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四月，詔令文武官員有職事者，可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結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饒”“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膂力驕壯”等10科舉人。進士二科，並以“試策”取士，這標誌著科舉製正式誕生了。進士一詞初見於《禮記?王製》篇，其本義為可以進受爵祿之義。當時主要考時務策，就是有關當時國家政治生活方麵的政治論文，叫試策。這種分科取士，以試策取士的辦法，在當時雖是草創時期，並不形成製度，但把讀書、應考和作官三者緊密結合起來，揭開中國選舉史上新的一頁。唐玄宗時禮部尚書沈既濟對這個曆史性的變化有過中肯的評價：“前代選用，皆州郡察舉……至於齊隋，不勝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自隋罷外選，招天下之人，聚於京師春還秋住，烏聚雲合。”
隋朝滅亡後，唐朝的帝王承襲了隋朝傳下來的人才選拔製度，並做了進一步的完善。由此，科舉製度逐漸完備起來。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是完善科舉製的關鍵人物。在唐朝，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製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製科。 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俊士等科不經常舉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明經考時務策與經義；前者難，後者易）。
唐高宗以後進士科尤為時人所重。唐朝許多宰相大多是進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兩個來源，一個是生徒，一個是鄉貢。由京師及州縣學館出身，而送往尚書省受試者叫生徒；不由學館而先經州縣考試，及第後再送尚書省應試者叫鄉貢。由鄉貢入京應試者通稱舉人。州縣考試稱為解試，尚書省的考試通稱省試，或禮部試。禮部試都在春季舉行，故又稱春闈，闈也就是考場的意思。
古代科舉考試情景
明經、進士兩科，最初都隻是試策，考試的內容為經義或時務。後來兩種考試的科目雖有變化，但基本精神是進士重詩賦，明經重帖經、墨義。所謂帖經，就是將經書任揭一頁，將左右兩邊蒙上，中間隻開一行，再用紙帖蓋三字，令試者填充。墨義是對經文的字句作簡單的筆試。帖經與墨義，隻要熟讀經傳和注釋就可中試，詩賦則需要具有文學才能。進士科得第很難，所以當時流傳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的說法。
常科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後改由禮部侍郎主持，稱“權知貢舉”。進士及第稱“登龍門”，第一名曰狀元或狀頭。同榜人要湊錢舉行慶賀活動，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園探采名花，稱探花使。要集體到杏園參加宴會，叫探花宴。宴會以後，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題名以顯其榮耀，所以把又把中進士稱為“雁塔題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後》詩：“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朝看遍長安花。”所以，春風得意又成為進士及第的代稱。常科登第後，還要經吏部考試，叫選試。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職。唐代大家柳宗元進士及第後，以博學宏詞，被即刻授予“集賢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試落選，隻能到節度使那兒去當幕僚，再爭取得到國家正式委任的官職。韓愈在考中進士後，三次選試都未通過，不得不去擔任節度使的幕僚，才踏進官場。
唐代取士，不僅看考試成績，還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薦。因此，考生紛紛奔走於公卿門下，向他們投獻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禮部投的叫公卷，向達官貴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確實使有才能的人顯露頭角，如詩人白居易向顧況投詩《賦得原上草》受到老詩人的極力稱讚。但是弄虛作假，欺世盜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他即位後，大大擴充了國學的規模，擴建學舍，增加學員。
至高宗、武則天時，科舉製又有了很大發展。武則天在科舉製度史上的主要貢獻有如下幾種：
1.開創殿試
殿試因考試地點大都在京城殿廷，由皇帝親臨殿廷策問貢舉人，故這種考試方式稱殿試，又叫廷試。如同所講述的，史書明確記載殿前試人始於武則天載初元年二月，女皇親自“策問貢人於洛成殿”。
殿試是皇帝親臨殿廷策問貢舉人的一種考試方式，也是科舉製度中製舉的最高形式。因考試地點在京城宮殿朝廷，故稱殿試，又叫廷試。殿試始於武則天載初元年（690）《唐會要》記載，這年二月十四日武則天“試貢舉人於洛城殿前，數日方畢。殿前試人，自茲始也”。（資治通鑒》雲，這年“二月，辛酉（十四日），太後策貢士於洛城殿。貢士殿試自此始”。《通典》亦雲，“武太後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此時距離武則天登基隻有7個月，雖未當女皇但獨掌大權同皇帝無異。因此，毫無疑問，殿試是武則天開創的，這種皇帝親臨策試，很好地減少了作弊現象的產生，並且在影響力上也極大地推動了科舉製的發展。
2.初設武舉
在武則天掌權之前和執政的初、中期，科舉項目雖然較多，但都屬於文科舉，與武藝無涉。史載，武則天晚年重返長安大明宮的第二年，於長安二年春正月，在長安“初設武舉”，所以，武舉是武則天的曆史功績。
武舉，又稱為武科，是唐代選拔武才、武官和武將的重要考試科目，它包括常科和製科兩種，但通常人們多作常科解。在唐代，武科雖然沒有文科影響大，但因其特殊的作用，因此它常與選拔文官的進士、明經等科目相對應。
武舉中有長垛、騎射、馬槍、步射、材貌、言語、舉重七項，每項皆經考試決出名次。史書又雲，武則天“長安二年教人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
從此在應試的群體中，除雲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飽學之士，還躍動著許多舞槍弄箭的曉勇將才，無疑，這對於增強軍隊的戰鬥力，保衛遼闊的疆土和強身健體，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為後代所繼承。
武則天為什麼創設武舉呢？說起來大致有這麼幾條原因：
《新唐書?兵製》曰：“自高宗、武後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所說的府兵製指的是一種兵農不分、兵農合一的兵役製度。通俗地解釋就是，如果有了兵事，就拿起武器為卒武；如果沒有兵事，就分散在各地，務農種地，而且是大部分時間在家種地，偶爾才治武，這種府兵製實際上有名無實，最大的弊端是造成兵源流失。因此說府兵製敗壞是創設武舉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個原因是當時外患不斷，而朝廷武將乏才。唐太宗是馬上得天下，對各方外族首領熟稔於恩威兩手並用，等到高宗晚年及武則天執政時，周邊地區日益不寧，突厥、契丹、吐蕃尤甚，而朝廷對軍事人才的培養相對滯後。迫於形勢也必須加強武力人員的培訓；第三就是擴大統治基礎，維護周武政權。也就是說，開武科選拔人才，不過是武則天網羅黨羽、構築其社會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
除此之外，武則天創設武舉，其實也是曆史的必然。因為武舉產生時，唐代實施科舉考試製度已經有八十多年了，其間在高宗晚年時，文舉考試中的主幹科目進士、明經都曾進行過重大的改革，科舉考試總體水平的提高，自然會給新考試科目的開設以積極的影響。從史書的記載來看，武舉常科分為兩大科目，即平射與武舉：平射科隻是考定位射箭，主要是檢驗應試者射箭的準確度和力度；而武舉科對應試者的要求就比較全麵了，既有掌握不同兵器的要求，如射箭與馬槍；也有技術力量的要求，如射箭、馬槍、舉重等；還有身材相貌、言談舉止的要求，如才貌和言詰等。相對而言，武舉科在考試占據著主要的地位。
武舉和文舉一樣，除了常科外，也設有製科。因為製科是應不時之需而設置的選拔武人的科目，因此它往往作為常科的有效補充。如鳳儀二年（677），朝廷下《求猛士詔》：“令關內河東諸州，廣求猛士“。具體要求是“旅力雄果，弓馬灼然”（見《唐大詔令集》卷一0二），而唐代關於武舉的最早記載則為《冊府元龜》卷六七所記貞觀三年（629）詔征的“文武才能，灼然可取。”一般地說，它比規範而略嫌刻板的常科更具有靈活性和針對性。
3.增加製舉次數和常舉的難度
唐代科舉製度主要分常舉與製舉兩種。常舉是按“常貢之科”經常舉行的考試選官製度，主要有秀才、進士、明經、明法、明書、明算等科目。
製舉是由皇帝臨時特詔舉行的科舉考試，即“其天子自詔者曰製舉”。舉行的次數較少。唐代製舉“始於顯慶，盛於開元、貞元”。高宗顯慶三年（658）二月，設誌烈秋霜科，韓思彥及第。武則天執政後，增加了製舉次數，從永隆元年（680）至長安二年（702），幾乎每年都有製舉。同時，增加了常舉各科考試內容的難度。特別是明經、進士等科。由於製舉是皇帝親自倡導的，甚至親臨策試，因而對科舉製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4.進士成為諸科之首
在武則天時期，進士成為科舉中諸科的重心，尤其是鹹亨年以後，每年考取進士的人數比貞觀年間擴大一倍，平均有二十餘人。而且越來越重視以文章取士。史家稱這和“太後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有直接關係。這種風尚有力地促進了盛唐文壇上的極大繁榮。與以門第取人的九品中正製比較，這種“學而優則仕”的科舉製度無疑是曆史的進步。唐玄宗開元之治的名相姚崇、宋璟、張九齡等，都是在這個時期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傑出人才。
武則天時不僅進士科錄取的人數大增，並且還開設很多製科。因為武則天常住東都洛陽，自永昌元年（689）又開始在東西兩都取士，據張說《四門助教尹守貞墓誌》載：“長安（武則天年號）之初，大開貢舉，是年千五百人。考功召先生課核淑慝，時稱無滯焉。”可見應考人之多。同年2月，武則天還在東都洛陽洛城殿親自試策貢士，被後世認為是科舉上的“殿試”之始。雖然這隻是皇帝的一時心血來潮，和後來宋代確立的殿試並不相同，但卻突出地體現出武則天對科舉取士的高度重視。
武則天發展科舉製度的巨大社會效益，就是提高了官僚隊伍以及全體知識分子的文化素質。先以宰相集團為例。史書雲：“宰相之職，佐天子總百官、治要事，其任重矣。”據統計，高祖朝宰相12人，通過科舉人仕者隻有1人，占宰相總數的8％；太宗朝宰相29人，科舉人仕者3人，占10％；高宗朝宰相37人，科舉人仕者11人，占23％；而則天朝宰相75人，科舉人仕者27人，占30％。比例之大，遠超前代。這裏的“則天朝”，是指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後武則天獨掌政權的21年，即“武周時期”。而顯慶五年（660）以後的高宗朝，實際上也是由武則天參政、輔政的。
高宗、則天朝通過科舉人仕的宰相逐漸增多，不僅表明門蔭製度的日趨衰落，而且標誌著宰相集團文化素質的普遍提高。再以各朝進士及第者增多為例來說明，高祖朝56人，太宗朝205人，高宗朝555人，則天朝464人。高宗、則天朝總共錄取進士1019人，總見科舉製的平波發展。
魏之穀、杜審言、郭元稹、沈全奇、宋之問、漲錢、蘇俄、宋章、張子昂、劉誌義、張柬之、賀知章、張九齡等進士，就是在這個時期金榜題名的。章說是在武則天創立“殿試”時顯露頭角的。他們中有的成為中樞賢相，有的成為文壇巨星，有的成為著名史家，在盛唐文化中大放光彩。從此，文學之士代替了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唐代官僚隊伍的主角，進而提高了整個知識分子階層的文化素質。因此可以說，武則天發展科舉製的貢獻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
古代科舉考試情景
重吏治各司其職，馭天下唯才是用
武則天通過科舉、自舉和別人推薦，選拔了一批傑出的人才，成為武周政權的中流砥柱，如狄仁傑、姚崇、宋璟、魏元忠、韋安石、朱敬則、蘇良嗣、徐有功等人。其中，姚崇、宋璟，後來成為開元時期的賢相。
吏治對社會狀況至關重要，武則天知道，對官吏光用法律的形式來約束是不行的，要使他們“稱職”必須加強教育，使其懂得為臣之道。為此，她親自撰寫《臣軌》一書，從十個方麵對臣下提出要求：同體、至忠、守道、公正、匡諫、誠信、縝密、廉潔、良將，利人。
顯然，其中心思想是要求臣子成為德才兼備，忠君愛國的人物。由於此書采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式，要求嚴而不苛，因而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使武周時期官員較為廉潔奉公。
改唐為周時，武則天67歲。已近古稀之年的她仍然保持著旺盛的精力。史載，“太後春秋雖高，善自塗澤，雖左右不覺其衰。”“臨禦天下，憂勞兆庶。宵衣佇旦，望調東戶之風；旰食忘眠，希緝南熏之化。”為了使各項政令有益於民，武則天十分注意了解民情。早在參與朝政之前，她就認識到上下蒙蔽的壞處。稱帝後除繼續利用銅匭等手段外，還常常派遣使節至民間調查，有時會親自過問民間之事。聖曆元年，武則天曾問群臣：“比在外有何好事？”久視元年，鸞台侍郎同平章事陸元方因說：“人間細事，不足以煩聖聽”，而被武則天免去了宰相職務。
根據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充分聽取大臣意見後，再采用相應的政策，是武則天的一貫做法。為了及時處理各種問題，武則天除每日早朝以外，還特令宰相輪流宿值。她深知掌握實權的重要，因而總是緊握權柄，防止大權旁落。
武則天特別注意人才的擢拔。早在即位前，她就多次頒發《求賢製》，大力搜羅人才。登基後，在這方麵做得更加突出。除大力度重視並發展科舉製外，她還要求臣下自薦並推薦人才。
對官員大力提倡自薦，此外，確有才能，願意進仕者平時可以投匭自薦。鑒於許多名士不願意自薦的情況，武則天特別強調推薦，把薦舉人才作為官僚的一項任務。有時還特別要求某些大臣薦舉有關人才。如聖曆元年，令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
當然，武則天是要求推薦真賢的。範履冰因推舉犯逆者而被殺。狄仁傑薦其子光嗣為地官員外郎，很稱職，贏得了武則天的誇獎。
由於通過各種渠道、命令、鼓勵薦舉人才，又不限門第高低、富貴貧賤，也不限種族、離京遠近等，因而，選司空前忙碌。對此，今人謂之“太濫”。其實，這正是武則天超越其他帝王的地方。她敢於衝破以往狹窄的選官範圍，不拘一格選拔人才，因而謀臣猛將和文苑俊傑湧現，這不僅是治理大周所需要的，而且也為後來開元盛世的出現準備了一個重要條件。
武則天堅持對眾多的官員進行篩選，對於從各地搜求來的人才，武則天皆予厚待，能很好地做到“量才授職”。如在天授二年創立的試官製度，即讓搜求來的人才擔任一定職務而鍛煉他們的政治才幹，則又是一大膽創舉。武則天在他們赴任時，往往賜袍訓誡。不僅如此，武則天還加強了左右肅政台的力量，常常派使者對官吏進行督查。檢查的項目很多，達30餘項，全麵衡量，以確定升降。對情況比較突出的，武則天皆親自予以處理。史載，她的堂姐的兒子宗秦客兄弟居官貪濁，“奸髒事發”，武則天毫不留情，將他們“配流嶺外”。⑩對於智能之士，武則天往往破格提拔。如殷仲容精通書法，知名當時，武則天愛其才，官至申州刺史。後來促成“開元盛世”的許多著名大臣，都經受過武則天的賞識和提拔。姚崇、宋璟、張說就是如此。
武則天選拔人才時沒有成見，主要看其是否稱職：即使是敵人的後代，隻要有真才實學，又能改變政治態度的，她都盡量擢為己用。如上官婉兒，是李唐五言詩“上官體”的鼻祖上官儀的孫女，上官儀被武則天以“大逆之罪”治死，同時抄家滅籍。時年一歲的上官婉兒及其生母被充作宮婢，發配東京洛陽宮廷為奴。上官婉兒14歲那年，太子李賢與大臣裴炎、駱賓王等策劃倒武政變，上官婉兒為了報仇也積極參與。但事情敗露，太子被廢，裴炎被斬，駱賓王死裏逃生。上官婉兒以為自己也將被處死，但結果卻完全相反：竟被武則天破例收為機要秘書。其原因主要是上官婉兒有才，而武則天又尤為愛才。
上官婉兒14歲時曾作了一首名為《彩書怨》的詩，被武則天無意中發現。武則天不相信這麼好的詩竟會出自一位女孩之手，便以室內剪彩花為題，讓她即興作出一首五律來，同時要用和《彩書怨》同樣的韻。婉兒就很快寫出：“密葉因栽吐，新花逐剪舒。攀條雖不謬，摘蕊詎知虛。春至由來發，秋還未肯疏。借問桃將李，相亂欲何如？”的詩句。武則天看後連聲稱好。所以後來武則天決定對婉兒處以黥刑，即在她的額上刺一朵梅花，把朱砂塗進去。並把婉兒留在自己身邊，此後，武則天又一直對婉兒悉心指導，培養她、重用她。婉兒從武則天的言行舉止中，了解了她的治國天才、博大胸懷和用人藝術，對她徹底消除了積怨和誤解，代之以敬服、尊重和愛戴，並以其聰明才智，替她分憂解難，成了她最得力的心腹人物。武則天此舉，表現了一種容人的大度，也反映了一種待人的風格。
另外，契丹將領李楷固善用飛索，馬上功夫超群，曾擒官軍將領麻仁節、張玄遇等人。被俘後，武則天“惜其才不殺，用以為將”。以寬容而待人的謀略，正是用人的高超藝術。可見武則天深諳此道。
武則天也比較尊重並注重保護諫臣。如狄仁傑（630－700），並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先後任大理，侍禦史、文昌右相及地方官多年。在出任豫州刺史時，正值趙王李貞叛亂，被武則天遣宰相張光輔率軍平定，緣坐此案者六七百人，籍沒者五千口。
司刑使逼促行刑，仁傑知多為無辜者，設法緩刑，密表上奏武則天，特救敕之，減死配流。豫州囚徒至流所，立碑感激仁傑活命之恩。但仁傑因批評張光輔縱兵橫暴，殺歸降之眾，光輔懷恨在心，還都後奏仁傑不遜，左授複州刺史，又為洛州司馬。不久武則天即察明狄仁傑在地方的善政和張光輔的誣告。天授二年（691）九月，武則天任狄仁傑為地官侍郎，與冬官侍郎裴行本並同平章事，晉升為宰相。武則天問仁傑：“卿在汝南，甚有善政，卿欲知潛卿者名乎？”仁傑說：“陛下以臣為過，臣請改之；知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進饞者名。”
武則天很佩服仁傑這種美德，久視元年（700）閏七月，武則天欲造大像，需錢數百萬，令天下僧民每日出一錢讚助修建。仁傑立即上疏諫淨說，僧尼的錢也是來自百姓，“工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而近來“水旱不節，征役稍繁”，應當“寬征鎮之搖，省不急之費”。武則天立即采納，遂罷此役。武則天重用狄仁傑，群臣莫及，常稱為“國老”而不呼其名。仁傑直言不諱，武則天虛心聽納。仁傑因年老有病多次請求退休，武則天不準。仁傑上朝，武則天不讓他行跪拜禮，說：“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並免去值夜班，還告誡其同僚說：“自非軍國大事，勿以煩公。”
同年九月，狄仁傑病死，武則天為之舉哀，廢朝三日，哭泣著說：“朝堂空矣！”從此，朝廷每有大事而不能決斷時，武則天便想到狄仁傑，感歎地說：“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
武則天雖然能謀善斷，但也能虛心納諫，這點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大凡能謀善斷的人常常會自以為是，不願聽別人的見解，但武則天不同，她雖然很聰明，計謀很多，但也很能聽從別人的意見。在《臣軌》一書中，武則天就提出，臣子應“外揚君之善，內匡君之惡”。
有一段時間，就是武周代唐之際，就是改朝換代之初，武則天為穩固政權，繼續重用酷吏，獨斷專行，似乎不能納諫，但這是由當時的環境決定的。政權穩固後，武則天一方麵打擊酷吏，把他們一一殺掉；另一方麵，健全諫官製度，越到後來越為突出。
中國曆史上有一些有作為的皇帝，統治前期頗能納諫，但到晚年卻往往剛愎自用，如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這裏可拿武則天與唐太宗比較。唐太宗於貞觀初中期素以納諫著稱，但到了暮年，“慮人致諫”或“杜諫者之口”；而武則天則不然，晚年愈能納諫，對於臣下的批評意見，她也能虛心接受。如延載元年九月，武則天出梨花一枝以試宰相。宰相皆以為瑞，杜景儉獨不以為然。武則天說：“卿真宰相也”。
武則天重用酷吏是她人生的一大汙點，但處於她當時的情況下，如果不用酷吏整下一大批反對者，她是難以在後來當上皇帝並坐穩那個位置的，但不管怎樣，武則天是個私欲和權力欲極強的人，在曆史上犯下的錯誤是實實在在的，她重用酷吏的罪惡行徑也不容抹殺。
武則天勵精圖治，躬親庶政，通過各種方式選拔有用之才，健全中樞機構，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因而，武周時期在政治上下情得以上達，而且朝廷政令也能夠雷厲風行，直達邊陲。她重用的人才中，許多人都成為唐玄宗時期的重要大臣，為開元盛世局麵的開創立下了大功。下麵簡述幾位：
1. 姚崇，唐高宗永徽元年出生於陝州（今河南三門峽陝縣）一個武將之家，祖籍吳興（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姚崇二十歲時，父親病故，隨母親遷回汝州梁縣廣成外婆家。姚崇繼承了父親的尚武遺風，每日以習武為功課，經常同鄉裏少年一起到山野射獵比武。十數年堅持不懈的鍛煉，練就一身強健的體魄和勇猛無畏的精神，諸般兵器無所不通。後來飽學之士張憬藏遊學路經廣成，落腳姚崇家，見姚崇氣宇軒昂，眼神裏透出一股靈氣，非一般山村野夫可比，但與之交談起來卻感到他知識貧乏，文理欠通，力勸姚崇好好讀書，增長識見，並鼓勵說：“廣成是上古賢人廣成子所居之地，黃帝曾問道於廣成子。你將來當以文才顯名，很可能做到宰相一級大官，不要自暴自棄，要好自為之！”
從此，姚崇潛心修文，刻苦攻讀，學業大進，參加科舉，考中進士，步入政壇，入朝論政，答對如流，且下筆成章，得到武則天的賞識，初拜侍郎，後連續升遷，成為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宰相，是中國封建史上一位傑出的政治家。
姚崇像
姚崇入朝做事，負責理案刑獄，正值武則天時嚴刑峻法橫生，他執法公正，把許多人從冤獄中解放出來，引起朝野注目，官職連續晉升。公元698年，武則天破格提升他為尚書，兼相王李旦府長史。五年後，因得罪武則天內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被借突厥犯境之際調任安撫大使。臨行推薦張柬之任宰相。705年，武則天病重，姚崇從邊關返京，同張柬之密謀誅殺了張氏兄弟，逼武則天讓位給太子顯。李顯複位，以姚、張為宰相，因姚有功，加封為梁縣侯。中宗繼位，武家勢力十分強大，姚崇沒有接受相位，以種種借口出任亳州刺史。之後出現了張柬之被殺、武三思和韋後掌權，太子殺死武三思，韋後和安樂公主毒死中宗掌握朝中大權，李隆基發動政變殺死韋後擁李旦繼位的宮廷權力爭鬥。姚崇幸免於難。
睿宗李旦繼位後，於公元710年，拜姚崇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第二次當了宰相。因太平公主想走母親的道路，掌握大權。姚崇向李旦建議將太平公主安置洛陽，諸王派往各州，確保東宮李隆基之位。沒想到昏庸的睿宗李旦竟然將姚崇的話如實轉告了太平公主，使事情敗露。李隆基為爭取主動，以姚調撥兄妹關係為由，貶姚崇為地方官。這任宰相在職還不到一年。
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唐玄宗繼位消滅了太平公主的黨羽，鞏固了地位，決定起用姚崇為相。十月，唐玄宗在驪山下舉行盛大閱兵式，參加的有二十萬軍隊，旗幟相連五十餘裏，但軍容不整，秩序紊亂。看到這種情況，玄宗大怒，下令把閱兵式總指揮宰相兼兵部尚書郭元振罷官流放。召姚崇速赴驪山行營。姚崇趕到驪山時，玄宗正遊獵於渭河之濱。玄宗問姚崇：“卿頗知獵否？”姚崇回答：“臣少孤，年二十居廣成澤，目不知書，唯以射獵為事。四十歲方遇張憬藏，謂臣當以文學備位宰相，無為自棄。爾來折節讀書，今雖官位過忝，至於馳射，老而猶能。”於是指揮卒伍，呼鷹放犬，投槍射箭，進退有序。玄宗很稱意，即拜姚崇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代替郭元振做宰相。姚崇任宰相三年，實行了選賢任能、獎勵清廉、精簡機構、裁減沉員、懲治貪官、愛護百姓的清明政治，為“開元盛世”奠定了的基礎。姚崇被譽為“救時宰相”，與唐太宗時的房玄齡、杜如晦並稱為賢相。
2.宋璟，邢州南和（今屬河北）人。博學，工於文翰，進士出身。為官剛正不阿，“則天甚重之”。長安三年，有一次武則天在宮中設宴，令朝臣權貴侍宴，男寵張易之、張昌宗兄弟皆為列卿，位三品，宋璟為左禦史台中，本階六品，座位在易之等人之下。易之素怕宋璟，欲同璟拉關係，虛位以讓，“公第一人，何乃下座？”宋璟說：“才劣品卑，張卿以為第一人，何也？”當時許多人因二張是內寵，不敢怠慢，不稱官名，呼易之為五郎，昌宗為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對宋璟說：“中垂奈何呼五郎為卿？”宋璟說“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若以親故，當為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
史書說宋璟“其剛正皆此類也”。正因為宋璟剛正不阿，所以經常遭到酷吏、男寵們的攻擊和誣陷，但“則天察其情，竟以獲免”。但宋璟待人和善，與人友愛，朝野讚譽他為“有腳陽春”，意言他如一縷春風，走到哪裏都似春風煦物，讓人倍感溫暖。
3.魏元忠，宋州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人，太學生出身，高宗時任監察禦史。光宅元年（684），武則天摧為殿中侍禦史。
徐敬業據揚州叛亂後，武則天令元忠監軍鎮壓，因功摧為司刑正、洛陽令。聖力二年升宰相。他不畏，二叱‘夕又。男寵張易之慫恿家奴欺壓百姓，他“答殺之，權豪莫不敬憚”。
他屢遭酷吏迫害，三次被流放，但旋即回朝，繼續同權貴鬥爭，其主要原因就是有武則天撐腰。
4.韋安石，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應明經舉，曆任州縣官，武周後期主要宰臣之一。他出身於官僚世家，應明經舉及第，初任乾封縣尉。永昌元年，遷任雍州司兵參軍。宰相蘇良嗣賞識他有才幹，向武則天推薦，擢升為膳部員外郎，再遷並州司馬。在任有政績，武則天曾親筆致書慰勞說：“聞卿在彼，庶事存心，善政表於能官，仁明彰於鎮撫。如此稱職，深慰朕懷。”後被擢拜並州刺史，後曆任德州、鄭州刺史。
韋安石生性敦厚，為人持重，為官嚴明清正。遷為文昌丞不久拜鸞台侍郎、同鳳閣鸞台平章事，當了宰相，又兼任太子左庶子。長安三年，擔任東都洛陽留守，兼管天官、秋官兩尚書事。不久知納言事，仍為鳳閣鸞台三品、兼太子左庶子。
武則天在暮年時仍想穩住自己的統治地位，牢牢掌握最高權力，於是組成了以張易之兄弟為中心的新的政治勢力，將朝政大權多委托於張易之、張昌宗二人。二張憑借武則天的寵愛，橫行於朝，欺壓大臣，迫害正直之士，引起朝中許多官員的強烈不平。韋安石不畏權貴，反對張氏兄弟。一次，武則天在宮中設宴，張易之引來蜀中商人在席前嬉戲，安石立即向武則天奏諫，認為不應將商人引入宮內，有失朝廷威嚴。武則天無話可對，安石立即命左右將商人趕出，在座大臣皆驚，武則天見他言詞正直，也無可奈何。鳳閣侍郎陸元方退席後對人說：“此真宰相，非吾等所及也。”
長安四年七月，張易之兄弟五人貪贓枉法的事情敗露，被同時下獄。武則天借口張昌宗合藥有功，將其赦免，並令複職。接著，韋安石又檢舉張易之等的罪狀，武則天無奈敕付韋安石、唐休璟審問。但隨即在八月又將韋、唐二人調為外官，安石去揚州任大都督府長史，草草了結了對張易之的審訊。但是，對立兩派的政治鬥爭並未緩和，反二張派的朝官很快組成了政變集團，趁武則天臥病，於長安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以武力衝人內宮，殺了張易之、張昌宗兄弟及其黨羽，逼武則天交出政權，擁中宗李顯複位。
中宗複立，以韋安石原任過自己的侍讀、左庶子之職，懷有舊情，尤其是他反對二張的政治態度，受到中宗一派的讚賞，立即將他從揚州調回朝任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參議政事。不久，又升任中書令，封鄖國公，食300戶。後又相繼擔任相王李旦府長史，戶部尚書、侍中、監修國史等。
5.朱敬則，亳州永城（今屬河南）人，初以辭學知名，任小縣官，長壽元年武則天破格摧他為右補網，長安三年又升為宰相。他為官清正，敢於直言諫淨，並以用人為先。他向武則天推薦的裴懷古、魏知古、張思敬等人，都很稱職，“則天以為知人”。蘇良嗣，雍州武功（今屬陝西）人。垂拱二年任宰相。有一次在朝堂遇男寵薛懷義，懷義不為禮，良嗣大怒，“命左右摔曳，批其頰數十，”懷義跑去向武則天訴苦，武則天說：“阿師當於北門出人，南牙宰相所往來，勿犯也。”可見武則天並不是沒有原則的袒護男寵。
6.徐有功，名宏敏，字有功，山東臨沂人，青年時期舉明經及第。曆經蒲州司法參軍、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禦史、司刑寺少卿等。長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則天時期與酷吏鬥爭的一麵旗幟，也是曆史上罕見的一位以死守法、執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對他有“雖十歲未見其比”之讚譽。
武則天當政時，徐有功曆任蒲州司法參軍（地方司法官員）、左肅政台侍禦史、司刑少卿（大理寺司法官員）等官職。當時，酷吏恣橫，構陷無辜，嚴刑峻法，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徐有功犯顏護法，三次被罷官，但矢誌不渝，前後共救了數十家人。有一次，博州刺史因罪被誅殺，牽涉到官吏顏餘慶，武則天指令酷吏來俊臣審理此案，來俊臣給顏餘慶定下了謀反的罪名。在朝廷上，來俊臣向武則天彙報時，侍禦史魏元忠也認為應該判顏餘慶死罪，武則天下旨批準。徐有功卻堅持顏餘慶不是“魁首”，不能誅殺。武則天大怒，斥問：“何謂魁首？”徐有功說：“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後來，武則天免除了顏餘慶的死罪。
有一個叫韓紀孝的人，在徐敬業謀反時接受了偽官職。在朝廷審理徐敬業謀反案時，韓紀孝已經死了，但負責審理此案的顧仲琰卻要求籍沒韓紀孝的家產，武則天予以認可。徐有功抗辯說：“人已經死了，就不應該再追究其罪，更不應該株連其他人。”後來因為這個案子獲得寬恕的百姓就有幾十人。
徐有功曾經對自己的親人說：“今身為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當時，告密者通常采取誘使他人的奴婢狀告主人的辦法，以求獲得官府的功賞。潤州刺史竇孝諶的妻子龐氏被奴婢誣告，監察禦史薛季昶審理認為應該判龐氏死罪。其子到徐有功處訟冤，徐有功一邊發文要求停刑，一邊上奏武則天。薛季昶十分惱火，彈劾徐有功枉法，罪當處死。徐有功卻說：“豈吾獨死，而諸人長不死邪？”武則天召見並責問他說：“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徐有功回答：“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武則天知道徐有功是忠臣，於是，免去了龐氏的死罪。
徐有功死後，武則天追贈他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顯登位後加贈他為越州都督（一品）頭銜，並特下製書表彰：“節操貞敬，器懷亮直，徇古人之誌業，實一代之賢良”和“卓然守法、雖死不移。無屈撓之心，有忠烈之議。”
武則天鼓勵臣下直言，破格用人，事例很多。因此，後來唐中期的宰相陸蟄讚揚武則天善於用人，賞罰分明，說：“深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北宋史學家司馬光亦認為，武則天“挾刑賞之柄以駕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竟為之用”。這些評語是符合實際的。這正因為如此，在她執政期間社會秩序安定，即使發生了徐敬業起兵那樣較大的動亂，也沒有爆發農民起義，正如當時的陳子昂所說的，“揚州構禍，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
實行建言十二策，貞觀遺風啟開元
為使國家大治，武則天實行了“建言十二事”，為普通百姓和中下級官員著想，為他們爭得利益，贏得了絕大多數百姓和官員的擁護。具體內容是：
1.勸農桑，薄徭賦；
2.免除三輔一帶百姓徭役；
3.息兵，以道德教化天下；
4.在全國各地禁止浮巧；
5.節省功費、力役；
6.廣言路；
7.杜讒言；
8.王公以下皆習《老子》；
9.父在為母服縗三年；
10.上元以前勳官以給告身者無追覆；
11.京官八品以上者增加俸祿；
12.百官任職已久、才高位下者，得以晉階升遷。
這十二條，歸納起來是四大政策：一是富國強民，二是善用人才，三是籠絡百官，四是提高婦女地位。
武則天步入政壇後，風波迭起，頗不平坦，耗費了很多心力來應付局麵，但是太宗之魂從沒有離開她的頭腦。武則天自始至終把富民強國作為頭等大事來完成。她以巨大的魄力削弱貴族勢力，提拔重用了許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官吏，擴大了統治基礎。她一再鼓勵農業生產，州縣荒地開墾並戶有餘糧的，州縣長官可得升遷。在她的統治期間，戶口增加，社會經濟進一步發展。
在她和唐高宗聯合執政時期，大唐從戰後恢複期進入蓬勃發展期，國力漸盛，人口激增，萬民樂業。這個因素，才是武則天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她的智謀、權術、心計，固然是她縱橫政壇的利器，但即便是一個絕頂聰明的政治家，如果漠視民意，或敢於倒行逆施，那是早晚都要被民眾情緒這個“覆舟之水”所掀翻的。
當時很多人詆毀武則天，說她陰毒、淫蕩，奪取了李唐的江山，對其“建議十二事”也不以為然。而“建議十二事”推行，穩定了社會，造福了百姓，為後來一些執政者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武則天統治時期，唐朝經濟繼續發展，國力不斷增強，史稱武則天統治時期有“貞觀遺風”，說她的統治大有貞觀之治的模子，現代史學家郭沫若稱讚武則天的業績說：“政啟開元，治宏貞觀。”為唐朝全盛時期的到來奠定了基礎，但她也是具有創新思想的皇帝。她的許多創製打破陳規，影響千年。她是唯一突破陳腐禮製，呼喚婦女解放的皇帝，在數千年男權傳統社會中，她的呼喚徹雲霄，影響極大。
由此可見，武則天基本上繼承了貞觀之治的措施，發展了貞觀之治的局麵，她的統治具有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的重要地位，唐玄宗統治前期，政治比較安定，經濟繁榮發展，唐朝進入全盛時期，中國封建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唐玄宗統治前期的年號叫“開元”，史稱“開元盛世”，但這一切，不能不說有武則天的很大功勞。
功績巍巍垂千古，惡行累累臭萬年
在武則天掌權近半個世紀的較長時期內，雖有很多正確的舉措，也有很多過失。她重用酷吏，獎勵告密。使不少汙吏橫行一時。他們刑訊逼供，濫殺無辜，誣陷於人，使不少文臣武將蒙受不白之冤。雖然對武周政權的鞏固起過一些作用，但是，搞的統治集團內部矛盾激化，人人自危，必然影響國家的治理和生產的發展。她放手選官，使官僚集團急劇增大，官僚機構膨脹，必然要加重人民的負擔。她晚年好大喜功，生活奢靡，耗費大量財資和勞力。這都不同程度影響和延緩了生產力的發展。不過，這些錯誤和過失，畢竟是武則天政治生涯中的支流。不管怎麼說，武則天稱帝後的種種舉措對於後來的盛世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她作為中國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能夠排除萬難，在統治長達半個世紀的年代，形成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社會安定，經濟發展，上承“貞觀之治”，下啟“開元盛世”，革除時弊，發展生產，完善科舉，破除門閥觀念，不拘一格任用賢才，順應曆史潮流，大刀闊斧改革的曆史功績相比，難以同日而語。她的曆史功過，恰如她給自己立下的那塊“無字碑”一樣，隻能由曆史去作出評論和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