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身體都極不好，兩人幾乎輪流生病。但重任在身，他們不敢有絲毫懈怠，常常與設計組的同仁們通宵達旦地工作。林徽因家的居室裏，床上、桌上、地上鋪天蓋地的草圖，讓前來的人都無從下腳。
林徽因的工作台就是她的床。她半臥在床，伏在一張特製的小桌子上繪圖，實在累得支撐不住時，就半倚在床上休息一會兒。
緊張、忙碌的日子，讓人忘記窗外節令的變化。從接受任務投入到國徽圖案的設計工作，幾個月時間已匆匆而過。在這期間，林徽因和設計小組的同事們查閱了大量古代典籍與國外的相前資料，又經曆了無數次反反複複的思考與討論、繪圖與修整，先後做了二三十個正式完成的國徽圖案，陸續送到政協國徽審查小組和中央領導辦公室，交由他們審閱。
經過數月奮戰，那個定型的國徽圖案終於迎來最後的考驗。
1950年6月20日下午，籌委會要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國徽審查評審會議。林徽因和梁思成卻都病倒了，隻好由兼任秘書工作的朱暢中代他們前去參加評審會。
“暢中，我們等候你的消息，評選結束了，多晚也要趕回來。”所有的期待與囑托，全在這一句了，朱暢中臨行前，林徽因一再叮嚀。
以梁思成為首的清華大學設計組實力非凡，以張仃和鍾靈為首的中央美院設計組也有著強大的陣容。那天的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大廳裏，懸掛著兩個設計小組精心設計出來的國徽圖案，左邊是清華方案，右邊是中央美院的方案。會場中間排列著三四排沙發椅，參加評選的委員們，在兩個圖案之間來回穿梭，熱烈地品評著。
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的圖案看上去富麗堂皇，充滿喜慶之感：圖案下方是金色浮雕天安門立麵圖，天安門上方是金色五星，圖案外圈環以稻穗、麥穗，下端用綬帶綰結在齒輪上。
與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相比，中央美院設計的國徽圖案也特別醒目：碧藍的天空下，是天安門的風景畫，金色琉璃瓦，紅色的柱與牆，前麵是金橋的白石欄杆和白石華表，鋪地的大理石依稀可見，石縫兒裏還畫著青草，圈外環以金色麥穗。整個圖案看上去極富透視感，且色彩明朗。
棋逢對手，伯仲難分，評委們也有些為難，一會兒在清華大學的設計方案前駐足頷首，一會兒又把讚許的目光落在中央美院的設計圖案上。在現場，朱暢中的手心裏都緊張得握出了汗。
但那天評選的最終結果是讓人興奮的。經過細致的對比評議，大多數的評委，包括周總理在內，還是更讚成清華設計組的設計圖案，他們把那寶貴的一票，投給了清華設計組。會上，周總理對清華組的設計方案也提出一些修改意見。
那天評審結束時，已是深夜，朱暢中連夜宵也來不及吃，就匆匆趕回了清華。
於清華設計小組的全體成員來說，那是一個幸福的不眠之夜。
接下來的兩三天裏，大家一鼓作氣，順利完成了修改任務。他們重新畫了大幅國徽圖案，在圖紙的下方，林徽因用隸書寫了“國徽圖案說明”：
一、形態和色彩符合征求條例國徽須莊嚴而富麗的規定。
二、以國旗和天安門為主要內容，國旗不但表示革命和工人階級領導政權的意義，亦可省寫國名。天安門則象征“五四運動”的發源地和在此宣告誕生的新中國。合於條例“中國特征”的規定。
三、以齒輪和麥穗象征工農，麥稻並用，亦寓地廣物博的意義，以綬帶緊結齒輪和麥稻象征工農聯盟。
修改之後的國徽圖案，越發莊嚴美麗得奪人眼目。
當修改後的圖案被送往中南海，一陣強烈的眩暈向林徽因襲來……為了完成自己的信仰，林徽因幾乎是拚卻她的身家性命在工作了。
1950年6月23日，中南海懷仁堂，大紅色的宮燈懸掛在主席台上方，孫中山和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擺放在主席台的中央，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在這裏召開。
林徽因被特邀出席本次會議。
在毛主席的提議下，全體代表以起立的方式一致通過了梁思成所領導的清華大學國徽設計組所設計的國徽圖案。
當代表們全體起立，林徽因心慌、氣促，眼眶模糊，病弱加上太過激動，她幾乎不能從座位上站立起來。
政協會議之後，他們又對國徽細部做了一些技術上的修改，由高莊把平麵國徽雕塑成立體模型。8月18日，全國政協國徽審查組召開專家會議，通過了國徽圖案浮雕模型的審查。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簽發主席令，公布國徽圖案：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所提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業經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特此布之。
此令
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
06
\/
搶救景泰藍
“閱肆張羅雀掠門，海王村果靜如林。空閑海估尊哥定，待價千年畫宋元。”這首《故都竹枝詞》，道的是當年北平城的南琉璃廠（又名海王村）。曾經熱鬧非凡的古玩文化市場，至民國時代已經風光不再，一片寂然蕭條。到北平淪陷時期，一條街上的書店都已奄奄一息，許多古玩店鋪紛紛倒閉，凝聚此地幾百年的書香墨韻，正無可奈何消散而去。
那裏曾經是多少文人雅士喜歡流連光顧的地方，還在抗戰爆發之前，林徽因、梁思成就經常同張奚若、徐誌摩、沈從文等朋友到那裏去淘寶貝。
1950年6月，完成了國徽圖案的設計任務，林徽因又接受了一項新的使命——受北京特藝公司委托，她帶人親自到瀕臨停產的景泰藍廠、地毯廠等地進行調研，最先選擇了以景泰藍為實驗對象，進行設計創新。
林徽因永遠忘不了，在海王村古玩市場一角，當那隻景泰藍花瓶躍入她的眼簾時，她心裏的那份激動。那隻花瓶，幾乎和她小時候在上海祖父家裏看的那隻一模一樣。她把那隻花瓶托在手上，左看右看，愛不釋手，一份遙遠的記憶也隨之嫋嫋而來……
攤主老人一聲沉重的歎息，卻似一記重錘落在了林徽因的心上：“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藍，別處你們恐怕見不到了，就是老天利這家老字號，也快撐不住了，快關張了。北平的景泰藍熱鬧了幾百年，到這會兒算絕根兒嘍。”
林徽因買下了那隻花瓶，就再也放不下景泰藍。
在與老人的攀談中，林徽因他們得知，北京著名的兩家景泰藍老字號老天利和中興二廠，都是清康熙時的老廠，現在已經辦不下去了。至於其他的小廠，就更不消說。
景泰藍也叫銅胎掐絲琺琅，最早始於唐代，到明朝景泰年間流傳最廣，因其主體顏色多為孔雀藍豚釉料，故名景泰藍。這種工藝素以優美的造型、細膩的花紋、絢麗的色彩、雍容華貴的藝術風格而聞名於世。
一種流傳了幾百年的中華傳統工藝，現在麵臨滅絕的危險，景泰藍的慘淡現狀讓林徽因再也坐不住了。回家後，她與梁思成考慮再三，決定在清華營建係成立一個美術小組，搶救瀕臨滅絕的景泰藍。這個小組除了原國徽設計組的高莊、莫宗江之外，又把常沙娜、錢美華、孫君蓮三個小姑娘吸納進來。
醫生們已經不止一次向林徽因亮起“黃牌”警告——她的肺上已經布滿了大大小小的空洞，腎也切除了一側，結核菌已從肺轉移到腎和腸。一天吃不下二兩飯，睡不到四五個小時，病體支離的她，卻和助手們一次次跑到景泰藍工廠和小作坊去調查，了解它的工藝程序和材料特點。
經過多次的實地調查之後，已基本摸清了北京僅存的幾家作坊和景泰藍的生產現狀。那些作坊及工廠，新老藝人青黃不接，產量低，產品又賣不出去，大多都處於倒閉的邊緣。
林徽因還發現，那些景泰藍工人師傅的手藝是高超的，但是由於傳統產品的造型庸俗、色彩單一、圖案煩瑣，最終才導致這種具有民族特色的手工藝品瀕臨停產滅絕。
研究設計出適合景泰藍生產工藝的造型、圖案及配色，是他們設計組當前亟須解決的問題。
林徽因的身體太過羸弱，她已經不能像設計國徽圖案時那樣親自畫圖，隻能把自己的意圖說給助手莫宗江，再由他來完成繪圖設計任務。
一張又一張的工筆圖案，堪稱一張張極美的工藝品，在助手們的筆下誕生了。
把那些設計圖案拿給景泰藍廠的老師傅們，再一次次同他們溝通、交流，修改、潤色。老師傅們被眼前這個瘦弱的女先生感動了，他們不忍心林徽因拖著病體一次次往廠裏跑，就主動要求到林徽因家裏來切磋。
如此，一批批的新產品試製出來了。
於林徽因來說，美與工作是她一生都無法拒絕的兩件事，隻要工作著，能在工作中不斷地發現美，她就是興奮的。與同伴們一趟趟往景泰藍作坊跑，一起討論設計，林徽因雖然常常為此累得氣喘籲籲、冷汗淋漓，她卻是笑語不斷。她繼續著自己的調皮風趣，絲毫不像一個病入膏肓的人。
“你們知道嗎？燒窯和製坯過去是傳男不傳女的，而且婦女是不許進作坊的。我好不容易花了大價錢才買通這一關，進作坊以前還要對祖師牌位磕頭。製坯師傅的那一雙手呀！真了不起！他把坯泥放在一個轉盤上，用腳踩來控製轉動，兩手不停地上下捋著塑形。”
工作的間隙，林徽因繪聲繪色地給大家講起她當年在昆明的一段經曆。還在昆明逃難時期，林徽因為了得到一個想要的陶罐，曾親自跑到郊外一個製陶作坊去。
她越說越興奮，雙手學著師傅的動作：“多少次出現了美的造型，我在一旁求師傅‘停下來，停下來，就要這個’。但是那師傅半閉著眼，臉上毫無表情，根本不理睬我。他的手仍在不停地動作。”“我不知道他要做什麼。那些優美的造型一次又一次地出現，一次又一次地消失，我抱的希望也越來越大。最後，隻見他的手從下往上快速而熟練地一捋，這才停了下來，露出笑容得意地看著我。啊！原來是一個痰桶！”
不得不說，林徽因就是一個快樂的音符，盡管疾病纏身，她走到哪裏，依舊會把快樂帶到哪裏。當她帶著滿臉的淘氣結束那天的故事，在場的同事們早已笑作一團。
忙忙碌碌中，又送走了一年。
1951年2月，北平的早春季節，一場藝術盛事在故宮午門城樓上隆重地拉開帷幕，一生研究敦煌的常書鴻在這裏舉辦了敦煌藝術展。
當林徽因在梁思成的攙扶下，艱難地登上午門城樓，當那些精彩的敦煌壁畫摹本一一展現在眼前，林徽因的眼睛莫名地模糊了。敦煌，未及圓的飛天夢！抗日戰爭全麵爆發前夕，她曾和梁思成計劃到敦煌去考察，那一計劃卻被戰爭的炮火無情地打斷了。而今，常書鴻把敦煌給她帶回來了。那些臨摹壁畫，把林徽因帶入那個久遠的年代，而那些反彈琵琶的飛天，那飄逸如雲煙飛動的生命，瞬間把林徽因的藝術靈感點燃。
從藝術展上回來後，林徽因同莫宗江設計了一套以敦煌飛天為題材的景泰藍圖案，馬上交給工廠試製。
兩種古老的傳統工藝，因著林徽因的巧妙構思與設計，神奇地走到一起。
當時，北京正在召開“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這批具有敦煌藝術風格的景泰藍產品，作為禮物被送到了蘇聯文化代表團成員的手上，獲得了極高的讚譽。
飛天，景泰藍，聯袂飛出國門，走向世界。
這年5月19日，清華大學營建係在北京特種工藝專業會上做了題為《景泰藍新圖樣設計工作一年總結》的報告，報告即由林徽因撰寫。報告中，林徽因寫道：“我們的設計，總的方向是為了產生新中國的新的人民工藝而努力。這個新的人民工藝必須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
這個報告，後來發表在這年8月13日的《光明日報》上。
兩隻精美的景泰藍小罐，看上去有點像殷商時期的彩陶罐，小罐的下半部是素淨的淺駝色，上半部是黑底嵌有銅絲及赭色圖案的花紋。那優美的造型，簡潔典雅的圖案，讓兩隻小罐看上去有著濃厚的民族風格。
那是林徽因親自設計的景泰藍產品，也是我們現在難得見到的林徽因的景泰藍設計作品。
它們曾被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視為珍品，“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出來，要作為文物沒收，林洙再三解釋，說那是新中國成立後的新工藝品，那兩隻小罐才得以躲過一劫。
這似乎是冥冥中命運的一份安排吧。當我們看到那兩隻精美的景泰藍小罐，林徽因與景泰藍的一段情緣，她為搶救這種傳統工藝而奔走呼號的樣子，會情不自禁地浮現在眼前。
07
\/
碑與牆
走過天安門廣場，首先映入人眼簾的就是矗立在廣場中央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藍天驕陽下，這座高達37.94米的紀念碑上，鐫刻著毛澤東題寫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個鎏金大字。它是新中國成立後首個國家級公共藝術工程，也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紀念碑。
當人們一次次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瞻仰緬懷那些為全國解放而犧牲的英雄先烈們，也許少有人知，當年，為設計這座紀念碑，一大批當時中國最優秀的文史專家、建築家、藝術家——鄭振鐸、吳作人、梁思成、林徽因、劉開渠等人——為此付出多少心血。
1952年，梁思成與劉開渠主持設計人民英雄紀念碑，林徽因被任命為首都人民英雄紀念碑建築委員會委員，並負責設計紀念碑的須彌座承托。
接受此任務後，為了能把設計意圖及時落實成圖麵形象，他們借調了當年建築係的應屆畢業生關肇鄴做助手。
那時，梁思成每天奔波在城裏和清華園之間，林徽因已病重臥床不起，連執筆也不能夠了，但她還是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於這項設計工作中。當時，在梁家的起居室兼書房裏，安放了兩張繪圖桌，與林徽因的病室隻有一門之隔。每天清晨，梁思成進城之前，會先與林徽因共同製定出一日的工作計劃，由助手關肇鄴執筆繪製，再拿到病床前由林徽因指導修改。自總平麵規劃直至裝飾圖案紋樣，他們逐次推敲研究，林徽因還時不時要親自動手示範。
那是關肇鄴第一次與兩位建築學家合作，那一段日子在他的生命中留下永久不滅的印象：“通過這段時間的教誨，更是仿佛在我麵前敞開了大門，使我得以窺見建築文化殿堂裏的一部分壯觀景物。”
在設計風格上，林徽因主張以唐代風格做藍本。
任何藝術從氣勢和風度上講，顯然都應該和它所處的社會與時代相一致。盛唐文化是中國曆史上的華彩樂章，尤其是唐代的雕塑，更是剛柔並濟。它吸收了南北朝文化的精致、細膩，有著華美的靈氣，代表著完滿、和諧，基本上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化藝術的結構體係。在林徽因看來，這種具有類似歐洲文藝複興時代人文主義特點的中國藝術，能更好地表達人民對英雄的歌頌與懷念。
兩個多月的時間，林徽因和關肇鄴畫了數百張設計圖案，最後選定了以橄欖枝為主體的花環設計。在選用裝飾花環的花卉品種時，他們從上千種花卉中選了牡丹、荷花、菊花。這三種象征著高貴、純潔和堅忍的花，最終被刻在了紀念碑上層小須彌座的四周。
從1949年9月30日毛主席親自奠基，直至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正式落成，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耗時最長的大型藝術項目。可惜，作為紀念碑的主要設計人員之一，林徽因卻沒能等到那一天。
生活在古都北京，這裏的一草一木，一城一牆都牽動著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心。新中國成立後的古城正在轟轟烈烈地發生著一係列讓人吃驚的變化，那些變化，有讓人驚喜的地方，也有讓人疑惑的地方。這個曾經顯示著封建帝王威嚴的所在，曾經沒落，幾度沉浮，而今正生氣勃勃地迎接著新時代的曙光。怎樣來保護它固有的風貌，才不致使它受到不可補償的損失？才能完成曆史所賦予它的新中國首都的使命？
自新中國成立的那天起，這個課題就縈繞在梁思成心中揮之不去。林徽因也不曾放下對京城古建築的關注，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須彌座承托的同時，病榻上的林徽因還在堅持撰寫文章。1952年1月1日起，她為《新觀察》雜誌撰寫專欄文章，總題為《我們的首都》，在專欄中，她先後介紹了中山堂、天壇等十多處北京古代建築。
讓更多的人了解北京、愛護北京，是林徽因拖著病體伏案書寫的苦心所在吧。
與此同時，梁思成也在為保護北京的古城牆、古建築而四處奔走。他和陳占祥共同擬了一個《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議》（稱“梁陳方案”），這個建議反映了梁思成對北京總體規劃的設想。
彼時的北京古城是由一個寬十餘米，全長約四十公裏的城牆圍起的大城市，城市內很多門都是由箭樓、甕城和城門樓構成的巍峨建築，那樣的建築曾多達四十多處。梁思成認為，作為一座曆史名城，北京許多古老的建築物已成為有紀念性的文物，這些文物正是這座壯美古城的特點之一。在北京的新建設中，要以“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為原則，不應隨意拆除或摻雜不協調的形體加以破壞。
那古老厚重的大城牆和城門樓，在梁思成等人的眼裏是寶貝，是文物。在一些領導們眼中，無非就是封建帝國的防禦工事，它們的存在，已嚴重地妨礙交通，並限製了城市的發展。它的磚頭可以用來建造房屋或鋪設馬路，同時還能騰出地皮。
政府領導在計劃大規模地拆除它們。
得知北京古城作為一個整體將無法保住時，梁思成隻得退而求其次，他希望能保住舊城的城牆和門樓。為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張新的規劃宏圖：把城牆建成空中花園，在寬十餘米的城牆上種上花，鋪上草地，可供十萬人納涼休息。雙層的門樓和角樓可以建成陳列館、閱覽室、茶點鋪——這樣的環城立體公園將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觀光公園之一。
然而，在建設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首都的政治呼聲中，梁思成和陳占祥的聲音顯得如此微不足道。那些城牆還是被拆除了，它們轟然倒下時，梁思成覺得他的肉被割了，皮被扒了。拆掉北京一座城樓，就像割掉他一塊肉；扒掉北京一段城牆，就像剝掉他一層皮，他曾痛心疾首地對親人說：“是這樣的北京城門，是這樣的北京城牆，為什麼要拆？”
梁思成更加急迫地四處奔走呼籲，他要為保護北京古城做最後的努力。
美麗的空中花園，已隨著一段段城牆的轟然倒塌而化為泡影，梁思成再次退而求其次，即在不破壞門樓和城牆的整體性前提下，在每座城門兩邊打開一個車輛進出通道，這樣交通問題就得以緩解。然而，這個建議依舊被拒絕了。“拆牆運動”轟轟烈烈，到1957年，地安門、廣安門、廣渠門，一個個城樓被拆毀，最後崇文門和西直門也被炮轟掉，這些曾經矗立在古都北京的一座座門樓，如今隻化為一個象征性的地名、符號……
“個人的記憶是不足道的。但是，民族的記憶不能沒有實在的見證，民族的感情不能沒有實在的依托。這種記憶和感情，同樣牽連著民族的命運。對這種見證和依托的需要，就是文物建築保護的根據。”陳誌華在《我國文物建築和曆史地段保護的先驅》一文中曾這樣寫道。這番話，說出多少有識之士的心聲，這也是當年梁思成他們拚命保護古城的最重要的根源吧。
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歲月裏，林徽因的心情該是何等淒苦。她眼見著自己最親愛的人在為保護古城而痛心疾首，椎心泣血，卻再也無力給他安慰。她同他一樣迷惑。當時應邀來華的蘇聯專家也說，新中國的建築，一定要體現中國的民族形式。可什麼樣的建築，才稱得上是“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至於蘇聯的阿謝普可夫院士在講學中提到的，把建築藝術提高到階級鬥爭和黨性的高度來認識，更讓他們百思不得其解。
她已經想不動了，她的生命，已慢慢進入倒計時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