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海上的狂暴戰士
當契機來臨之時，他們已經做好了全麵準備。
他們是一些強悍的戰士，雖然人數不多，但那種異乎尋常的對於戰爭的熱愛與瘋狂，卻令人聞之色變。
他們來的時候悄無聲息，人們往往在看到他們之前，最先看到的是密如驟雨的長矛，以及於呼嘯聲中撕裂空氣的火箭。然後是劍與戰斧，鈍重的冷金屬與血肉的撞擊之聲猶如午夜的噩夢，生命就在這一過程中化為塵埃，冰消瓦解，鹹熱的海風遮掩不住那濃烈的血腥，令人思之膽寒。
狂戰士固守著他們那古老的法則，這些法則比之於戰爭本身更令人生畏。
當他們在海麵上相遇的時候，他們會配合默契地拋過纜繩，將他們的船係在一起，再友好地在船頭搭上跳板，而後他們依次排成長隊，一個接著一個地走上跳板，與對手在跳板上用利斧進行近距離的殊死血搏。這其間沒有絲毫的僥幸，也沒有絲毫的畏懼，每一個走上跳板的人都麵臨著相同的命運：或者以最凶狠的一擊殺死對方，或者讓對手將自己如同撕裂一隻羔羊那樣劈成兩半，然後由後麵的同伴替自己複仇。不論人多還是人少，數量對於他們來說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法則！
冷酷的海洋法則！
公平的決鬥。
尊重對手，是為了真正地尊重自己。
沒有人敢於蔑視這一法則——盡管它看起來是那麼的不近情理。
作為一種正常的人類情感，恐懼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卻不能夠原諒。戰爭中任何人如果感到了恐懼的話，隻需要掉頭逃開，或是跳入海中，絕不會有人攔住你，無論是你的敵人還是你的戰友——但同樣的，永遠也不會再有人記得你，無論是你的家人，還是你的朋友。
任何一個狂戰士都有權表示害怕，表達自己的恐懼欲望，事實上恐懼正是這個民族最為強烈的情緒表達。但是，你不能泯滅自己的尊嚴與榮譽。
無論你心中的恐懼是何等的強烈，無論你麵對的敵人是多麼的強大，你可以害怕得發抖，甚至也可以因恐懼而哭泣，但是你決不能夠放棄戰鬥。
因為他們是維京人！
他們所創造的時代，稱之為維京時代。
他們所創造的文明，稱之為維京文明。
即使是最憎恨他們的人，也不能不由衷地將其視為“狂戰士”，而這正是他們一生中所追求的最高榮譽。
狂戰士的故事代代流傳，伴隨著的是他們那原始而野蠻的瘋狂吼叫，他們在戰鬥中赤裸著上身，縱情姿意地享受著戰鬥的快感。他們腳下的踏板浸透著祖輩的鮮血，然後是他們自己的——視生命如草芥！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種原始的殘殺竟能激發出他們生命中如此高昂的鬥誌，除非，你能夠更多地了解他們。
他們的信仰神秘而奇特，他們堅信神靈們居住在一個叫阿姆加德的地方，那裏還有一個聖潔的宮殿——瓦爾哈拉。如果他們光榮地戰死，他們的靈魂就會抵達瓦爾哈拉，在那裏享受著最高的尊嚴與無盡的榮譽。而如果生為戰士卻窩窩囊囊地死在床上，那麼他們死後就隻配去尼夫海姆——那是一個與天堂相對應的地方，充滿了地獄的烈火與永世的劫難。
他們從來就不曾懷疑，死者不過是穿越了時光的帷幕去往另一個神秘的世界旅行，沒有證據能夠說明他們再也不會回來，所以他們會往死者的墓穴中堆放很多的殉葬品，這些東西包括了戰士生前所使用的鋒利戰斧，日常的飲用品及工具，甚至於，他們還時常不惜工本地把死者生前的戰船放入墓穴之中——對此我們一點兒也不陌生，這就是最典型的“海盜的葬禮”！
沒錯，他們就是曆史上傳說已久的殘忍海盜！
時代發展到了今天，曆史學家仍然對北歐的維京海盜津津樂道。無論是對於現在還是過去，或許還有未來，這些海盜的傳奇決不僅限於殘忍嗜血的殺戮，對於我們來說，他們仍然是無法理解的一個族群。
他們喜歡戰爭、鮮血和死亡。
此外他們還喜愛故事和詩歌。
喜歡詩歌的海盜，這是超出於我們常識之外的一種存在。但我們確信，那些視生命為旅程的維京人就是用這種奇特的方式來記錄他們的曆史，那些隨風而去的遊魂如影隨形地徘徊在他們身邊。在漫長的寒冬裏，他們就是躲在溫暖的屋子裏，聽著父輩們對他們講述這些注定了將融入他們血脈與基因的鐵血傳奇。
他們就是這樣寫就了曆史。
從一開始。
（2）也許曆史從他們開始
於大海上追溯古維京人那狂羈的足跡，最初隻是一個曆史的理由。
畢竟他們曾經深刻地影響過西歐的發展，哪怕他們的血腥征戰已經湮沒於曆史的海洋之中，但是他們曾經的足音踏碎了曆史的安寧——這就已經足夠了。但是，當我們將目光移向另外一個方向——世界的近代史，試圖追尋先後崛起的諸多大國的契因的時候，從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直到俄羅斯和美國，在這此起彼伏的爭霸戰中，你仿佛都能夠傾聽到那來自遠古的狂暴戰士的瘋狂吼叫之聲。
正像他們自己的曆史傳說那樣，他們從未曾離去過。
隻要那狂暴不羈的拓疆傳奇仍然在延續，哪怕你從不曾聽聞過他們的曆史，但是任何人都能夠在那自天邊遙遙逼近的骷髏戰旗上看到他們的身影。
或許，是他們的靈魂如他們所願仍然主宰著這個世界的鐵血法則。
我們也可以換一個不是那麼感性的表達方式，更技術一些——或者說是更專業、更嚴謹一些。那麼我們就會說：當史學家粗暴地將近代史從人類進程中孤立出來的時候，我們很可能失去了這樣一個事實：當我們在最為熟知的曆史中尋找原因的時候，很有可能我們隻是在一堆結論中尋找，而真正的原因源自於曆史的深處，隻有回到起點，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找出原因。
也就是說，當我們將目光定位於15世紀的葡萄牙，並由此探尋此後列強的崛起契因的時候，卻很有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一階段隻是一個過程。
葡萄牙絕非是一個開始，當然也不是一個結束。那耀武揚威的商隊與探險傳奇，隻是維京人生命的延續，是他們的海洋冒險與征服進程。
拋開曆史決定論這種陳詞濫調不談，維京人操縱著橡木船上的風帆，把他們的全部財產裝在一口箱子裏——那些財產是如此的寒酸，這為他們此後的殘暴掠奪行為添了一個必不可少的解釋——為了黃油、奶酪、淡水、幾件換洗的肮髒舊衣衫。他們之中的絕大多數都已經喪生於驚濤駭浪的大海之中，但是他們之中那些活下來的人，仍然是堅定不移地把他們的足跡延伸至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乃至於俄羅斯。這個起因與最終的結果是如此的直線相關，不能不讓我們產生一種異樣的感覺。
他們是海上的吉卜賽人，橡木帆船就是他們的家鄉。
這讓我們想起荷蘭——海上的馬車夫，這個極盡榮耀的稱號也許有著更鮮為人知的淵源。
也許曆史就是從他們開始——但也許完全不是這樣。
但無論如何，改變一下慣有的技術視角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害處，那冷冰冰的技術解析時常會讓我們犯下這樣一個習以為常的錯誤——當我們通過這種技術分析尋找到問題的答案之時，卻往往發現這隻不過是結果的同類項。用一個結果複製另一個結果是容易的，用一個結果解釋另一個結果或許更容易，唯一的缺陷是，這種複製或是解釋無助於我們問題的解決。
正如你的曆史無法設計。
你也無法模仿別人的未來。
所以我們要回到源頭。
（3）千年相逢的一個注解
當他們出現在曆史的地平線之時，維京人就是不知疲倦的冒險家。
終其一生他們都處於旅途之中，船是他們最熱愛的故鄉。而且他們的造船技術優秀而出色，橡木船上的船桅可以放倒，蒙上船帆就成為了海麵上宿營的軍帳。最令人吃驚的畫麵莫過於是他們扛著自己的戰艦前進，從一條河到另一條河，他們執著地尋找著新的航道，在他們身上我們能夠看到特洛伊木馬屠城之戰與奧德修斯的影子，隻是我們找不到他們之間存在著共同點的任何證據——除了他們共同的海戰法則，所有的資料都已經湮沒於曆史的塵埃之下。
他們同樣是馬戰的英雄，在古羅馬那荒廢的驛道上時常看到他們風一樣掠過的疾影，帶著那鹹腥的海洋的氣息，他們奔赴的仍然是另一片更為廣闊的水域。
在寒冷的嚴冬，他們把鯨魚骨做成冰刀，綁在鹿皮鞋上於荒野之間呼嘯而過。這聽起來更像一個傳奇，但這個傳奇是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而承載的，準備不足的裝備時常令他們陷入困境，冰雪墳塋永久地銘刻著他們生命的挽歌。
他們從不為犧牲者流淚——除非，他們到達目的地。
他們的目的地到底在哪裏？
不要問他們，他們隻是終生的旅人。
那麼他們到底在尋找什麼？
這是一個永久的謎，但總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解釋能夠讓我們確信自己找到了答案。
第一種解釋是維京人的天性使然——他們的生存方式就是全部的解釋，這沒有什麼好說的。
第二種解釋說，北歐人有一條不成文的規矩，家中的財產照例由長子繼承，其餘的孩子必須離開他們的家，另行組織家庭——用這個理由來解釋那扛著橡木帆船尋找海域的戰士們，這未免太過於牽強附會了。
第三種解釋說他們終生在尋找可以耕作的土壤——在大海上——這聽起來更像是一個不著邊際的猜測而非解釋，其中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
餘下來的就是最後一個解釋了——但奇怪的是，它甚至從未曾成為過一個解釋。
事實上，維京人是天生的商人。
他們的貿易風格令人生畏——這些具體的情形我們可以在日後的荷蘭及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斑斑劣跡與罪行中找到印證——他們強迫著世界認同他們所欽定的鐵血法則，遍布諸海的橡木帆船及那飄揚的骷髏戰旗就是他們的口號，這一過程甚至能夠追溯到遠古的愛琴海。
有關那一段曆史更多的是神話的集合，詮釋者孜孜不倦地試圖為我們尋找出更為合理的心靈依據，但我們並不關心這些——誰要理會你什麼心靈？我們要的是曆史的答案！
我們可以不相信希臘英雄伊阿宋率領勇士們漂泊於無垠的海洋之上尋找金羊毛的動人傳說，我們也可以不相信米諾斯迷宮中真的會有什麼可怕的食人怪獸，但是我們卻不得不接受這樣一個現實：
無論克裏特島上的迷宮是否真的存在，但克裏特的米諾斯國王被譽為“薩拉索克拉基”——大海之王——卻是不能不讓我們關注的曆史現實。
早在公元前1500年前，海洋的無垠就曾締造出克裏特人那無盡的繁榮盛景。此後1000年過去，不計其數的希臘人漂洋過海，以海盜及貿易者的雙重身份開辟了曆史的新章，這一章節鑄就了希波之戰的輝煌時代，從此我們得到了全人類的共同精神財富——雅典城邦文明。
追溯這一段曆史遠比任何事情更有意義——我們必須要知道，流浪於海上的維京人從來就不孤獨，他們終將在漫長的海戰之中與他們的夥伴相逢。
我們有充足的曆史資料研究這一段曆史——而且很有必要——這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一種貿易方式，正是這一方式徹底改變了世界的對峙格局。
這一貿易方式也正是維京人用他們及別人的生命所維護的，別管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但是這一方式確實曾在世界史上長期得以克隆複製而為我們所熟悉。不管我們是否喜歡這些，是否能夠接受這些，也不要去問這一鐵血法則又曾有什麼變化，我們首先要了解這些。
從最初開始。
公元前5世紀的希波戰爭。
需要說明的是，除了法則相同之外，維京人的殘暴貿易風格與這一場戰爭的結果終將在千年之後相逢，這同樣是我們必須要提到它的一個重要原因。
（4）史前的歐亞大海戰
除了荷馬史詩，還缺乏更充足的資料讓我們了解這些。但是很有可能，4500年前的古希臘文明延續了整整兩千年，或許更久。
古老的地中海中遍布著形形色色的船隻，兩舷之間麵積寬闊的被我們稱之為“寬體船”，而另一種以槳帆作為動力的船隻則被稱之為“長體船”，但古希臘人是如何稱呼他們的戰艦，則不為我們所知。
最早擁有海上武裝力量的是腓尼基人，但這個所謂最古老的殖民者所麵對的最為強悍的敵人使我們很難接受曆史學家的這一定論。但不管怎麼說，腓尼基人確曾建立了一個包括了非洲西北部、撒丁島、科西嘉島、半個西西裏島和西班牙在內的龐大帝國。
帝國意味著戰爭。
但這卻是沒有曆史記載的戰爭進程，我們隻知道最後的結果，結果就是：公元前5世紀，希臘人將腓尼基人——還有迦基人一並從黑海及愛琴海中驅逐了出去。這絕不是第一場海權貿易爭奪戰，此前是特洛伊木馬屠城之戰，荷馬史詩不無浪漫地將這場戰役的起因歸結為偉大的愛情，這個解釋遠比海洋控製權的爭奪理由更令人信服，這同樣也表明了我們對曆史與未來的一種美好期望。
希臘人就是在這種美好中期望著享受著他們全盛的黃金時代，並在此後迎來了他們前所未有的大戰役——時間跨度長達27年之久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前的大序幕：
希波戰爭。
或者叫“大波斯戰爭”。
細說起來這場戰爭實質上是另一場戰爭的繼續，其間充斥著陰謀權術及形式多樣的政治鬥爭——鬥爭的風格體現了純正的東方色彩——具體的時間是在公元前522年3月，當時的波斯皇帝岡比西斯興致勃勃地統率大軍遠征埃及，出征之前為了掃平權位後患，至高無上的皇帝岡比西斯親手處死了自己的弟弟巴爾狄亞。但當岡比西斯的大軍踏上險惡的征途之後，已經死亡的巴爾狄亞卻又不明原因地從另一個世界返回，帶領其不計其數的追隨者在波斯各地掀起了叛亂。
死者掀起的叛亂時間長達半年之久，歸國途中的岡比西斯在弄清楚了死而複活的巴爾狄亞不過是一個叫高墨達的僧侶冒名頂替的情形之後，就安然病死了。平定叛亂的責任落到了貴族首領大流士的肩上，他果然不負眾望，借助碾平叛亂之機登上了皇位，並為此後的史學研究留下了著名的“貝希斯頓銘文”，讓後世人了解到了這一段以楔形文字所記載的古代戰爭史。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波斯軍隊向希臘發起了第二次戰役，據說這一次戰役的目的隻是為了“教訓教訓”不聽話的希臘城邦和埃勒特裏亞，後者在波斯軍隊的進攻下迅速地采取了明智的合作態度，像一群綿羊一樣被驅趕到了波斯灣一帶定居了下來。
於是希臘城邦的中心雅典，就這樣暴露在波斯大軍的長矛之下。
事情並非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雅典城邦的的居民們奮勇地抗擊侵略之敵。實際情況是，一部分雅典人對波斯大軍的到來持熱烈歡迎的態度，他們主要是由極端民主黨人士所組成，出於不明原因，這一派人士堅信，波斯軍隊的進攻有助於他們在競選中擊敗保守黨，並奪取權力。
波斯軍隊獲知了這一消息，於是他們非常配合地將軍隊布置在雅典城東二十四英裏的馬拉鬆登陸。馬拉鬆這個盡人皆知的地名會讓我們聯想起許多東西，但當時的波斯軍隊顯然意識不到他們正在為此後人類的體育文明作著貢獻。事實上，馬拉鬆登陸隻是一個險惡的圈套，目的是要將雅典駐軍誘出並一舉殲滅。
雅典城邦的守衛者果然上了當，希臘人的軍隊在經過一番激烈的辯論之後，主張抵抗的保守黨人士艱難地說服了民眾，贏得了多數選票並獲得了調動軍隊的權力。於是，8000名雅典人在主將米泰雅德的率領之下，星夜急行軍24英裏，急匆匆地趕赴馬拉鬆，一頭鑽進了波斯人精心布設的圈套之中。
但是奇怪的是，雅典人在那裏沒有看到圈套，他們手中的矛比波斯軍隊的更長一些，所以在相互的戳擊之中，很快就占到了優勢，將他們的敵人統統地戳進了大海，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
後來人們驚訝地發現，波斯人的精密圈套之所以沒有起到效果，是因為他們太聰明了，他們認為發動馬拉鬆戰役並全殲雅典人的想法未必有百分之一百的把握，於是他們把主力部隊全部裝上了戰艦，繞行於一個名叫法裏隆的港口，準備在那裏登陸後直撲正陷於保守黨與極端民主黨兩派鬥爭而沒有絲毫防範的雅典城——但是這一支軍隊始終未曾到達馬裏隆，而城中的極端民主黨也因此失去了機會。
如果我們不是過於高估傳說的價值的話，那麼這一次戰役是有史記載的第一次海戰——但卻是大流士遠征希臘的第二次戰役，第一次遠征中的波斯軍隊遭遇到了颶風的襲擊，給養運輸船艦被掀翻於風浪之中，隻能是草草撤軍了事。
此後十年，在大流士死後，薛西斯登上了波斯皇帝的寶座，他對於不肯馴服的希臘人很不滿意，於是第三次遠征軍隊又出發了，這一次，雅典人隻能求助於老天的保佑了。
可以這樣說，雅典之所以得到拯救，很大程度上是靠了運氣。先是埃及發生了騷亂，這在部分上牽掣了波斯的注意力，此外的一個原因則世所公認，繼任者薛西斯的才能顯然無法與大流士相比。
18萬波斯大軍在小亞細亞的薩迪斯集結，沿海岸線挺進，海麵上是龐大的運輸船隊，艦船數量總計1300艘，船上載著同樣數目的18萬海軍、槳手和兩棲作戰部隊。前所未有的進犯規模讓雅典及其同盟軍不寒而栗。
參與這場會戰的伯羅奔尼撒城邦盟軍害怕了，他們在軍事會議上提出了撤軍的建議，這就意味著他們要求雅典人自己獨立對抗龐大的波斯軍隊，這同時標誌著城邦文明的覆滅。
雅典的領袖泰米斯托克利意識到他必須要找到一個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於是他建議將波斯軍隊誘入狹窄的薩拉米島水域，在那裏，波斯大軍的數量優勢將會化為烏有，有利於城邦聯軍展開會戰。
正是在這種重重擔憂之下，波斯皇帝薛西斯收到了那封信，信上說雅典的艦隊準備投降。有史學家認為這封信出自於希臘領袖泰米斯托利克之手，也隻有他親筆手書才能夠讓顧慮重重的薛西斯消除戒心。
這時候發生了兩件事，一是伯羅奔尼撒的聯軍開始了“集體逃跑”，他們準備撤出這場毫無希望的戰鬥，逃到任何一個看不到波斯人的地方，隻有在那裏他們才會感受到安全。
另一件事是泰米斯托克利的詭計被波斯陣營一眼看破。
識破希臘人詭計的是來自於哈裏卡爾拉蘇斯的阿爾齊米婭女王，女人的直覺與她那遠比男人更多的政治智慧讓她嗅到了空氣中的不祥氣息，而且她比雅典人自己更清醒地意識到伯羅奔尼撒聯軍的土崩瓦解就在眼前。於是她提議不要理會雅典人的詭計，而是挾波斯海陸兩方麵的優勢直撲伯羅奔尼撒海峽，屆時已經嚇破了膽的伯羅奔尼撒聯軍在此強大的壓力下必將逃之夭夭，而後波斯大軍則可以將其各個擊破並一一殲滅。
阿爾齊米婭女王的過人智慧被證實了——以波斯海軍的覆滅作為代價！
波斯皇帝否決了阿爾齊米婭女王的建議，比之於女性的政治智慧，他更相信雅典人的誠實。我們得承認，信任對手的誠實是一種良好的品德，薛西斯在這方麵為我們作出了表率。
於是，龐大的帝國海軍出動了所有的戰艦，迅速地堵塞了薩拉米島的出海口，將那些正準備逃之夭夭的伯羅奔尼撒聯軍全部封堵在了裏邊。
聯軍無處可逃，麵對著一湧而入擠成一團的波斯海軍，除了拿起武器將他們清掃下海麵，聯軍別無其他事情可做。
相對於1300艘戰艦而言，薩拉米島的出海口確實是狹小了一些。波斯人的戰船相互擁擠在一起，他們唯一的期望是借助戰船的堅固形成一個海麵上浮動的戰場。但是雅典人沒能讓他們如願，在他們船頭的青銅撞角的重力撞擊之下，波斯大船支離破碎，落入海中的戰士們成為了雅典弓弩手的活靶子，喪失了絲毫抵抗或反擊的能力。
波斯皇帝薛西斯率領著他那強大的陸軍，於海岸上默默地觀看著自己所有的艦船被雅典人一一擊毀，他心中的滋味應該是“百味雜陳”，但我們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說明這一點，有關這一段曆史所有的生動細節隻能借助於後人的想象。
不朽的史詩就這樣誕生了。
從此雅典人掌握了控海權。
（5）古羅馬的海戰預演
希臘的城邦文明經曆了無上繁華之後，漸而進入了沉寂狀態。歐洲的西方文明就是在這個時代奠定的基礎。這看起來更像是為未來作準備。或者說，西方海洋文明在這條行進線中正在迅速地向著維京人的時代靠攏。
有意思的是，這些未來的主宰者們正在斯堪的納維亞的海麵上駕駛著獨木舟獵殺鯨魚，他們同樣也沒有做好準備，甚至還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海盜，這時候的維京人或許更比我們感到欣慰——他們在向海盜演化的進程中，剛剛達到了商人的階段。
當時的維京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他們自己的使命，他們正興致勃勃地運用精湛的技藝打造金飾和青銅首飾，編織純羊毛的衣服，製作剃刀和拔毛鉗。與此同時他們也正在準備漂洋過海，到達歐洲並與當地居民進行完全商業意義上的交換活動。
在薩拉米島戰役之後整整兩個世紀裏，希臘人一直受困於迦太基人的糾纏，他們就像是一隻簍子裏的兩隻螃蟹，彼此用鉗與鼇牽製著對方。兩個世紀無論對於誰來說都是太久了，希臘人和迦太基人注定了要在這場史前的博弈中成為共同的輸家。
贏家是從農田裏走出來的羅馬人——他們的影響延續至今，絲毫不在維京人之下，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這兩個不同的民族卻有著共同的行為法則——重視結果更甚於過程，重視榮譽更甚於生命。而這就意味著：一個民族的內在精神會得到保護，一個民族的內在精神會得到完善。
但是，法則與道德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所以歐洲人厚顏無恥的陰謀詭計方麵的成就，也幾乎能與他們的人文思想成就相比。
不論什麼時候，陰謀對愛情總是情有獨鍾。美麗無比——但據曆史學家的研究，真實情況很可能恰恰相反，但不管怎麼說，這個時代真的有可能發生了一起偉大的愛情，羅馬將軍馬可·安東尼愛上了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他們之間的愛情為羅馬的權力架構增加了新的變數。
古羅馬“永久的獨裁者”愷撒被刺殺於元老院的門前，他的甥孫也是養子的屋大維據此指責馬可·安東尼，理由是後者與埃及女王的愛情就意味著他想進攻羅馬城，好像沒人顧得上仔細分析這二者之間的邏輯關係何在，但是戰爭機器已經悄然啟動。
這一場乏味可陳的海戰至今為曆史學家們津津樂道，沒人去留意活躍在周邊海域的海盜們，而他們才是此後海洋文明的主要構成部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希臘半島的西海岸，那裏聚集著四百餘艘槳帆戰船，其中安東尼兩百六十艘，屋大維兩百艘。數量如此之巨大，想要做到視而不見是非常困難的。
亞克興海戰！
古羅馬最為重要的一次海上戰役。
在戰船數量上，安東尼占到了相對優勢，除此之外他們的戰船還要比屋大維的戰船大得多，也堅固得多。但是屋大維也不是毫無勝算，他擁有著當時最天才的海戰軍事統帥阿格裏帕。
安東尼的愛人克婁巴特拉女王也參加了這一場戰役，並親自率領了總數為六十餘艘戰船所組成的後續部隊——很有可能，正是由於她的原因才使得這場戰爭的意義顯得“重大”。
戰爭開始的時候是非常缺乏觀賞價值的，安東尼和屋大維雙方都把自己的艦隊麵對麵排列成了三個分艦隊隊形，似乎這麼做還嫌不夠乏味，於是雙方的戰艦進入了“相持”階段。
“相持階段”整整持續了一個上午，相信雙方的戰士們更願意永久性地把這一階段持續下去，但是很不湊巧，中午的時候海麵上忽然刮來了一陣微風，把安尼的左翼艦送吹進了屋大維戰艦的陣營之中。對方顯然將這種情形視為了公然的挑釁，於是立即著手進行了還擊。
幾乎於刹那之間，雙方所有的戰艦全部投入了戰鬥狀態之中。整整一個上午的相持階段，導致了這些重視過程更甚於結果的羅馬人頓時都成為了行動者。天才的阿格裏帕使用了在這種情形下最為有效的戰術，他命令自己的戰船避開密集的敵軍艦隊，去攻打那些孤立的敵艦，這種戰術更類似於後期的“運動戰”，數十隻小型戰船蜂擁撲過去殺死敵方的槳手，讓對方的戰船失去動力裝置，然後不待對手的艦群圍攏過來，就立即零星散開。
在戰術調度方麵安東尼明顯落入了下風，麵對著天才的阿格裏帕，安東尼的戰艦就像是落入了蟻穴的蛋糕，這讓安東尼感覺到非常的苦惱。
接下來阿格裏帕施出了冷兵器時代罕見的火器，他們凶猛地向著安東尼的艦隊投擲火把和炭火罐，這種原始火器遠比長矛弓弩更奏效，埃及女王克婁巴特拉能夠證明這一點。
美麗的女王克婁巴特拉率領著她的後續艦隊投入了戰鬥，即使是在敵對的態勢之中，阿格裏帕的表現也沒有失去對女王的尊敬。他命令自己的艦隊讓開一條路，讓女王的戰艦行駛過去，但是當女王準備將戰船掉頭，配合安東尼的主力艦隊對阿格裏帕進行反向包抄的時候，這時候她發現了一件極為苦惱的事情：由於風力過大，她的艦船無法掉頭，而是徑直地衝出了戰場，向著埃及的方向揚帆遠去。
發現他的愛人撤出了戰鬥，安東尼急忙跳上一艘小船，想追上去，但是阿格裏帕對他的印象顯然不如像對美麗的女王那麼好，所以對待他的態度也不像安東尼所期望的那樣友善。發現自己無法如願地撤出戰鬥，安東尼下令主力艦隊全速後撤，但這個計劃同樣遭到了阿格裏帕的阻擊，他們拋出來的火箭與炭火罐的數量越來越多，這種激烈的投擲動作從此就定格為海戰的常規，直到比炭火罐更有效用的武器發明出來為止。
這一場史前海戰大預演就這樣結束了，安東尼所有殘存的艦隊都向屋大維表示了效忠，它讓這位獨裁者有餘暇徹底征服了埃及，可以這樣說，屋大維統治時期是海盜最不喜歡的時代，這個獨裁者把地中海及其周圍的附屬水域變成了一個封閉的海洋。
此後幾個世紀，北歐和東歐的日耳曼人在匈奴人的攻擊之下逃入了羅馬，他們很驚訝地發現了這個龐大的國家正處在人口急劇減少的時期，於是日耳曼人不得不征服了這個國家，此後他們將這個過於龐大的國家一分為二，一個是西羅馬帝國，它的首都在羅馬，另一個則被稱之為東羅馬——但是拜占庭帝國這個稱呼或許更廣為人知。
當歐洲陷入了針對於穆斯林的宗教戰爭，並迅速地解體分崩離析之時，維京人已經完成了他們的身份轉換，雖然貿易行為仍然是他們生存的主要模式，但他們已經越來越不討人喜歡了。
（6）現在與未來的守護者
維京人從未放棄過向文明的進化——以他們特有的方式。
至今挪威人擁有著他們獨特的驕傲，也隻有他們才有資格享有這一份驕傲。無論從任何角度上來說，“海盜立國”都有著異乎尋常的意義——起初隻是對歐洲而言，現在則是對整個世界，他們的尚武精神過於強勢了，在這種強大的力量之前，沒有哪個民族能夠做到無動於衷。
歐洲的曆史可以從正麵印證這個道理，如果連威名赫赫的查理曼大帝都對這種力量無可奈何的話，這個結論就更不見有何異議了。
這一印證的過程中充滿了刺鼻的血腥和特有的人文味道，這兩種截然矛盾的觀感是如何和諧地統一在一起的，這個答案得去他們所信奉的教義中去尋找。但是目前我們所關心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何以會在歐洲的文明形成過程中出現這種情形。
追溯到早期的這一心理淵源，我們會注意到歐洲人似乎從來不認為尊重他們的統治者有什麼必要性，精於權謀的大人物在東方無一例外地總是會獲得如神靈般的崇敬，而在這裏，那些大人物就沒有這份幸運了。所以在歐洲，像“矮子丕平”這種明顯帶有歧視性的術語，隻能是用在那些聲名顯赫之輩的身上。
當時的情形正是這樣，“矮子丕平”作為歐洲梅洛溫王朝的首相，認為他個人的價值民眾是無可取代的，而且他的這一觀點得到了教皇的認同。考慮到當時是公元751年的這一特殊背景，教皇的勢力仍然具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量，所以當矮子丕平獲得教皇的支持之時，就意味著一個新的帝王產生了。
於是歐洲得到了他們那乏善可陳的加洛林王朝。由於查理曼碰巧出現在那個時代，而且他又是矮子丕平的兒子，再加上他那天賜的好運氣——他的兄弟卡洛曼病死。於是查理曼順理成章地成為了法蘭克王國的唯一統治者，作為中世紀武功最盛的君主，查理曼的威名已經構成了歐洲文化的一部分，他所統治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法國、瑞士、荷蘭、比利時、奧地利以及德國、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區。他甚至還曾獲得了教皇的加冕，被譽為“羅馬皇帝”。
事實上，查理曼的“羅馬皇帝”頭銜，起因於家族對其權力合法性的懷疑。當他的兄弟卡洛曼病死之後，卡洛曼的妻子就帶著兒子逃到了倫巴底——那是國王德西迪裏厄斯的統治疆域，他不僅是意大利北部的帝王，同時還是查理曼的嶽父——無論是當時還是後來，歐洲的帝王們彼此之間都有著橫向的血統關係，這使得他們之間的糾紛更帶有著濃厚的喜劇色彩。
德西迪裏厄斯悲天憫人，收容了那一雙孤兒寡母，並向羅馬教皇控告了他的女婿，要求恢複卡洛曼兒子的繼承權。教皇對此事件的態度極為曖昧，他在派人與查理曼協商的時候，提出的要求是將查理曼的軍隊指揮權劃歸在教皇手下——聽起來這個方案好像跟德西迪裏厄斯的控告沒什麼關係，但是查理曼卻對這一要求給予了意義完全不同的解讀。
查理曼認為此時的教皇正麵臨著嚴峻的威脅，這種悲壯的情感令得他義憤填膺，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決不能坐視教皇陷入困厄而不加以援助。以教皇的名義，以耶穌的名義，以上帝的名義——不論是以誰的名義，總之是法蘭克的兩路大軍在查理曼的率領下，開始了對倫巴底的遠征。德西迪裏厄斯顯然是不知道應該拿這個動不動就亂發脾氣的女婿怎麼辦，隻好把軍隊撤回到都城帕維亞，閉門不出，堅壁清野，與查理曼打起了消耗戰。但是德西迪裏厄斯最終未能消耗得過查理曼，經過一個寒冷冬季的圍困，德西迪裏厄斯最終放棄了，被查理曼押到了法蘭克王國。
查理曼是一個遵守承諾的人，包括托斯卡納在內的大麵積土地從此劃歸為教皇管理，作為答謝與酬報，查理曼被教皇授予“羅馬人的外國皇帝”的資格，並被封為“法蘭克人與倫巴底人的王”，從此享有了羅馬及意大利北部的統治權力。
接下來查理曼把他的大部分精力用於對付居住在德意誌西北部森林中的野蠻人——薩克森人。這真是一個不容易對付的民族，事實上，從那時起直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夠征服德意誌，除非他們自己願意，否則誰也無法令他們屈服。即使是憤怒的查理曼，也無法做到這一點，曆時33年，血戰18次，薩克森人一次又一次地在失敗後卷土重來，萬般無奈之下，查理曼隻好求助於上帝的力量——強迫薩克森人遷居並改信基督，同時冊封薩克森王維蒂金為薩克森公爵——他就是日後法國卡佩王朝的先祖。
33年之久的薩克森之戰，除了成就薩克森民族的名聲之外，並無損於查理曼大帝的尊嚴，尤其是在他成功地擊潰了匈奴人的威脅，甚至搗毀了匈奴人的行宮之後，他的名聲更是如日中天。
公元799年5月，教會內部發生了慘烈的權力爭鬥，教皇利奧三世遭到襲殺，倉皇之際逃往查理曼大帝的宮廷避難，並在得到查理曼大帝的支持之後，重新獲得了權力。於是教皇贈送給了他羅馬軍旗，希望能夠與他共同控製歐洲。次年的聖誕節，查理曼大帝來到羅馬聖彼德大教堂做彌撒，正當他作祈禱時，教皇突然拿出一頂金冠，戴在了查理曼大帝的頭上，然後眾人齊聲高呼：“奧古斯都·查理曼承上帝之命戴上金冠，上帝保佑羅馬人的皇帝，並賜予他和平與勝利！”
查理曼大帝從此成為了羅馬帝國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