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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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木清華
“離別家鄉歲月多，近來人事半消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世事滄桑，人事變遷，久別故裏的人，再回家鄉，麵對的是物是人非，感傷似乎總是比喜悅更多。
1946年7月31日，北平西郊機場，當林徽因一家從機艙裏走出來，早已等候在此的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教授大步迎上去……
受梅貽琦校長的委托，陳岱孫提前回清華，做學校北返的準備工作。
日本侵占北平期間，昔日的“水木清華”學府已變成了一座軍營，教師宿舍變成了馬廄。陳岱孫北返後，迅速組織人員對校園進行了一番修整，以迎接那些漂泊歸來的學者、教授。
從1930年到1945年，十五年中，盡管戰亂頻仍，梁思成和林徽因，還有營造學社的同仁們，還是衝破重重艱難險阻，足跡遍及中國十五個省、二百多個縣，測繪、考察、研究的古建築和文物達兩千餘處。他們已基本上理清了各個時期的建築體係沿革、曆史源流及整個中國建築曆史的發展脈絡。
梁思成認為，對古建築的考察研究可以暫告一段落了。戰後國家重建，更需要的是建築人才，即建築師。還在西南聯大北返之前，梁思成即向梅貽琦校長建議，在清華大學增設建築學院，他的想法與梅貽琦不謀而合。
梁思成便成為清華大學建築係的第一位係主任。
重返清華園，這裏的一草一木，一房一舍，都能勾起梁思成的一份美好回憶。從十五歲進入清華學堂，一直到二十三歲離開赴美留學，整整八年，這裏留下他青春的奮鬥足跡，也留下太多的歡聲笑語。
而今，他又回來了，母校向他張開熱情的懷抱。
學校不但對他委以重任——讓他組建建築係，還給他們一家安排了很不錯的住房。回到北平不久之後，一家人就搬進了清華園新林院8號。那是清華的教授樓，綠樹掩映中的院落非常幽靜，住房也寬敞。
從戰時的顛沛流離、窮困潦倒，重新踏入有規律的現代文明生活，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情都為之一振。尤其是梁思成，他似乎已完全忘記了身體上的病痛，全身心投入清華建築係的籌建中來。
當年與他在營造學社共事的助手劉致平、莫宗江、羅哲文，都被他陸續請到。之後，他又向吳良鏞、程應銓、汪國瑜、朱暢中、胡允敬，還有美術家李宗津、雕塑家高莊等人發出邀請。
緊鑼密鼓的籌備之後，1946年夏天，清華大學工程院建築係招收了第一屆學生，共計十五人。那是繼東北大學建築係創建之後，梁思成又一次白手起家創辦的建築係。
建築係的籌建工作還沒有完全理出頭緒，梁思成就接到教育部和清華大學委派他赴美國考察的通知。那紙通知，讓梁思成陷入喜憂參半的苦惱之中。去考察美國戰後建築教育，是他心向往之的事，可手中拮據的經費又讓他犯了難：如何利用那有限的經費在多所大學之間穿梭交流？
正在梁思成為此事發愁時，兩張邀請函從天而降——耶魯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同時向他發出邀請。耶魯大學邀請他擔任一年的客座教授，講授中國藝術和建築；普林斯頓大學則希望他擔任1947年4月“遠東文化與社會”國際研討會的主席。
梁思成戰前的論文，終於還是引起國際學術界的注意，尤其是戰時出版的那兩期《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更為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國際學術界盛讚他不畏艱難，以頑強的毅力堅持研究中國建築史的精神。
一個默默無聞在中國建築界埋頭耕耘了十幾年的人，忽然就成了國際知名人物，且被美國兩所最具權威的大學邀為嘉賓，讓梁思成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也讓他有些措手不及——剛剛籌建的建築係，多少工作都少不得他，林徽因的病體也讓他放心不下。
如同多年前夫妻兩個同建東北大學建築係一樣，林徽因再次給梁思成交了一張讓他放心遠行的答卷。雖然此時的她並不在清華擔任教職，但她早已把建築係的事情視為自己的事情。她答應梁思成，一定會盡力輔佐建築係的年輕教員們。
臨行前，梁思成把係裏年輕的教師們召集到一起，告訴他們，有事可與林徽因商量。林徽因便成了清華建築係的一位“編外教授”。
建築係剛剛成立，資料室的圖書資料相當匱乏，林徽因便把自己家裏的書推薦給那些年輕教員，任由他們挑選、借閱。數年來，梁家關於建築方麵的藏書甚豐，那些珍貴的善本書、絕版書，源源不斷地走下書架，在建築係的教師與學生之間傳來傳去。
這讓林徽因覺得欣慰——那些書，終於實現了它們的價值。
昔日高朋滿座的北總布胡同3號，已化成林徽因生命中一個美麗的符號，永遠地被她珍藏。她已不再是當年座上那個神采飛揚的女主人，她老了，又病著，她那般瘦削、蒼白，終日纏綿病榻，幾乎與美麗絕緣。
但她依舊魅力四射，那份光芒，甚至比當年還要吸引人。那是一份曆經重重磨難之後所煥發出來的光芒，它不再耀眼，卻溫潤如玉，讓人不得不想走近她，與她攀談，與她交流，感受那份光熱的撫摸與照射。
清華園新林院8號，再次成為建築係年輕教員、學生們頻頻光顧的地方。
林徽因卻隻能躺在病榻上接待他們，與他們談藝術、談建築、談時局。她依然那麼健談，經曆了戰時流亡的大風大浪之後，她變得更加豁達風趣。與她談話交流，在那些年輕人看來就是一種精神上的享受。但他們哪裏會知道，林徽因是強打精神在陪他們。每每等他們走後，林徽因都要大口大口地喘息著躺在床上，虛汗直淌，半天恢複不過來。
抗戰的勝利，為梁思成等人帶來事業的又一個春天。然而，戰後的北平，日子並不好過。時局維艱，物價飛漲，他們剛到北平時大米還是900元一斤，才過了不到幾個月，已經漲到了2600元一斤。
麵對來勢洶洶的通貨膨脹，有些年輕的教員們日子變得艱難。有些人不得不開始典當，以維生計。他們向林徽因訴說苦惱，有些人甚至想轉換專業或者調動到待遇好的學校去。
“能在清華、北大做事，就值得珍惜。當然，前提是不能被餓死。”林徽因的回答很委婉，但也意誌堅決。她太懂得這份安穩的來之不易，她能做的唯有珍惜。
為了帶領建築係的年輕人擺脫眼下困境，林徽因組織建築係的一些人成立了工藝美術設計組，承接外邊的一些活兒。所得收入，林徽因購買了顏料、紙張、文具，以補助建築係那些家庭困難的學生。
白日的喧囂退去，冰涼的夜色如水漫上來。來訪的人走了，家人也已進入沉沉的夢鄉，那是林徽因最難熬的時候。夜裏，林徽因總是咳喘得特別厲害，她一個人在床上輾轉反側，一個人下床倒水、吃藥，一個人在床上喘得透不上氣……再看著窗外的晨光一點點探進來，把室內的一切慢慢照亮。當陽光躍過窗格，重新鋪灑在客廳裏，林徽因知道，又一個黑夜已經遠去了，她又可以像一個健康人一樣，與前來拜訪她的年輕人攀談……
人生就是這樣子吧，就像一條河流，奔流不息。人就像漂泊在河上的一葉小舟，揚起片帆，一路穿山越水，看盡兩岸的田野、山林、峰巒。惡浪險灘有時，流水潺潺有時，走到人生盡頭，回望來時路，一切都已被看淡。連同生與死，那也不過是把一份人生的負擔傳遞給他人的手上。
梁思成走了幾個月，不時有信來。他在美國過得忙碌而充實，心情也不錯，那讓林徽因放心也開心了不少。
到美國後，梁思成除了在耶魯大學教書之外，他還抓緊一切時機參加各種活動。因為離開美國太久，他必須加強對本專業新進展的了解，同時也要擴大自己作為一個中國學者的學術影響。
他回到賓夕法尼亞大學，與老同學相聚，又到哈佛大學做報告。在此期間，他還作為指定的中國代表參加聯合國紐約總部大廈設計谘詢委員會，在那裏，他結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傑出建築師。
1947年4月，在普林斯頓大學“遠東文化和社會”國際研討會上，梁思成作了《唐宋雕塑》與《建築發現》兩場學術報告。報告相當成功，普林斯頓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在中國建築史方麵研究的成就。在會議期間，他還舉行了一次圖片和照片展覽。
那段時間，梁思成整天在外跑來跑去，精力充沛得驚人。有一天，他的老朋友羅常培去耶魯大學他的住處找他，卻吃了閉門羹，隻得留下一張條子貼在門上：梁思成成天亂跑。（羅常培）
過幾天，梁思成又去找羅常培，主人剛好也不在，他也給對方留下一張紙條揚長而去：羅常培常不在家。（梁思成）
兩人見麵後，又互贈一句，把那兩句連成了一副對聯：
羅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陪女弟子
梁思成妄思伏驥拙匠思成聯國樓
總之，在美國的那段日子，梁思成幾乎忙得腳不沾地。各種繁忙的工作之餘，他還和好友費慰梅一起修改《圖說中國建築史》的文稿與插圖，那些照片和建築圖片，是他來美國之前特意帶上的，以便到耶魯大學後可以製成幻燈片，作為講述中國建築史的形象資料。
梁思成有一個想法，希望在美國逗留期間，《圖說中國建築史》能夠在美出版。關於這本書的出版，還有一個曲折而動人的故事，它後來的出版過程充滿離奇波折，直到1984年才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出版。彼時，梁思成、林徽因早已不在人世。此是後話。
正當梁思成忙碌地穿梭在美國各大高校與部門之間，埋頭整理他的文稿時，一紙來自北平的電報，駭得他急急忙忙放下美國的一切事務，打道回國。
1947年6月，林徽因的肺結核病情急劇惡化，已侵入腎髒。醫生考慮給她做一次腎切除的大手術，梁思成必須回來做決定。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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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裏的日子
1947年秋天，北平的一家醫院，林徽因從這年十月初就住進來，進行手術前的全麵檢查。
北平的秋，天空碧藍如洗，陽光明媚，卻已失了夏的熱度。午後的陽光躍過窗台，正落在窗前的小幾上，給室內那片靜謐的白色帶來一抹溫馨。一襲病號服的林徽因，斜倚床頭，在給遠方的朋友費慰梅寫信……
這是民國初年建起的一座漂亮小樓，一座“袁世凱式”、德國巴洛克式四層樓房。兩扇朝南的狹長前窗，正對著前庭，坐在窗前，林徽因的眼前不時會閃過1901年的汽車、馬車和民國初的權貴們，他們當初如何裝點著那些水泥鋪成的巴洛克式的台階和通道。那樣的想象，會讓病中百無聊賴的林徽因覺得時光過得稍快。
梁思成回來了，林徽因正持續地發著低燒，那種情況下是不可能進行手術的。她隻能住進醫院，靜待燒退下去。
梁思成歸來，林徽因心情大好。他是她一生最好的私人護理與心理醫生，有他在，便心安。生死攸關的一場大手術即將到來，林徽因卻在給朋友的信上談笑風生：
最親愛的慰梅：
……
無論怎樣，我最好告訴你我為什麼到這個醫院。別緊張，我隻是來做個全麵體檢。作一點小修小補——用我們建築術語來說，也許隻是補幾處漏頂和裝幾扇紗窗。昨天下午，一整隊實習和住院大夫來徹底檢查我的病曆，就像研究兩次大戰史一樣。我們（就像正清常做的那樣）擬定了一個日程，就我的眼睛、牙齒、肺、腎、飲食、娛樂和哲學建立了不同的分委員會。巨細無遺，就像探討今日世界形勢的那些大型會議一樣，得出了一大堆結論。同時許多事情也在著手進行，看看都是些什麼地方出了毛病；用上了所有的現代手段和技術知識。如果結核菌現在不合作，它早晚也得合作。這就是其邏輯。
……我找了個機會同寶寶和她的年輕朋友們去了趟頤和園。（他們中有位才華橫溢的詩人，他的詩作王佐良曾在倫敦出版的《生活與書信》一書中加以評論。）不管怎樣，我坐著人力車抵達了頤和園的門口，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在頤和園裏麵怎麼辦了。最終我不得不花七萬元（國民黨統治時期的舊幣）雇了一頂可以往返的滑竿，一直來到宮殿後麵的山頂。這是我最愛的地方，當年曾帶史坦因夫婦去過。這是一次大成功。夜雨之後，天氣好極了。可以看到四周圍幾英裏的地方。孩子們走路陪著我，高興極了。看見他們前呼後擁，我覺得自己像個大貴族。
老金和思成特別好，替我們看家。……你看，我從深淵裏爬出來，來幹這些可能被視為“不必要的活動”；沒有這些我也許早就不在了，像盞快要熄的油燈那樣，一眨，一閃，然後就滅了！
你永遠的
菲麗絲
一九四七年十月四日
於北平的醫院
不管林徽因怎樣的豁達樂觀，她的這封信中，還是透出一份將別人世的淒涼。就像一盞搖曳在秋夜風中的油燈，她自認為自己的生命即將油盡燈枯。在以往給老朋友的信中，落款都是“永遠愛你們的菲麗絲”“愛你的菲麗絲”，這一次，她卻在信末鄭重地寫下“你永遠的菲麗絲”。
梁思成從美國托運的行李終於到了，他急切地打開包裝，向林徽因及其他家人展示他精心為他們挑選的禮物。在林徽因的眼裏，那些禮物可說千奇百怪。那裏麵有可以徹底拆、拚、裝、卸的技術裝備，她坐在床上，有了可以調整的帆布靠背，前麵放著可以調節的讀寫小桌，還有一台經過電壓器插入普通電源的錄音機。梁思成打開錄音機，裏麵傳來朋友們錄下的問候聲，那些聲音卻無一不因失真而變得怪異有趣：梁思成的聲音聽起像梅貽琦，費慰梅像費正清，而費正清的聲音則近乎保羅·羅伯遜。聽著那些聲音，林徽因被逗得哈哈大笑，她覺得自己忽然變成了乾隆皇帝，正在接受進貢的外國手表……
“一手拿著放大鏡，另一手拿著話筒，一副無憂無慮的現代女郎的架勢，頗像卓別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機器在啃老玉米棒子。”林徽因又在向費慰梅喋喋不休地彙報了，這是她多年來養成的一個習慣。苦與樂，事無巨細，她都喜歡跟自己最親愛的慰梅友分享。
住進醫院好些天了，林徽因被困在那一片白色世界裏，每天麵對的就是查房、量體溫、服藥，日子單調而枯悶。她的病情反反複複，一會兒發燒，一會兒又有輸血的並發症，一會兒又要做檢查，始終達不到做手術的條件。而等到她的燒退下去，天氣又冷了，房間裏的溫度不夠，要等醫院來了暖氣才能決定手術時間。這樣一直拖到了12月，她的手術還沒能進行。
恐懼中的等待，終於一點點耗盡了林徽因的樂觀。她開始變得焦躁不安，情緒惡劣，不論結果是好是壞，她希望那一天早點來到。一首《惡劣的心緒》寫下她那一段日子的憂懼與苦惱：
我病中，這樣纏住憂慮和煩憂，
好像西北冷風，從沙漠荒原吹起，
逐步吹入黃昏街頭巷尾的垃圾堆；
在黴腐的瑣屑裏尋討安慰，
自己在萬物消耗以後的殘骸中驚駭，
又一點一點給別人揚起可怕的塵埃！
……
我希望：風停了；今晚情緒能像一場小雪，
沉默的白色輕輕降落地上；
雪花每片對自己和他人都帶一星耐性的仁慈，
一層一層把惡劣殘破和痛苦的一起掩藏；
在美麗明早的晨光下，焦心暫不必再有，——
絕望要來時，索性是雪後殘酷的寒流！
三十六年十二月 病中動手術前
冷風、沙漠、荒原、垃圾堆、黴腐的瑣屑、可怕的塵埃、饑餓的野狗……在林徽因的詩歌中，再沒有一首詩像這首詩一樣，囊括了如此多可怕可怖的意象，她的心緒惡劣到什麼程度也可想而知。
終於等來了暖氣，可以為林徽因進行手術了。
那是她的一道鬼門關，朋友們都知道，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朋友們都來了，金嶽霖、張奚若、沈從文、莫宗江……他們圍在她的病床前說說笑笑，故作輕鬆地把那一份凝重的氣氛攪活起來。轉身出了病房的門，憂傷便爬上朋友們的眼角：那麼弱的體質，她能否抗住那樣大的手術？
千等萬等的那一天終於要來了，林徽因反倒不懼不怕了。她和朋友們隨意地開著玩笑，也在信箋紙上同女友費慰梅訣別：
……再見，最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我不再像去年一樣，我現在樂觀地微笑，還可能給你作伴。
林徽因給費慰梅寫下這封訣別信的時間是1947年12月20日，四天後，1947年12月24日，林徽因進行了一側腎的切除手術。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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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蕩不安的1948
從一片混沌中醒來時，林徽因周身都被那片醒目的白色包圍，卻不再覺得刺目。傷口在痛，那份痛是一份清晰的提醒——她還活著！
是的，林徽因以超強的意誌力，趕走了隨時都有可能登門造訪的死神。那次手術，進行得還頗為成功。隻是，術後一係列的困擾，讓她的身體恢複得極慢。
原本身體底子太差，術後長時間低燒不退，傷口長時間不能愈合。
看到梁思成在醫院和清華園之間來回奔波勞累，林徽因還是堅持回家調養。
然而，病人最需要的舒適與安靜，於此時的林徽因竟都成奢侈。
1948年的春天，似乎比以往來得更晚一些。
清華園新林院8號的住宅，房間高大寬敞，到冬天卻顯出它的劣勢來——屋子裏沒有暖氣，梁思成隻好在屋裏支起三個約半人高的火爐。這些爐子很難伺候，收拾不好便很容易熄滅。生火，添煤，清除煤渣，為了讓屋子裏保持足夠高的溫度，又怕別人收拾不好誤事，這些生活瑣事，梁思成全部自己承擔下來。他每天早早起來，下廚為林徽因調配營養早餐，為她進行肌肉注射或靜脈注射，不忙的時候，還會為她讀一些英文報刊。
這一時期建築係的工作也忙。去美國考察的那一段時間裏，梁思成跑了很多大學與機構，他反複將美國各大學建築係的教學計劃與課程設置進行了比較、研究，再回來，他的建築思想與理念又較以前進了一大步。他認為，現代建築教育的任務，不僅是要培養一批合格的建築師，還要造就能依據美學思想規劃環境的人才。他將建築係改為營建係，又對原來的教學大綱做了大幅度的修改與調整，在營建係設置了“建築學”和“市鎮規劃”兩個專業。尤其是“市鎮規劃”專業，在全國高校中開了城市規劃專業的先河。
梁思成一邊在信心百倍地展望著中國建築教育的未來，一邊精心照顧病榻上的妻子。對於闖過那道鬼門關的林徽因，他充滿了感激與欽佩，但更多的是疼惜。
為了讓她恢複得更快更好，梁思成可謂絞盡腦汁。
1948年，中國已進入抗戰勝利後的第三個年頭，全國人民卻依然生活在一片內戰的水深火熱當中。華夏大地上依然烽火連天，憂患重重。商品奇缺，物價飛漲。戰爭，饑餓，死亡，幾座大山壓得人越來越喘不動氣。而那些經曆了太多苦難的有誌之士、年輕學子們，卻再也不願意束手待斃，反饑餓、反內戰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層層迭起。
“餓死事大，讀書事小！”“向炮口要飯吃！”“反饑餓，反內戰！”學生們把標語貼到了校門口的牆上，又一路高呼著湧出校園。
當饑餓如猛虎一樣襲來，當生活中最起碼的一日三餐都被迫中斷，那些知識分子也不得不放下平日的溫文爾雅，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這樣的大形勢下，梁思成要為林徽因弄到一些治療的藥品和營養品就變得更加困難。他常常要開車跑出北平城，到百裏之外的郊縣去采購。運氣好時，可以花高價買回一隻雞；運氣不好時，隻能空手而回。
情非得已，梁思成隻好再向遠方的朋友求助。他寫信給費正清和費慰梅，讓他們幫忙從美國寄些鏈黴素來，同時也希望他們能寄一盒500張的打字紙。當時在北平要買一盒打字紙，大約要花掉他半月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