活常態。
為了躲避日軍飛機頻繁的轟炸，昆明文化圈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都紛紛搬到鄉下去，林徽因一家隨營造學社搬到郊區龍泉鎮的麥地村。
學社將辦公室設在麥地村的一個舊尼姑庵中，林徽因一家則住進了大殿旁邊一間泥土鋪地的小屋裏。小屋很小，隻有一間半，屋子很潮，牆壁與地板上都浸出一層水來，隻好在地上撒些生石灰吸潮。
盡管居住條件如此惡劣，林徽因還是盡量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舒適。她找來木工，把半間起居室和母親的臥室裝修了一番，鋪了木地板，改造了門窗，裝上了玻璃，還做了一個小書架。原本陰暗潮濕的小房子，現在變得明亮幹爽了許多。
林徽因在那間屋子裏寫作，輔導孩子們寫作業。她為孩子們買來《小孤女》《小婦人》《人猿泰山》等歐美兒童讀物，也給孩子們講解《莊子》《戰國策》等中國經典古籍。
生活的艱難，並不能阻擋林徽因生活的熱情與詩意。梁思成外出考察的那一段時間，她把家打理得井然有序。
從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兩年多的時間，這場戰爭卻仍然沒有要停止的意思。焦慮、失望、期待……種種的情緒籠罩之下，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紛紛選擇到昆明選址建房，做著長久的打算。
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決定建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房址選在昆明市東北八公裏處的龍泉鎮上。那裏沒有軍事目標，日軍的飛機較少光顧，且風景優美，鄰接一道長堤，長堤上長滿高大筆直的桉樹。
因為林徽因一家是眾多教授中建房最晚的，建房的過程頗為周折，材料不足，到最後不得不為爭取每一塊木板、每一塊磚、每一顆釘子而努力。彼時，梁思成考察未歸，林徽因全程監工。這個考察了無數古建築，畫了無數圖紙的女建築家，現在不得不化身成泥瓦工，一身泥一身漿地親自上陣，來建築起他們遮風擋雨的“巢”。
房子終於完工，土坯的牆，用石灰粉刷得潔白，輕質的木結構梁架上覆蓋著青灰色的瓦。有三個稍大點的房間，一間被林徽因用作廚房，一間給用人住（雖然此時他們已很少用得起用人）。簡單地裝修之後，他們終於搬進了流亡路上第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房子”裏，那也是他們一生中為自己所設計建造的唯一一套住房。
朋友金嶽霖也來了，他在梁家房子旁邊添了一間小“耳房”，北總布胡同的格局又被搬到了昆明。
喬遷之喜卻並沒有持續太久，日子很快被另一片陰雲籠罩——那棟房子的造價遠遠超出了預期，花掉了比預計高三倍的錢，剛好把他們所有的積蓄都花完了。
現在我們已經完全破產，比任何時候都慘。米價已漲到一百塊錢一袋，我們來的時候才三塊四。其他東西的漲幅也差不多。今年我們做的事沒有一件輕鬆的。我把我們在做什麼和我們的境況告訴你們，很不好意思。思成到四川去了已經五個月。我一直病得很厲害，到現在還沒有好。
林徽因一向要強，讓一個要強的女人向人訴說生活、經濟上的窘迫也許是非常難為情的事情。但那一段日子實在太難了，梁思成不在家，她病著，還要為每日一家的柴米油鹽愁著。
家裏沒有自來水，家家都要準備一口陶製的大水缸。為了得到那樣一口寶貴的水缸，多少太太夫人都不講什麼風度麵子了，等到燒缸的窯開張，她們彼此蜂擁上前搶購，有時甚至彼此謾罵。林徽因擠在那些婦女們中間，總算沒有空手而回。燒飯用的是一個燒煤球的火盆，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很難點燃，每次要蹲在地上把火扇旺才行。家裏最寶貴的財產可能就是那把暖水瓶了，它可以保證讓家人隨時用上熱水。
除此之外，林徽因還要踩著塵土與泥濘到村裏去買一些買得起的食物回家。孩子們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母親也年邁體弱。最起碼的生活保障，在他們一家都已變得如此艱難。陷身在這種清苦而鬧哄哄的日子裏，林徽因的眼前自是一片黯淡。她很少能寫詩寫文了，偶爾寫下的一首《微光》，也是一片愁雲慘霧籠罩。
街上沒有光，沒有燈，
店廊上一角掛著有一盞；
他和她把他們一家的運命
含糊的，全數交給這黯淡。
街上沒有光，沒有燈，
店窗上，斜角，照著有半盞。
合家大小樸實的腦袋，
並排兒，熟睡在土炕上。
……
明天，又明天，又明天……
一切都限定了，誰還說希望，——
便使是做夢，在夢裏，閃著，
仍舊是這一粒孤勇的光亮？
街角裏有盞燈，有點光，
掛在店廊；照在窗檻；
他和她，把他們一家的運命
明白的，全數交給這淒慘。
“她仍舊很忙，隻是在這種鬧哄哄的日子裏更忙了。實際上她真是沒有什麼時間可以浪費，以致她有浪費掉生命的危險。”金嶽霖給朋友費正清的信中如此寫道。
林徽因這樣的“浪費”，讓老朋友們揪心，他們會小心翼翼地為他們一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幫助。費正清夫婦會不時寄信來，信中會夾一些支票，卻並不把那些支票直接寄給林徽因，而是通過朋友金嶽霖，找些委婉的借口拿給她。但聰明的林徽因怎會識不破朋友的苦心，那常讓她在一份感激與傷感中無法自拔：
讀著你們最近來的八月份的那封信，我熱淚盈眶地再次認識到你們對我們所有這些人的不變的深情，這深情帶有你們的人格特點，而我們，經過這麼長久的沉默，又如此天各一方，真覺得自己配不上這份情意。種種痛苦、歡樂和回憶泉湧而來，哽在我的眼底、鼻間和喉頭。那是一種欣慰的震撼，卻把我撕裂，情不自禁地淚如雨下……
更讓人鬱悶的事隨之而來，日軍飛機對昆明的轟炸越來越頻繁了，大家似乎再一次嗅到了離別的味道。
汪曾祺曾有一篇《跑警報》的文章，開頭這樣寫道：
西南聯大有一位曆史係的教授，——聽說是雷海宗先生，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已經背得很熟，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講到哪裏算哪裏，他自己也不記得。每回上課，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裏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班上有個女同學，筆記記得最詳細，一句不落。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女同學打開筆記夾，看了看，說：“您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汪老先生用這個段子開頭，隻為說明當時昆明的警報之多。
老先生是一位幽默豁達的人，時過境遷，再回憶當年的歲月，筆觸越發幽默詼諧。事實上，當時的“跑警報”讓人苦不堪言。1940年11月，林徽因在給費慰梅的信中寫道：
轟炸越來越厲害，但是不必擔心，我們沒有問題。我們逃脫的機會比真的被擊中的機會要多。我們隻是覺得麻木了，但對可能的情況也保持著警惕。日本鬼子的轟炸或殲擊機的掃射都像是一陣暴雨，你隻能咬緊牙關挺過去，在頭頂還是在遠處都一個樣，有一種讓人嘔吐的感覺。可憐的老金每天早晨在城裏有課，常常要在早上五點半從這個村子出發，而還沒來得及上課空襲就開始了，然後就得跟著一群人奔向另一個方向的另一座城門、另一座小山，直到下午五點半，再繞許多路走回這個村子，一整天沒吃、沒喝、沒工作、沒休息，什麼都沒有！這就是生活。
日本人從昆明上空拋下的密集炸彈，把林徽因一家再次逼上流亡的路。
1940年12月，遷移的事終於有了結果——西南聯大仍留在昆明，營造學社隨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搬遷到四川省南溪縣李莊。
為這次大遷移，史語所準備了大卡車，但每家隻許帶八十公斤行李。
一磚一瓦，一鍋一盆，燕子銜泥一樣在昆明建起來的新家，又要被大部分丟掉了。更讓人無法忍受的，是與老朋友們的生別離，金嶽霖、錢端升、張奚若、沈從文……這些朋友，與林徽因一家已建立了十年以上的交情，他們在情感上的相互依附，就像血與水，已經完全融在一起。而今，他們隨聯大留在昆明，林徽因一家則要到那個遠離城市，遠離其他任何機關，一個全然陌生的閉塞小山村去……
06
\/
初到李莊
1940年11月29日，昆明的天空中飄著細碎的雪花，一輛大卡車載著老老少少三十一人離開昆明，向四川逶迤而去。
臨行前，梁思成的腳趾感染了破傷風，隻得留下治療。他們商定，由林徽因先帶著母親和孩子走，他愈後再趕往四川。
那也是一趟充滿艱辛的旅程。敞篷卡車在秋冬間的山野間穿行，車廂裏塞滿了大家的行李，人隻能叉開雙腿坐在行李上。那一行人中，最老的已經七十多歲，最小的還是嬰兒。路上，兒子梁從誡發高燒，林徽因隻得帶著女兒滿大街上跑著去給他買退燒的藥……
十幾天的顛簸，一行人走陸路，換水路，終於於12月13日這天抵達李莊。
李莊是長江邊上的一個千年古鎮，離宜賓約六十華裏，是長江上遊重要的水路驛站。抗戰期間，李莊成了外來人口的重要避難地，人口由原來的四千人膨脹到一萬兩千多人。有人甚至說，此時的李莊，堪與重慶、昆明、成都比肩，並稱為戰時四大文化中心。
從宜賓坐小木船到李莊，船經過李莊時，孩子們高興得同聲大喊：“李莊！李莊！”林徽因的心情卻分外沉重，到李莊，重新安家，一切又要從頭開始。
一周後，梁思成也從昆明趕來。
在離李莊鎮西兩三裏的上壩村，一個叫月亮田的張家老房子裏，中國營造學社在那裏安營紮寨，林徽因一家人在那個院子裏住下來。
那是一座簡單的L形平房農舍，它的長臂是南北走向。這一臂的一側從南到北是一個打通的工作間，裏麵擺有幾張粗糙的桌凳，以供營造學社的工作人員畫草圖和寫材料用。對麵是女仆的房間、儲藏室和三個初級研究人員的臥室。
經過一條狹窄的走廊，就是向東延伸的L形的短臂。這裏有四間房，一間是女兒和外婆的臥室，一間是兒子的臥室，一間是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臥室，還有一間是他們的書房。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房子坐北朝南，窗外是濃蔭覆蓋的一個院子。坐在房間內，窗外樹間鳥兒的啼鳴聲清晰可聞，如果不是林徽因一來到李莊就病倒了，那個小院倒也清幽得讓人喜歡。
對梁家一家來說，每一次大遷移，除了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窘迫之外，似乎總要給他們的身體帶來一次巨大的傷害。到昆明，梁思成病了半年。這次到李莊，躺倒的是林徽因。
四川盆地氣候潮濕，秋冬時節更是陰雨綿綿，加上長途奔波勞累，到李莊不久之後，林徽因的肺病就複發了。這次病勢依舊凶猛，連續高燒四十度不退。梁思成此時卻正在重慶，為營造學社申請和籌集研究經費。得到林徽因病倒的消息，梁思成用當月薪水買了些藥品急匆匆往回趕。從重慶到李莊，隻有水路可通，最快也要三天才能到家。當梁思成趕到家時，林徽思已燒得昏沉沉睜不開眼睛。
李莊那個地方閉塞落後，醫療條件幾乎談不上有。這裏沒有商店，沒有醫院，沒有一丁點現代文明的氣息。無奈之中，梁思成就擔當起了醫生兼護士的角色。他學會了肌肉注射和靜脈注射，每天親自給林徽因打針。
林徽因的燒反反複複，時好時壞，總是難以降下來。燒起來時，她被燒得滿臉通紅，整個人蜷在床上，咳喘成一團。看到自己心愛的人被病痛折磨成如此模樣，梁思成的心也絞作一團。他是無神論者，可此時，他多希望這個世界上真的有神，能把愛人的病痛一把抓去。
病痛與貧窮卻把這家人的心緊緊聯在一起。
林徽因的母親，在北總布胡同3號曾給女兒帶來無盡的煩惱。她顛著小腳跟著女兒女婿一路來到大西南，竟比女兒還經折騰。她端來一盆清水，一遍又一遍地打濕毛巾搭上林徽因的額頭。
孩子們上學了，盡管條件非常艱苦，可他們很乖巧，每天放學後就來林徽因的床前陪她。
每當林徽因病情發作，梁思成幾乎是寸步不離，他坐在床前緊緊地握著妻子的手，有時候竟是徹夜不眠。
麵對親人眼中無限的依戀與疼惜，林徽因的心裏充滿說不出的疼痛與歉意。極度的痛苦中，林徽因對生死也一度產生了疑惑：這世界上到底有沒有掌控萬物的天，如果有，他能不能明白點告訴她，像她這種人還需要不需要活著？那樣一個充滿精神喜歡掙紮著生存的人，為什麼需要肺病？如果那許多希望健康著的想念在她是奢侈，這些希望還要不要有？
梁思成卻沒時間來想這些，他恨不得自己長出三頭六臂，一個去考慮營造學社的工作，一個分給妻子，一個分給孩子。
漫長的冬天終於慢慢過去，李莊的春天來了。天氣轉暖，大地回春，對林徽因的病情恢複有極大的幫助。她的燒終於慢慢退去，臉上也漸漸有了一些血色。
那一張帆布床，是家裏唯一的一張軟床，就此走進了林徽因的生命。它被安放在臥室靠窗的牆邊，林徽因半躺在床上，抬眼就能望見院子裏的綠樹，聞得樹間的鳥啼，但它也徹底宣告了林徽因健康歲月的結束。從此後，她再不是那個麵如滿月，一笑腮邊就漾出兩個小笑窩的美麗女子。她日漸蒼白、消瘦，眼窩深陷，顴骨也高高地突出出來。
但她的氣場不變。她半躺在那張床上，依舊充當著那個家庭女主人的角色。關照家務事，輔導孩子們讀書寫作業，偶爾還可以躺在那張帆布床上曬曬太陽。
可彼時的日子嗬，就如處在雨霧籠置下的小村一樣，晴和的天氣實在太少，各種的不幸卻是接踵而至。
隨著戰爭的曠日持久，戰時經濟已陷入半癱瘓狀態。國統區物價飛漲，梁思成好不容易從教育部為營造學社申請來的經費，待變成每月的薪金領到手，已經貶值到如同一堆廢紙，根本無法換來他們需要的米、麵、油。
梁思成和林徽因這對曾經的金童玉女、公子小姐，第一次品嚐到貧賤夫妻百事哀的滋味。
孩子們打著赤腳，穿著草鞋去上學。他們的衣服上綴滿補丁，隻有到冬天才能穿上外婆做的布鞋。兒子不小心把家裏的溫度計打碎了，竟然好長時間再也買不上新的。至於可口的飯菜，珍貴的營養品，更是奢侈。偶爾有朋友從重慶或者昆明送一小罐奶粉，全家人都不舍得動，那是林徽因難得的高級補品……
盡管日子過得如此窘迫，作為家裏的男主人，梁思成還是一如既往地發揮他的聰明才智——他像一個能幹的主婦一樣，學會了蒸饅頭，還自創了一些食譜菜譜，為林徽因和孩子們調劑生活。把橘皮切碎，和當地的土製紅糖一起熬製，梁思成戲稱之為“甘蔗醬”，這樣的果醬抹到饅頭上，孩子十分愛吃。
有時家裏實在沒錢用了，梁思成就得乘船到六十裏外的宜賓典當行去。家裏能當的東西差不多都當了，林徽因的手表、梁思成的派克鋼筆，慢慢都被他們“吃”掉了。“把這隻表‘紅燒’了吧！”“這件衣服可以‘清燉’。”也許，這就是那一代人的紳士風度吧，日子窮到揭不開鍋，依然不失幽默風趣。
那段時間，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病倒了，也是肺結核，病情的嚴重程度與林徽因不相上下，有幾次高燒甚至危及生命。
梁思永的身體一向很好。還在抗戰前，他就曾主持過安陽小屯後岡及山東龍山鎮城子崖的第二次發掘。在第六次太平洋學術會議上，梁思永全麵總結了龍山文化。他是中國考古界公認的近代考古學和考古教育的開拓者之一，1931年，他主持發掘安陽殷墟，梁思成曾親自跑到安陽去祝賀。當時的梁思永被曬得黑黑的，卻很健壯，他指揮著一支有兩百人的考古隊，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那時，他是何等的意氣風發。
現在，他躺在病榻上，瘦得脫了人形。
有了給林徽因打針的經驗，梁思成也嚐試著用同樣的方法給梁思永治療。史語所在山上，營造學社在山下，梁思成每次要走很遠的山路去山上看望、照顧弟弟。那一段路，對平常人來說也許算不得什麼，但梁思成自己也是一個“病人”。陰潮的氣候，艱難的生活，讓他的脊椎軟組織灰質化的老毛病越來越嚴重。他的背越來越駝，體質和精力都下降得厲害。但他現在是兩個家庭還有營造學社的脊梁骨，他隻能強打精神讓自己支撐下去。
那個春天，1941年的春天，命運在梁思成和林徽因的麵前布下那樣多的坎坷與荊棘。林徽因的病，梁思永的病，家裏窘迫到幾乎揭不開鍋的日子，還不算完，一個個噩耗相繼而來，幾乎把林徽因擊暈過去……
07
\/
困窘中的堅守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發抗日遊行大示威，數千名大中小學生高喊著“反對華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衝破軍警們的重重封鎖，掀起了一場反帝反日的愛國主義怒潮。
那次遊行中，有一個清華大學工程係的青年學子，連續失蹤了十二個小時。十二個小時後，在北平西城一個偏僻的角落裏被人找到時，他已被打得遍體鱗傷。他是林恒，林徽因同父異母的弟弟。
一二·九運動之後，林恒果斷放棄了清華的學業，棄文從戎，報考了航校，成了一名空軍飛行員。
抗日戰爭全麵開戰以後，林恒隨航校從一個地方遷到另一個地方，一直漂泊不定。1939年夏天，他到昆明，與姐姐見麵的機會總算多了些。1940年，林恒以優異的成績從航校畢業，全級一百多個學員中，他名列第二。短短幾年時間，他把自己曆練成一名老練的飛行員。
1941年春，林徽因一家安家李莊時，林恒正在成都上空駕機阻截著日軍的飛機。可這年3月14日，年輕的林恒在執行任務時犧牲在成都的上空。消息先傳到重慶，梁思成此時正在重慶為營造學社籌款，他急赴成都，為林恒料理後事，直到一個月後才返回家中。
此時的林徽因正躺在病榻上，她的病比在信中給梁思成說的嚴重得多。但小弟林恒犧牲的消息還是瞞不住她，梁思成曾擔心，怕她承受不住那樣的噩耗，林徽因卻勇敢地麵對了那一悲慘的消息。
在給朋友費慰梅的信中，她隻就此事寫了短短的幾句話：“我的小弟，他是一個出色的飛行員，在一次空戰中擊落一架日寇飛機，可憐的孩子，他自己也被擊中頭部而犧牲了。”
也許是災難來得太過突然，巨大的痛苦打擊麵前，反倒容易讓人失語。可那份巨大的疼痛，還是在那個春天被深深地埋進了林徽因的心裏。如何不痛？如何不哭？她曾經一一哭別旅途中邂逅的八位年輕空軍飛行員，而今要作別的是她的骨肉同胞。這份痛，時隔三年才衝破林徽因喑啞的喉嚨，化成血，化成淚，化成了一首長詩《哭三弟恒》：
哭三弟恒
——三十年空戰陣亡
弟弟，我沒有適合時代的語言
來哀悼你的死；
它是時代向你的要求，
簡單的，你給了。
這冷酷簡單的壯烈是時代的詩
這沉默的光榮是你。
假使在這不可免的真實上
多給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難為你的勇敢，
機械的落伍，你的機會太慘！
……
啊，你別難過，難過了我給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樣想過了幾回：
你已給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樣，獻出你們的生命；
已有的年輕一切；將來還有的機會，
可能的壯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愛，家庭，兒女，及那所有
生的權利，喜悅；及生的紛糾！
你們給的真多，都為了誰？你相信
今後中國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頭，比自己要緊；那不朽
中國的曆史，還需要在世上永久。
……
三十三年 李莊
“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陶淵明的一曲《挽歌》，傳盡他的豁達。其實，也有無奈吧，死去的已然死去，活著的還要繼續把日子過下去。
與小弟林恒犧牲的消息相比，另一個從天津傳來的消息，對林徽因與梁思成的打擊程度也毫不遜色。1937年9月，梁思成曾把營造學社大部分無法帶走的資料——數以千計的照片、實測草圖、大量的數據與文字資料，寄存在天津一家英國銀行的地下保險庫裏。1939年的一場大水，卻讓那些資料幾乎全部被毀。戰時消息傳得緩慢，這個消息直到兩年後的1941年才傳到李莊梁思成和林徽因那裏。
沒有任何語言可以描述這個消息帶來的衝擊，梁思成與林徽因相對而坐，欲哭無淚。在那個簡陋的農舍裏，他們攤開那些用生命保全下來的資料。那是他們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冒著酷暑嚴寒，踏遍千山萬水，又冒著生命危險從北平帶到大西南的調查成果。現在，他們決定要全麵係統地整理這份調查成果了。
《中國建築史》，中國現代建築界一部宏偉巨著，將從四川李莊那個毫不起眼的農舍裏起步。同時，一部用英文撰寫並繪製的《圖像中國建築史》也開工了，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還在美國留學時就埋在心底的夙願。
測繪、考察、搜集第一手資料，那份工作不易。整理資料、撰寫一部《中國建築史》也尤為不易，但那份工作卻讓這對癡迷的建築伉儷忘記病痛與日子的艱澀。林徽因半躺在病榻上，身邊堆滿了梁思成從史語所給她借來的資料與書籍。她不能下床活動，但仍然可以在床上為梁思成查閱資料，翻譯，墊上書寫作。
那段日子，林徽因對漢代的曆史著了迷。為了幫助梁思成研究漢闕、岩墓，她讀了大量的漢代史書典籍，整個人似乎都沉浸到那一段曆史裏去。漢代的帝王將相、皇後嬪妃，她如數家珍；漢代的政治經濟、禮儀習俗、服飾宴樂，她了如指掌。為把這一切融合到他們研究的建築壁畫裏去，林徽因做了大量的摘抄與記錄。
“她全身都浸泡到漢朝裏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1941年夏天，西南聯大放暑假了，金嶽霖跋山涉水來李莊看望他的老朋友，彼時，林徽因正埋頭在漢代曆史中。金嶽霖向遠方的朋友如此彙報。
金嶽霖的到來，給梁家一家帶來了很多老朋友的消息，也帶來難得的快樂。
在李莊月亮田那個簡樸的農舍裏，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邊用一台老舊的打字機嗒嗒嗒地打著《中國建築史》的草稿，一邊熱烈地討論著寫作當中的相關問題。旁邊的金嶽霖，則在安靜的伏案著述，他在寫他的哲學論著《知識論》。
《中國建築史》寫作的過程中，需要繪製大量插圖，並要做一些英漢對照的注釋，這個任務由梁思成和莫宗江來完成。但對書稿的修改、補充、潤色，各種資料的查閱，這些都基本由林徽因來完成。對此，梁思成也充滿了感激，在給好友費正清夫婦的信中，他曾寫道：
我們目前的生活狀況，是你們難以想象的：在菜籽油燈的微光下，縫著孩子的布鞋，買便宜的粗食回家煮，過著我們父輩少年時期過的粗簡生活，但又做著現代的工作。有時閱讀外國雜誌，看到現代化設施的彩色廣告，宛如麵對奇跡……南遷以來，辦公室人員增加了一倍，而我能籌到的資金，比過去兩年中所得到的還要多。我的工資隻夠家人吃，但能過這樣的好日子，我們已經很滿意。我那迷人的病妻，因為我們仍能不動搖地做我們的工作而感到寬慰。
林徽因則向老朋友如此描繪著他們現在的生活：
盡管我百分之百地肯定日本鬼子絕對不會往李莊這個邊遠小鎮投炸彈，但是，一個小時之前這二十七架從我們頭頂轟然飛過的飛機仍然使我毛骨悚然——有一種隨時都會被炸中的異樣恐懼。它們飛向上遊去炸什麼地方，可能是宜賓，現在又回來，仍然那麼狂妄地、帶著可怕的轟鳴和險惡的意圖飛過我們的頭頂。我剛要說這使我難受極了，可我忽然想到，我已經病得夠難受了，這隻是一時讓我更加難受，溫度升高、心跳不舒服地加快……眼下，在中國的任何角落也沒有人能遠離戰爭。不管我們是不是在進行實際的戰鬥，也和它分不開了。
……我們很幸運，現在有了一個農村女傭，她人好，可靠，非常年輕而且好脾氣，唯一缺點是精力過剩。要是你全家五口隻有七個枕套和相應的不同大小和質地的床單，而白布在市場上又和金箔一樣難得，你就會在看到半數的床單和兩個枕套在一次認真地洗滌之後成了布條，還有襯衫一半的扣子脫了線，舊襯衫也被揉搓得走了形而大驚失色……
思成是個慢性子，願意一次隻做一件事，最不善處理雜七雜八的家務。但雜七雜八的事卻像紐約中央車站任何時候都會到達的各線火車一樣衝他駛來。我也許仍是站長，但他卻是車站！我也許會被碾死，他卻永遠不會。老金（正在這裏休假）是那樣一種過客，他或是來送客，或是來接人，對交通略有幹擾，卻總能使車站顯得更有趣，使站長更高興些。
這封信寫於1941年8月11日，同一封信中，還有金嶽霖和梁思成的附言：
當著站長和正在打字的車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車通過外，竟茫然不知所雲，也不知所措。我必須說這是一種非常奇怪的鐵路管理。我曾不知多少次經過紐約中央車站，卻從未見過站長。而在這裏卻實實在在地既見到了車站又見到了站長。要不然我很可能會把它們兩個搞混。（金嶽霖附言）
八月十三日 中央車站
現在輪到車站了：其主梁因構造不佳而嚴重傾斜，加以協和醫院設計和施工的醜陋的鋼鐵支架經過七年服務已經嚴重損耗，從我下麵經過的繁忙的戰時交通看來已經動搖了我的基礎。（梁思成附言）
在給朋友的信上，梁思成和林徽因充滿了調侃與樂觀，還不時開一些玩笑。但細心的朋友還是從他們使用的各色信紙上判斷出他們日子的窘迫。那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信紙，多半是薄薄而泛黃的劣質紙，有一些還帶著油漬，分明是從街上帶回來的包裝紙。偶爾會有一些寶貴的藍色信紙，想來也是朋友們送給他們的。無一例外，無論是包過肉或菜的包裝紙，還是泛著紙香的藍色信紙，每一封信都寫得密密麻麻，不分天頭地腳。費慰梅終於明白，為何有時一個信封裏會同時裝著幾封信。
但這又有什麼關係，他們最擅長苦中作樂。
相較於梁思成與林徽因，哲學家金嶽霖似乎更加豁達。麵對戰時紛亂的生活，他以自己的幽默與大度化之：在這困難的年月裏，重要的是要想一想自己擁有的東西，它們是多麼有價值，這時你就會覺得自己很富有；同時，人最好盡可能地不要去想那些非買不可的東西。
金嶽霖的話，說到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心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