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自珍從小就受到家庭熏陶，八歲便讀《登科錄》。嘉慶七年，11歲的龔自珍隨父親來到京師，先師從宋璠，然後又隨外祖父段玉裁學習《說文》，接受了嚴謹的學習和訓練。14歲時即考究古今官製，撰有“漢官損益”等文。16歲開始通讀《四庫全書提要》。此時，他已經不滿足於在私塾中學習，經常逃到附近的法源寺去讀書，那裏有更多更廣泛的書供他閱覽。21歲時，龔自珍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之後，他隨著父親前往徽州任職，並參加了《徽州府誌》的編撰，負責修撰人物誌，還創造性地設立了氏族表，初露鋒芒。雖然他才學出眾，可是他的科舉仕途卻並不平坦。龔自珍在27歲時考中了舉人，之後五次參加會試考選進士，均落榜。在十幾年間，他先後隨著父親升遷調任，往來於直隸、江蘇、安徽一帶，出入官場，親眼目睹了吏治的黑暗腐敗。他在官場中的所見所聞與其懷才不遇而抑鬱苦悶的心情交彙撞擊，繼而有了改革弊政的想法。
嘉慶十八年，天理教徒攻入紫禁城震驚了整個清朝，猶如晴天霹靂炸響了整個天空。嘉慶帝不得不下“罪己詔”，同時他還把責任推到朝臣們的身上，斥責他們是寡廉薄德。龔自珍憤怒不已，拿起手中的筆，借筆抒情，撰成了著名的《明良論》。這是他第一次表露出自己在政治上的不同見解，是對君權專製進行的抨擊。嘉慶二十五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他被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道光元年之後的十幾年，他又先後擔任了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其間，他通過閱讀內閣中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博古通今，探討曆代得失，最終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此時已經是38歲的龔自珍，第六次參加會試，終於在這一次考中了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給宋仁宗上言事書的做法，撰寫了《禦試安邊撫遠疏》。其主要是討論關於新疆平定張格爾叛亂後的善後治理問題，他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麵提出改革主張。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三朝不倒翁”，他將龔自珍置於三甲第十九名，使得龔自珍沒有資格入翰林，隻能還當著原來的內閣中書。在他當京官的二十年中，龔自珍雖然難遇伯樂，可是他仍樂觀地堅持不懈地上書，希望通過這樣的方法能夠有人看到朝廷的弊政，可是他的建議都未被采納。在京中，魏源等常州學派的師友是他密切交往的好友。除此之外，還有不少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也是他誌同道合的朋友，如姚瑩、湯鵬、張際亮、黃爵滋、包世臣等。他們常常在一起聚會，暢所欲言，抒發自己想救國救民而又無門的情懷。道光十八年十一月，湖廣總督林則徐受命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煙，龔自珍對此表示出極大的支持，曾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他還向林則徐建議不僅要嚴懲煙販，還要積極備戰，並表示願意跟他一同南下，共同禁煙。
因為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讓那些達官顯貴大為惱火，他也因此遭到這些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春，龔自珍因不服從上級的領導而又遭到斥責，他心灰意冷，決定辭官南歸。同年九月，他又自杭州北上把家眷親屬接回，兩次往返途中，心有所悟，百感交集的他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的詩文，這便是後來著名的《己亥雜詩》，共計三百一十五首，這也成為中國古詩史上最後的一座高峰。這是中國詩史上罕見的大型組詩，它是龔自珍一生經曆的寫照，詩中都是一些廓然胸襟，深切感時的激越情懷，沒有絲毫消極、頹唐的詩篇，從中體現了龔自珍深沉的豪邁情懷。他的詩意境清新，詞語瑰麗，人們對此都非常喜歡。不過，使他的詩作不脛而走而又備受推崇的真正原因，其實還在於他以別人不敢用的鋒利筆觸，挑破了世間欺人的外皮，無情地擠壓出腐朽的靈魂，是對當時社會的無情鞭撻，引起了廣大老百姓的共鳴和激賞。
要說龔自珍的學術思想，那也是獨具一格的。他利用“今文經學”這個舊形式，與“經世致用”相結合，融合成了他關心國計民生，批評時政、改革社會的新武器。其實，龔自珍並非清代今文經學興起的首倡者，之前就已經有莊存與、孔廣森、劉逢祿等幾代學者在努力地做。莊存與生於清中期，當他看到封建王朝已經露出頹敗的局麵時，就再度提倡漢代應變的公羊思想，企圖以此調整舊的社會秩序。劉逢祿雖然強調何休的“微言大義”，使公羊學逐步和實際相結合，但他們都未脫出漢代以來今古文經學傳統鬥爭的桎梏。龔自珍自幼學習的是清代占統治地位的乾嘉漢學，麵對的是更加腐朽頹敗的社會現實，對社會的認識更加深刻，他也因此對今文經學的《春秋公羊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封建末期的社會危機感和挽救這種危機的社會責任感，使龔自珍毅然放棄了迂腐學風，改為學習抨擊現實腐朽，揭露社會黑暗的經學思想。他認為道和學、治，本就是一體。得天下者為王，佐王者為宰、卿大夫，交租稅者為民，民之有識者為士。他把經學和現實政治緊密結合，這種認識在清代今文經學中是一個新的發展。同時，他還對漢代以來舊的今文經學也進行了改造和批判，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在社會活動中，龔自珍十分強調人的作用。他批判董仲舒“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的公羊學天人感應論，指出“天地，人所造，眾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他還極力主張破除對自然現象的迷信和神秘觀念，反對用今文經學對人間災異作穿鑿附會的解釋，並建議根據欽天監中曆來彗星運行的記錄檔案，研究其規律，之後，將所得撰成書，以給後人研究查閱。龔自珍雖然以今文經學為標榜，但實際上他與漢代董仲舒等人相去甚遠，他既不主張尋章摘句、考據訓詁的漢學，也不主張利用迷信而牽強附會的公羊學，而是用今文經學的大義去闡發經世致用的思想。在這個前提下，他又提出了樸素的辯證思想。他認為，從古至今的製度和朝代一樣，都是新舊更替，不斷變革的，已經陳舊不符合朝代角度的製度、政令必然是要被新興的勢力和製度所替代的。他從經世致用的思想出發，明確指出所處的社會已經是“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必須要盡快地對現下種種醜惡黑暗的現象和製度予以揭露和改革，否則危矣。但是，究竟怎樣改革，他卻沒有找到明確的答案。
龔自珍是清朝最勇敢的猛士，可是勇士也有暮年，也有遠去的那一天。1841年農曆的八月十二，這時距離中秋還有三天。年僅49歲的龔自珍在江蘇雲陽書院突然暴死，世人皆驚，而且至今他的死因仍舊是個謎。
不過，無論龔自珍是因何而死，他流傳下來的思想在政治、學術、經濟、文學等方麵，都起到了振聾發聵、開一代風氣的作用，如一陣清風，吹開了封建王朝的黑暗。
魏源：睜眼看世界
作為睜眼看世界的先行者，當然要有很淵博的學識。當魏源剛剛七八歲時，就被家人送入私塾學習，他非常喜歡讀書，自己十分刻苦，經常通宵達旦手不釋卷。魏源從小就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常常自己坐在那裏深思。他15歲時考中縣學生員，從那時起開始潛心研習明代理學家王陽明的心學。嘉慶十八年，20歲的魏源，舉為拔貢。次年，他又隨父親魏邦魯一起進京。在北京，魏源結識了當時京城之中各種學術流派的名士。他先是跟隨胡承珙學習漢學，之後又學習宋學，同時還常常向選拔他為貢生的座師湯金釗請教王陽明心學。他四處廣泛求學，刻苦鑽研，博眾家之長，使魏源很快名滿京師，許多有識之士均紛紛與之相交。嘉慶二十四年，他考中順天鄉試副貢生。道光元年，他再次赴順天鄉試，卻仍為副貢生。他沒有氣餒，一次不行再來一次。這一時期，魏源一方麵為自己打下了堅實的學術基礎，另一方麵也在不斷探討治國安邦的學問。
道光二年，魏源這一次終於以第二名的好成績考中了順天鄉試舉人。不久之後，他趕赴古北口受館於直隸提督楊芳家，並考察山川關隘。道光五年，他被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延為幕賓，編寫清代經世致用文章集大成的《皇朝經世文編》。當時的巡撫陶澍是一個注重國計民生的名臣，常常和他商籌海運水利等政事。魏源在京求學之時，正值清代今文經學崛起，便拜在今文經學家劉逢祿門下，研習《公羊春秋》。在那裏，魏源結識了龔自珍，兩人都被劉逢祿所欣賞，幾人常常在一起切磋和探討學問。
道光八年，魏源以舉人的身份捐資為內閣中書舍人，他期間閱讀了大量的內閣史館典籍檔案，積累了大量有關典章製度的資料，這為以後他著史理政奠定了紮實的基礎。道光十一年，魏源的父親去世，他回家守孝三年。期間，對魏源經濟才幹頗為欣賞的兩江總督陶澍，請魏源做其幕僚，協助他改革鹽政。清朝鹽的生產和運銷，一直由官府壟斷。其實不光清朝，在封建統治社會，鹽作為民生的重要資源一直是掌控在統治者的手中，被他們所壟斷的。長期以來，鹽官和場商、運輸商勾結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個特權集團。這些人中飽私囊，然後將風險轉移到鹽的生產者、消費者身上，造成了鹽價昂貴或是產銷停滯等嚴重積弊，從而導致私鹽的興盛。雖然清政府對倒賣私鹽嚴格打擊，可是屢禁不止，私鹽還是在人們中間頻頻出現。魏源清楚地看到了出現這種問題的症結在哪裏，他提出了改行“票鹽”製度的方法。其做法是由商人向官府交納一定的鹽稅，之後官方便會發給商人鹽票，商人憑鹽票可以自由買鹽、自由販賣。這樣就省掉了各級官吏層層盤剝的中間環節，致使鹽價直接降了一半之後，商人仍有利可圖。商人不就是為了追逐利益嗎，既然這樣能獲得他們想要的利益，自然而然的私鹽販子就不禁自滅了。魏源的主張被陶澍采用後，果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從此以後，曆任兩江總督陳鑾、林則徐、李星沅、陸建瀛等，如果是在鹽政要務上遇到問題，都會與魏源一同商議。
黃河自古就是難治理的，從大禹治水開始一直到清朝。在治理黃河上，魏源也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河患水災的發生，一方麵是自然因素，另一方麵，則還在於人，是人禍。同時，魏源還認為過去治理黃河的方法有些不合理的地方，他主張因勢利導，使黃河人工改道，北流入海。可以說，魏源的治河方法是相當有見地和前瞻性的，隻是這兩種見解在當時都無法實行。官吏貪汙是封建官僚製度的必然產物，無法根除。再加上黃河人工改道，工程實在是太過巨大，清政府本就在財政上捉襟見肘，此時也無能為力。鴉片戰爭以後，魏源在出任興化知縣等的地方官時，雖然不能在黃河上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是他仍力所能及地在小範圍內進行了水利治理。興化境內臨近運河和高郵、洪澤二湖，經常有澇災。有一次，高郵湖水泛濫，眼看著堤壩就將決堤。魏源親自率領官吏和百姓護堤保稻，他們冒風雨伏堤上，以致最後個個目赤紅腫如桃。不過，他們的辛苦沒有白費，最終保住了大堤，保住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糧食。為了感念魏源，老百姓就將當年收成的稻穀稱為“魏公稻”。在治水過程中，魏源把他所見所聞彙總，最後撰寫了籌河、水利、堤防等多篇文章，且見解獨特，許多都被別的治河官員所采用。可惜魏源生不逢時，始終不為朝廷所用，他的才能也得不到充分的發揮。
對於清政府來說，如果黃河是第一個頭痛的問題，那麼第二個就是漕運。自明清以來，南糧北運一直通過運河，朝廷設有漕運總督等一係列官員對此進行管理。一直到晚清，由於各級官吏的把持盤剝、地方豪強的敲詐勒索，積弊日趨嚴重，老百姓對此是怨聲載道。魏源對此還進行過一番仔細的論證和研究，他發現漕運積弊已久，已經很難再改。不過河不行還有海啊！他便主張改漕運為海運，由商人承辦，不再以官府壟斷。他還指出海運不經過河閘，不需要經過層層盤剝，這就防止有人從中中飽私囊和徇私舞弊，對於國家、老百姓、吏治、商人都有好處。他還進一步指出，如果是商人辦海運，可以把江浙的貨物放在漕船上運往北方，不但可以促進南北物資交流，還可以降低物價，繁榮兩地的商業。道光五年，魏源在巡撫陶澍幕中，他還實際參與了籌劃海運活動，撰有《籌漕篇》、《道光丙戌海運記》等文。
道光十五年，魏源為了奉養母親，親自在揚州買了一所庭園，取名“絮園”。其中，有一間名為古微堂的書房，魏源就在此寫成了許多詩文。戰爭以前，魏源主要是抨擊封建末世的黑暗現實，與同道中人龔自珍一起以今文經學的形式，倡導關心國事民生，主張改革社會政治風氣。
道光二十年時，鴉片戰爭爆發。當時魏源正在揚州治河，他得知消息後就匆忙趕至寧波前線，在欽差大臣伊裏布軍中參加審訊俘虜的英軍軍官安突德，根據他的口供，魏源撰寫成了《英吉利小記》，後來被收入《海國圖誌》。道光二十一年，魏源在兩江總督裕謙幕中籌辦浙江防力。裕謙是一個堅決主張抵抗外來侵略的大臣，可是由於部下將領都是一些貪生怕死之輩，再加上清軍武器裝備極為落後，浙江海防最終失守，裕謙憂憤自殺。親眼目睹了這一事件的魏源，他看到了英軍野心勃勃的殘暴行徑和堅船利炮，看到了清朝統治者張皇失措、昏聵庸懦的醜態。他也看到了沿海軍民奮勇抵抗保衛家園、不怕犧牲的英勇氣概。魏源從殘酷的現實中認識到，鴉片戰爭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清統治者的昏庸腐敗，是清政府導致最終戰爭的失敗。也因此，魏源希望清統治者能夠吸取教訓，勵精圖治，整軍備武，以圖之後的長治久安。為此，魏源還撰寫了《聖武記》十四卷，此書在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中英《南京條約》簽訂之時完成。書中講述了從清初到當下的武功方略，對兵製、戰術等具體問題都有所探究，強烈地表達了魏源想要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熱情。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林則徐被遣戍到伊犁，途中經過鎮江。林則徐和魏源兩人當年在北京就是誌同道合、意氣相投的好友，此時相會更是感慨萬分，兩人推心長談。林則徐把他在廣東抗英時所譯的《四洲誌》、《澳門月報》和粵東奏稿以及相關的西方槍炮和地理圖樣都交給魏源，讓他編撰一部《海國圖誌》。魏源果然沒有辜負林則徐的期望，他結合曆代史誌及明以來的島誌和近日所得夷圖、夷語等大量資料，在道光二十二年底編寫成《海國圖誌》五十卷，四年之後增廣至六十卷。鹹豐二年，他又補充以葡萄牙人瑪吉士《地理備考》、美國人高理文《合省國誌》等，擴展為百卷，予以重刊。
《海國圖誌》是中國第一部較為詳細地介紹世界各國地理、曆史、經濟、文化、軍事等內容的新書，它的問世，開闊了國內有識之士的眼界，對世人了解世界、了解我們的敵人起了重要的作用。鹹豐八年，兵部侍郎王茂蔭就曾奏請朝廷，認為應該將此書廣為刊印，親王大臣每家都應有置辦一部。同時，還要下令所有的宗室八旗子弟都應以此為教材進行學習。可是，王茂蔭的苦心是白費了。《海國圖誌》在中國上層統治者中，並沒有受到多大的重視，甚至還沒有在日本的受重視程度高。自道光三十年第一部《海國圖誌》傳入日本，一直到明治維新前，先後已傳入日本十數部。它被日本學人摘譯翻刻達22種版本以上，對日本的維新開通風氣，起到了重要影響。
在《海國圖誌》中，魏源開宗明義地提出了學習西方先進技術以抵禦外侮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製夷”思想，這不僅把中國近代地主階級改革派思想推向了有更廣泛代表性的抵禦外來侵略，學習西方的近代愛國主義思想的新高度，而且還開始打破長期以來封建統治思想的封閉狀態，這在近代中國社會的早期具有特殊的意義。它衝擊了自明清以來，政府唯我獨尊、視外國為夷狄的狀態，開創了要積極吸收外來先進文明的先河。盡管魏源的這種吸收和學習也隻是達到對西方部分物質表層的認識階段，但他敢於嚐試，敢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鹹豐元年，太平天國起義來勢洶洶地席卷了整個中國南部大地，當時的魏源正補授高郵州知州。鹹豐三年，太平軍在南京定都，二月他們又攻克了揚州。揚州距離高郵隻有短短的四十裏地，高郵一時危矣。魏源以知州的身份，先辦團練，並積極迎戰，防禦了潰逃官軍沿途焚掠，又鎮壓了響應太平天國運動的湖西太平莊地方起義軍。不過，正在他積極抵禦太平軍的時候，他就被督辦江北防剿的楊以增以遲誤文報而奏劾革職。鹹豐皇帝還在上諭中飭責魏源，說其是：“於江南文報並不繞道遞送，屢將急遞退回，以至南北信息不通，實屬玩視軍務！”不久之後，欽差大臣周天爵又延攬魏源入幕參謀軍務。因魏源攻打宿州撚軍有功，十一月又被奉旨官複原職。但此時，魏源已經年逾六十，遭遇了這麼的坎坷和變故，早已無心官場，就請辭歸鄉了。
從此，魏源舉家興化以避兵禍，他不問政事，隻是安靜地著述，潛心地研究佛學，還翻譯了《無量壽經》等。雖然他衣錦還鄉了，但是他卻為國人打開了一扇新的窗子，通過這扇窗，讓人們了解世界，知道原來山外有山，世界之外，還有另一片天地。
吳敬梓：冷眼觀世
從小，吳敬梓就被過繼給了他堂伯吳霖起做兒子。當時，從曾祖父積攢下來的偌大一份家業，到吳霖起時，已經開始衰敗，也就是說吳敬梓生長在一個家道中落的家庭。在吳敬梓十八歲時，他考中了秀才，而此時他的生父吳雯延也在這一年去世了。次年，他的嗣父吳霖起也去世了。即使長輩去世可家業還在，雖然已經敗落，但是俗話說得好，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破船還有三斤釘呢？何況家業傳到他手裏時還有接近三萬兩銀子的家產。這三萬兩銀子，可不是一筆小數目。要知道，當時清朝一品官的年薪也隻有一百八十兩銀子，再加俸米一百八十斛而已。這麼一大筆財產，如果吳敬梓想買個官做，也是足夠的了，更何況他所處的時期如果是要捐一個道台，明碼標價，也隻是要一萬三千多兩銀子。他捐了官，拿剩下的銀子好好過日子，也可以輕鬆自在地過完一輩子了。可是，性格狂狷的吳敬梓，不僅沒有去買官做官，也沒有去做生意，當然他也不會，自然也就不會讓錢增值了。可是，即便如此，坐收如此可觀的家產，他一生的開銷也是夠了的。但是，誰也沒有想到他後來會落魄到萬金散金、窮困潦倒的淒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