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利用議會的錢在民間組織起了一支私人武裝，當然名稱不能這麼叫，否則克倫威爾的行動也就失去了法律的依據。正是他這支私人武裝於1645年6月在納斯比荒原的決戰中一舉殲滅了由查理一世所統領的王黨軍隊，數百名王黨軍官成為了俘虜，而查理一世則逃歸了蘇格蘭。
但是查理一世離開得太久了，蘇格蘭人對他的懷念之情早已淡漠，相反，他在鎮壓蘇格蘭人的武裝叛亂時的鐵腕手段，倒使當地人記憶猶新。但這個因素仍然構不成民眾出賣他的理由，但如果再加上英格蘭議會送來的40萬英鎊，那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於是曆史風雲突變，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國王查理一世被蘇格蘭人賣給了英格蘭人，這對他來說絕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但在如何處理這位失了勢的國王這個問題上，英國人產生了幾種不同的觀點與見解：長老議會派建議讓查理繼續回去做國王，而且還要授予他更大的權力；而獨立派的軍官們則希望能夠維持他們在戰爭期間的既得利益並使之延伸入和平時代；至於平等派，他們也希望自己的要求能夠獲得滿足。對於這位國王，後麵的兩派人馬顯然考慮得不是那麼充分。
很顯然，克倫威爾是屬於獨立派的，同時他又獲得了平等派的支持。
為了與獨立派和平等派的聯盟相抗衡，長老派秘密與查理一世媾和，試圖將獨立派與平等派摒棄於權力的分配之外，這當然是行不通的，於是克倫威爾做出了他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做的事情。
他的私家軍隊闖入了監獄，將查理一世劫走，關押在了他的軍隊中，從此查理一世淪為了克倫威爾一個人的俘虜，這對查理一世來說意味著什麼，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查理一世的影響仍然是不可低估的，他仍然是英國人權力的象征。除了長老派已經與他達成了諒解之外，就連獨立派和平等派也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國王的英國會是個什麼樣子。實際上這位苦命的查理已經淪為了崛起之中的各派勢力的戰利品，克倫威爾控製了他，對長老派的態度頓時就變得嚴厲了起來。
獨立派的軍隊衝入了議會，驅逐了長老派的成員。
這件事發生在1647年8月。蘇格蘭人顯然認為這是他們行動的一個理由，於是長老派與蘇格蘭人以及保王派聯合起來，又一輪內戰爆發了。
很顯然，蘇格蘭人這一次軍事行動是不夠慎重的，即使是他們自己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維護這位國王。在此之前查理曾給蘇格蘭人帶來了許多麻煩，實際上他們比任何人都討厭查理，而他們之所以和保王派站在一起，那是因為他們不知道除此之外他們是否還有其他選擇。
一支茫然的軍隊能夠取勝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保王派的軍隊在普列斯頓被克倫威爾擊潰，獨立派的軍隊攻克了蘇格蘭。此前蘇格蘭曾在這裏吃了大虧，但這一次，蘇格蘭人顯然更願意將未來的選擇托付給這位意誌堅定的克倫威爾，所以他們任由克倫威爾進入了愛丁堡。
接下來的事情怎麼辦？
那真是天曉得。
沒人知道此後的英國走向何處，克倫威爾也不知道，但他知道一定要做點兒什麼，恢複民眾的信心。
這時候所有人的目光再一次集中於監禁之中的查理身上，這位國王把國家搞成這麼一個樣子，實在是讓人無法接受，可如果不接受他，英國人又能怎麼辦？
有人建議廢黜這位討厭的查理，推舉他十歲的兒子即位。這也不失為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案，但這同時也意味著獨立派人士將會付出慘重的代價。
緊張的秘密談判正在進行之中，以查理為中心，各派勢力紛紛爭取他的支持。而查理呢？他當然是來者不拒——任何爭執都可以放在他恢複了王位之後再說，無論對於保王派、長老派、獨立派還是平等派，他都能夠做到一視同仁。
正是這種不偏不倚的態度葬送了查理本人，他與保王派秘密聯係的一封書信被獨立派截獲了——獨立派應該知道這樣的書信不止一封，如果他們需要的話，還可以得到更多。
就這樣獨立派把事態的發展推到了極端，可憐的查理把他的角色演砸了。
1649年1月27日，由獨立派所操縱的法庭做出了最後的裁決：
查理·斯圖亞特是暴君、叛徒、殺人犯、國家之公敵，應予以斬首。
塵埃落定。
英國的政權落到了克倫威爾的手中——一切正如他的設計。
護國主時代到來了。新的君王，以其強悍的意誌主宰著此後英格蘭的曆史進程，但英國人明顯不喜歡這一點。
平等派發現他們沒有得到任何東西——事實上他們應該早就知道這一點才對，於是他們發動了爆亂；而長老派自然而然地與保王派走到了一起，他們在蘇格蘭、愛爾蘭及英格蘭的約克郡建立了根據地；查理一世的妻子則遊說於法國，她期望法國人能夠幫助她重建帝製。
克倫威爾征服了愛爾蘭人，然後他又踏平了蘇格蘭。
不列顛新的君主誕生了——以共和的名義。
他成為了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終身護國主。
克倫威爾對這個新君主的稱謂非常滿意。
新君主以他的強硬鐵腕懾服了英倫三島，很快他又挫敗了海上的貿易帝國荷蘭，奪取了葡萄牙此前所占據的殖民地，強占了西班牙占據的牙買加群島，還將敦刻爾克劃入了英國的版圖。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是最為謙和的克倫威爾本人也不能不考慮他即位做國王的事情了。但這時候他死掉了，正常的死亡維係了他的名聲，這就死得其所了。
克倫威爾的兒子小查理被擁戴成為新的護國主，但我們很快就會發現，當國王是傳統，而做護國主則意味著強權與懾服。小查理沒有他父親那種天生的強悍意誌，所以他很快就被廢黜了。
如果克倫威爾在他生前即位為國王，那麼他的兒子小查理從此就會成為英國的傳統國王，而傳統是不容挑戰的。然而克倫威爾沒有這樣做。於是人們轉而尋求真正意義上的傳統國王——查理一世的兒子，他也叫小查理。
事實上，小查理一直在提醒他的國民——他還在這裏，他所統領的保王軍隊一刻不停地向英國本土挺進，他們遲早會到達那裏，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這時候我們就要提到蒙克將軍了。他是英國人海上的戰神之一，與布萊克齊名，曾有過與荷蘭海戰之神交手的不敗記錄，特龍普正是在與他交戰的過程中中彈身亡。說得清楚些，正是蒙克一手締造了英國海上的強權。而他的身世與經曆又是如此的複雜，這種複雜帶有鮮明的英格蘭的特征，最終這種複雜的背景構成了英國當時特殊複雜的權力中樞的一部分。
這位神秘的蒙克先生自始至終都在保王黨與共和派這兩個不同的陣營中來回搖擺，而這又怪不得他，當時整個英格蘭都陷入困惑與迷茫之中，如果蒙克先生不搖來擺去，那倒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就這麼搖來擺去，蒙克先生終於製造出了歐洲曆史上最神秘的謎團——他失蹤了，失蹤了整整四天，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裏，他在有生之年也從未對任何人透露過這件事。等他回來之後，他那支原本對抗保王派的軍隊卻成為了保王軍，查理二世在蒙克先生的保護下回到了他的國家，回到了他的王位上。
任何指責蒙克先生的人都必須要回答這樣一個問題——有誰能夠填補克倫威爾先生遺留下來的巨大權力真空？
如果找不到這樣一個人，那麼選擇查理二世和隨便選擇其他什麼人，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12）永遠的光榮時代
查理二世回來了，帝製複辟成功。
然後英國人再次感受到了極大的不適應。
但是說老實話，查理二世的所作所為並沒有什麼出格之處，他無非是強化王權而已，難道英國人得到了他們所期待的國王，還不能夠接受這些嗎？
克倫威爾的屍體被查理二世從墳墓中挖掘了出來，腦袋並被砍掉。
參與審判查理一世的人全都被送上了斷頭台，報複或寬恕，既然選擇的權力在於查理二世，那這樣一個結果也就無可厚非。
但查理二世也不是不寬容的人，他甚至發表了“容忍宣言”，解除了英國對天主教徒的限製，這讓新教徒們大吃一驚。
他以20萬英鎊的價錢把敦刻爾克港口賣給了法國人，如果法國人不滿意的話，他還可以把價錢開得更低。
英國人期望得到這樣一個國王嗎？
國王就是國王，容不得他們挑挑揀揀！
難道再來一次革命？
然後呢？
再得到一位更不受歡迎的克倫威爾？
痛苦的英國人說：“統治者都是靠不住的。”
與此同時他們又說：“政府是必要的‘惡’！”
所有人都需要這種“惡”，但必須要把這種惡所帶來的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這就是英國人在經曆了痛苦的共和時代後所獲得的思想認識，盡管這一認知是如此的直觀，但對於許多人來說仍然是非常陌生的。
英國人能夠接受這一點，這讓我們很是驚訝。但更讓我們驚訝的是他們在實踐中踐行這一觀點的方式、方法，時過百年他們的鄰居法國人仍然在極力地排斥這一觀念，至於其他地方的情形，就更為糟糕。
所以我們認為英國人仍然不過是“文明的野蠻人”，這些野蠻人知道他們所幹的許多事情在道德上是缺乏依據的，但他們敢於承認這一點。而那些“文明人”卻總是用華麗的詞藻把一些明顯失之於道義的行徑塗上一層金粉，然後再通過野蠻的手段去達到目的。
正是這些文明的野蠻人保留住了做人的最後道德底線——既然一切行為都是基於利益的，那他們最後所能保留的價值性底線，當然是手段了。
而那些野蠻的文明人注定會失去一切底線——既然他們的目的是如此的高尚，又何必拘泥於過程或手段呢？
這一點同樣在英國人的法統中體現了出來，即所謂程序正義，這對我們來說絲毫也不陌生。
就在英國人這麼痛苦思考的時候，查理二世死掉了，於是他立即獲得了英國人的深切懷念。
英國人之所以突然對查理二世的態度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是因為查理二世的繼任者詹姆士二世更為糟糕。
畢竟查理二世還知道什麼叫妥協，在必要的情況下願意作出讓步，甚至是“重大的讓步”。例如，當他發表了“容忍宣言”，想恢複天主教在英國的勢力的時候，遭到了議會的反對，於是查理二世很明智地撤銷了這一宣言。但查理二世這麼做是有理由的，那是基於他對國人迎請他回歸王位的回報。
但是詹姆士二世就不同了，相對於他的父親來說，他才是真正的傳統國王，他的王位來自世襲，與議會或是其他的什麼人沒有任何關係，又有什麼理由對議會作出讓步呢？
詹姆士二世和他父親一樣更親近法國人，他強行把英國的利益讓給法國，以回報他在共和時期流亡法國的舊情。也是和他父親一樣，他特別不習慣英國那些新教徒及其行為方式，他有一個美好的願望，要徹底恢複天主教在英國人心目中應有的位置。衝突就這麼發生了，而英國人隻能忍耐。
英國人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了詹姆士二世的兩個女兒身上，那是兩名新教徒——英國新教徒的未來和希望。但是英國人的這一希望破滅了，詹姆士二世又生了一個小兒子，而且已經接受了天主教的洗禮。
英國人決定讓這位討厭的詹姆士二世走開——以溫和的方式。
但是詹姆士二世是不肯自動走開的，他看不出他有什麼理由必須離開這裏，他的王位襲自斯圖亞特家族，來自於他的父親與王族的血統。如果有人希望他放棄這一切的話，那麼對方必須付出代價才行。
但無論詹姆士二世的態度是何等的強硬，英國人堅持不肯為這場革命流出哪怕是一滴血。
他們已經經曆過了流血的革命，知道這種激烈的手段並不能夠解決任何問題。既然無論如何他們所能得到的都隻是一個不完美、不理想、有限度的或是無限度的惡的統治機構，那麼流血又有什麼意義呢？
但是，世上真的存在著一種不流血的革命嗎？真的有什麼辦法讓詹姆士二世獨自乖乖地走開嗎？
想一想吧，哪怕是用最強大的軍隊包圍了詹姆士二世，逼迫他在強大的壓力下作出和平的讓步，但國王的身後也難免站著一些忠心耿耿的騎士，隻要他們跳出來維護國王的權力，那麼流血就不可避免。哪怕隻是打傷一名國王的衛兵，也意味著流血，意味著這場革命全部的價值的喪失。
幾經考慮，英國人終於想到了一個絕妙到了極點好辦法。
他們向剛剛即位的荷蘭執政威廉發出了熱情的邀請，因為這位威廉是詹姆士二世大女兒瑪麗的丈夫，所以英國人願意請威廉出任他們的國王，而瑪麗，則可以享有女王的榮譽。
在荷蘭那邊，我們知道，他們剛剛在海上被英國人擊敗，英吉利海峽被英國人牢牢地控製在手中，荷蘭的經濟遭受到了重創，整個國家陷入了絕望之中。在這種時候接到戰勝國這樣一種邀請，荷蘭人怎能不歡喜若狂？
所以不論是威廉本人還是他的荷蘭人民，在接到這個邀請的時候都沒有絲毫的猶豫，他們立即派出國家僅存的最後的海上力量，護送他們的國王去英國登基。荷蘭的國王最終成為了英國的國王，那麼英荷海上大戰的最後勝利者是誰呢？
這就是歐洲的背景，除非你了解這些，否則就無法理解。
意外的情況讓詹姆士二世目瞪口呆，他或者選擇與他的女兒及女婿展開一場王位爭奪戰——他孤身一人，或者是選擇獨自悄悄地走開。
他選擇了後者，隻身逃往法國，他回到了他應該去的地方。而英國人，也建立了他們最為成功的行為模式，他們仍然是野蠻人，但是他們已經擁有了這個世界。
因為他們的行為模式是正確的。
（13）暗夜中的燈光
一個人隻有確信自己處於黑暗之中，他才會需要燈光。一個人隻有認為自己正處於蒙昧時期，他才會有著對文明與思想的渴望。
當我們在思考為何英國最先爆發了工業革命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的時候，我們就一定不能讓目光偏離對方的行為模式。
通常情況下，我們會用一個結果去詮釋另一個結果。比如說，我們堅定不移地認為，工業革命之所以會在英國爆發，是因為這個國家積累了足夠多的矛盾，諸如工業化的政治環境、強大的生產能力與足夠大的市場、足夠多的勞動力。在我們假裝相信這些解釋的時候，我們絲毫也不理會這一點：同樣的條件如果堆砌在另一個國度裏，帶來的往往是最深層次的社會危機的爆發與混亂。
一個民族之所以會選擇這樣一條路或是那樣一條路，與其行為模式息息相關。當法國人將一切問題推諉於他人時，他們堅信自己是善良的，所以邪惡的隻能是別人；他們堅信自己永遠是正確的，所以錯誤的隻能是別人。通過流血的手段以滿足自己的施虐心理的時候，英國人卻知道他們和別人一樣都是不完美的，甚至其殘缺程度有過於他人，所以他們選擇平息衝突的和解手段。
說得簡單點，英國人從來不回避他們在曆史上所幹出來的那些缺乏道義的事情。比如說，當年英國人在鎮壓蘇格蘭的反叛行為時，他們謀殺了威廉·華萊士的父親，虐殺了威廉·華萊士的妻子，數不清的蘇格蘭人相繼遭到了英格蘭軍隊的謀殺、虐殺與屠殺。對於這些無恥的勾當，英國人盡管不願意正麵提起，但他們從不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當的。
同樣的，當威廉·華萊士以殘忍的手段報複對手，在他攻占鄧肯城堡的戰役中，城堡中的英格蘭婦孺逃進了教堂之內，躲避蘇格蘭人的殘酷報複，因為恐懼他們擠在一起瑟瑟顫抖。主教鄧克爾德懇請威廉·華萊士不要衝進教堂對平民婦孺大開殺戒。威廉·華萊士的答複則是：命令部下放火焚燒教堂，教堂中的平民婦孺無人生還。當幹完這件令人發指的暴行之後，威廉·華萊士和他手下的士兵們同時跪在地上祈求上帝寬恕自己。
他們得到了寬恕——從曆史這裏，因為他們沒有像其他民族那樣替自己的錯誤甚至邪惡掩飾，他們拒絕讓自己永遠停留在汙穢與恥辱之中。雖然威廉·華萊士不僅是蘇格蘭人心目中的英雄，也是英格蘭人心目中的英雄，但是，他和英國曆史上所有的英雄一樣，都是有缺陷的英雄。
但是，當那些有缺陷的英雄以文化傳播的形式進入其他民族的思想體係之中的時候，我們會看到這樣一件無可奈何的事情——所有缺陷都被人們有意識地過濾掉了，思想不成熟的民族是永遠也無法接受一個正常的世界的。當他們把世界劃分為兩極——正確的和錯誤的、善良的和邪惡的，他們自己的立場也就清清楚楚了。
在麵對英國人所取得的巨大文明進步的時候，我們必須明白這樣一件事：
曆史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選擇！
英國人也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近乎病態地津津樂道偉人臉上的蒼蠅，但正如拿破侖所言，仆人眼中沒有偉人。事實上，拿破侖的概括並不全麵，不僅是仆人的眼中沒有偉人，在那些遠離狂熱、能夠以更為客觀的視角觀察我們自己的人眼裏，偉人的缺點也同他的優點一起構成了他的整體，須臾不可分。
這樣就回到了最初的定義——看待一個文明的野蠻人，我們不是要看他做了什麼事兒，而是要看他以何種方式做了這些事。
我們知道，英國的殖民帝國產生了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幾個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南非等等，而他們工業革命的進程，帶給他們的是更多的文明成果——這就是他們所做的事情，這是足以讓任何民族都會感受到羞愧的文明推進——但這些國家仍然不肯諒解。
就像他們在世紀偉人牛頓身上所做的事情一樣。
當整個世界都在對牛頓由樹上掉落的蘋果發現了萬有引力津津樂道的時候，英國人卻坦誠地將牛頓臉上的那層斑斕的色彩剝掉，把事實的真相告訴這個世界——萬有引力並非是牛頓的成果，這位垂萬世而不朽的偉人隻不過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他掠奪的是另一位科學家胡克的科學成就。
在英國皇家學會發生的那些醜聞與齷齪之事，終將另一個威廉·華萊士式的英雄推到我們麵前。僅僅為了維護權威而不惜對別人不公正，這是英國人所不屑為之的，卻是其他民族最屢見不鮮的現象。
獅心王理查是英雄，但英國人不會因此貶斥薩拉丁；愛德華一世是英雄，但威廉·華萊士同樣也贏得了民眾的尊敬；牛頓是偉大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別人的成就與尊嚴可以肆意被剝奪——這才是一種真正評價曆史的態度，而英國人他們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
所以英國人更願意將油燈擦亮。他們對牛頓利用職權毀棄了胡克的所有遺物一事表示出極大的不以為然。至於牛頓以胡克長得太醜為理由銷毀了對手的畫像，其行為更是不見容於英國人的思維認知。
每一個人必須為自己的過錯承擔代價，而每一個人也同樣有理由享受他的榮譽與成就：
織布機上的飛棱是約翰·凱發明的，這是工業革命有案可查的第一項成就，它永遠屬於約翰·凱，而不屬於位高權重的其他什麼人。
紡紗機是詹姆斯·哈格裏斯夫的發明，並且以他的妻子的名字命名，這是他的權利，也是他的榮譽。
水力織布機的發明權被記在牧師卡納特的名下，這項發明的榮譽歸於他，但他卻不是發明者本人——英國人喜歡把這些無關緊要的小細節弄個清楚，對你來說僅是枝節部分，對別人就意味著全部。
但是若說瓦特發明了發動機，就同說牛頓發現了萬有引力一樣，不過是一個無傷大雅的謊言。實際情況是瓦特是一個改良大師，他成功地提高了發動機的工作效率。但如果把這項發明成果硬塞給他，那無論如何也是太過分了。
在英國，你可以確信你的任何成果都不會遭到野蠻的剝奪——他們的文化承襲最終得到的是這個，這就是野蠻人的行為方式與準則，與那些野蠻的文明人所奉行的準則恰恰構成了奇異的背離。
這樣人類就迎來了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文明大時代——這仍然是這些文明的野蠻人為我們帶來的。
（14）野蠻人的遊戲規則
人們斷定，當英國人從他們的巔峰上走下來的時候，他們會備感失落。
這似乎非常好理解，想一想吧，當年的日不落帝國，殖民地遍布世界五大洲的各個角落，麵積超過3300萬平方公裏，比英國本土大一百三十多倍。太陽永遠照耀著大英子民的土地，那是何等的榮耀與輝煌。而如今，落日長草，寂寞暮年，那種清冷中的自尊與驕傲，又是何等的淒涼！
應該是這個樣子，這樣才符合我們認知的世界觀念。
觀念折射出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基本行為規則的認定。
我們這樣認為，那是因為我們就是這種規則的奉行者。
最為屢見不鮮的是，兩元論者堅信這個世界是黑白分明的，一邊是善，一邊是惡，他們自己理所當然地是善良的化身，所以他們總是以此為理由“鏟除邪惡”，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不會選擇更為溫和的一些手段的。實際情形是，理想主義者往往是殘忍法則的信奉者，這就使得他們的行為走向了他們信念的反麵。
我們應該還記得美洲的發現者哥倫布所幹的事情。這位青史留名的暴政者，他曾令整個文明世界因為他個人的原因而蒙上了羞辱。西班牙國王曾任命他為加勒比海國家多明尼加（多米尼克）的統治者，並期望這一任命能夠成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但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哥倫布沒有能夠解決問題，他甚至成為了當時西班牙王室所麵對的問題的最主要部分。
史學家堅信，哥倫布的統治特征就是一種暴政。
在那個恐怖的時代，一名男子因為偷竊玉米而遭到了逮捕，惱火的哥倫布下令懲罰了這個小偷——那可憐的小偷被割掉了鼻子和耳朵，然後關進了籠子，拖到奴隸市場上拍賣掉了。還曾有傳言說，當地一名女性對哥倫布的出身表示了質疑——據說這名婦女敢於議論哥倫布出身低微，她當然也要為此付出代價——而且是最讓她終生難忘的那一種——她被剝光了衣服，騎在驢背上遊街示眾。當這一過程結束之後，她的舌頭也被割掉，這樣就避免了此後類似的不愉快事情的發生。
不寒而栗！
這就是一些人所信奉的行為法則，他們這樣看待這個世界，正是因為他們是這種類型的人。
邪惡者隻有一種——他們從來不認為自己錯了，所以他們在幹起邪惡的事情時還是理直氣壯，甚至會有一種神聖悲壯的情緒，比如說哥倫布，他以為他是文明世界的守護者，事實上恰恰相反。
而當威廉·華萊士麵對著他所殘殺的婦孺遺骸伏地懺悔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行為法則。
一種法則是無法解釋另外一種法則的。這正如麵對英國人，至少那些野蠻的文明人是無法理解這些文明的野蠻人的。所以我們很少聽到這些人談論起英國是如何從昔日的日不落帝國退回到他們的島嶼上去的，人們注重的隻是這樣一個結果，這對於我們來說似乎就足夠了。
但事實上，遠遠不夠。
如果我們不知道英國人是如何從不屬於他們的世界走開的，那我們就注定失掉了自己的曆史。
比如說印度。
我們知道，印度的“國球”是板球，這是英國人非常喜歡的一種遊戲。它僅僅是一種遊戲而已，除非我們注意到它的規則，否則我們永遠也不會理解它，更不能理解這個世界那被文明的野蠻人奉為圭臬的行為法則。
在維多利亞女皇統治時代，英國人和他們的殖民地的印度人發生過一次不為人注意的衝突——在板球比賽場地上。當地的印度居民希望英國的占領軍將他們所擔負的稅款減免掉，因為幹旱或是其他什麼理由，但這個要求遭到了英國軍官羅素的蠻橫拒絕。正如我們所知，這位英國軍官是一個秉承著獅心王理查的文化傳統長大的典型英國騎士，他以傲慢的語氣告訴這些被統治的印度人，除非他們能夠在他最擅長的板球遊戲中贏過他，否則，減免稅收是不可能的。
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蠻橫無理的條件，因為印度的土著居民是不熟悉板球這種貴族遊戲的，那麼羅素的條件，分明就是一種戲弄了。
印度人在這種戲弄麵前隻能忍氣吞聲，強權與暴政之下，選擇就意味著屈服。但是當印度的英雄拉凡站了出來的時候，情況立即就不同了。
關於拉凡，理論上來說應該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印度農民，但在現在的印度人心目中他幾乎成為了完美的象征。很顯然他有點兒不自量力，麵對著英國人的刁難應承下來了對方的條件，於是他和英國占領軍軍官羅素進行了一場板球遊戲，結果他贏了，印度人為之瘋狂，而英國人卻為之目瞪口呆。
會有人把這場板球遊戲當真嗎？
理想主義者是不會這樣幹的，政客也不會，任何時候目標取向者都不可能接受這種現實。但英國人不同，他們就在整個世界的注視之下，硬生生地吞下了這隻死老鼠。他們免除了當地人的稅收，並把惹出這場麻煩的羅素騎士調到了非洲。此後沒聽說羅素先生和非洲人玩過什麼板球遊戲，但是從此以後，印度人卻毫不客氣地把英國貴族的板球遊戲稱做他們自己的“國球”！
以前我們知道，英國人退出了他們的殖民地。
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又是在何種情形下退出的。
他們雖然退出了，但卻把一種社會行為準則留在了那裏，無論我們是如何看待這件事，事實就是這個樣子。
（15）野蠻人的文明大時代
談到崛起，談到一個國家的強盛，我們更多地關注的是那些耀武揚威的炮艦與戰船，通常情況下我們會把我們所看到的認做是全部，但很可能我們錯了。
同樣是對世界的征服，英國人的征服過程曆來是臭名昭著的，而另外一種征服則不然。
我們最津津樂道的是蒙古人對歐洲的征服，那應該是蒙昧時代的血腥往事。當蒙古一支兩萬人的部隊於1241年穿越東北歐的時候，沿途的所有城市被踏為廢墟，所有的成年男人被殺死，女子則在遭到淩辱之後再被處死，基督教徒的軍隊被追逐到了沼澤地裏，在那裏他們數萬人數萬人地被殺掉，於是成吉思汗被奉為英雄——因為他殺人，僅此而已。
在英國的殖民時代，他們的所行所為不見得比中古時期的那些蒙古騎兵好多少。但是他們最終退出了印度——在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強迫之下，想一想，如果聖雄甘地所麵對的不是英國殖民者，又會有一段什麼樣的曆史呢？
我們盡可以把遵守了諾言的英國占領軍軍官羅素視為小醜——好像這一觀念在整個世界都是有共識的——但我們必須承認另外一件事：英國人的征服模式與別的征服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英國人在他們不光彩的行為中，把現代文明的種子播撒到了全球。我們再一次地獲得了解讀文明的野蠻人與野蠻的文明人之間的不同的機會，或許我們能夠深刻認識到英國人雖然放棄了他們廣闊的殖民地，卻仍然在這個世界上保持著他們的影響力的原因。
我們曾經提到了牛頓，提到過他對於胡克的不公正態度，但是曆史的另一個側麵，正是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成為了科學奠基的劃時代之作，它第一次創立了實驗實證與邏輯係統美妙結合的思維範式；它甚至突破了主宰人類3000年甚至更為久遠的古代文明思維，——它讓我們像文明人那樣思考。如果我們拒絕接受這些，那誰也沒有辦法。牛頓在曆史上的作用與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沒有任何人能夠取代他，或是與之相提並論。
說到無可取代，牛頓的曆史作用正是如此，而達爾文也一樣，湊巧的是他們都是英國人，都是在英國文化背景之下孕育出來的科學巨人。
這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達爾文的信徒，包括了那些反對達爾文的人。情況往往是這樣，越是對達爾文的思想不以為然者，對達爾文的信奉越是不可動搖。達爾文隻能出現在英國。哥白尼出現在波蘭，結果他慘遭火刑；清教徒在歐洲各個國家被趕盡殺絕，教皇說：“把他們都殺死吧，我的孩子。主知道誰是他的信徒。”而英國卻出現了新教徒，並因為自由大憲章與教會徹底地決裂了，所以他們得到了他們的達爾文，世界也是同樣。
還有亞當·斯密，他的思想是那樣的深邃而富於洞察力，並以自己的智慧改變人類的命運——在他之前從未有人做到過這一點，在他之後也沒有。他開創出一門全新的學術——經濟科學，這是對整個世界來說極為陌生的一種新東西，除了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它之外，對它的了解與認識仍然是一片空白。
如果我們需要，這樣的名字我們還能夠列出很多：
比如說帕特裏克·蓋德斯，他是著名的生物學家、植物學家、生態學家、社會思想家、教育家、現代城市規劃的先驅者，蘇格蘭民族主義奠基者與蘇格蘭國際主義者（後兩種似乎冰炭不容的身份在他的一生中卻如此協調）。他於1854年出生，1932年謝世，逝世六十多年後的今天，聲譽比在世時更隆，被譽為當代（或許是後現代）社會的偉大啟蒙者。
比如說休謨，睿智而深不可測的蘇格蘭思想家和哲學家，亞當·斯密的至交和智慧之友，現代法治社會的主流思潮、自由主義的開山鼻祖之一。
再比如說鍾表匠約翰·哈瑞森，他在1730年的一天走進了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大門，拜會當時的台長，也就是哈雷彗星的發現者埃德蒙·哈雷。他替英國人甚至整個世界找到了一個簡易的測量經度的辦法，於是他獲得了天文台的一大筆獎金。
…… ……
這就是英國，在那裏，就連一個鍾表匠也能夠將他的個人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
如果這樣的國家還不能夠強大起來的話，那實在是沒有理由。
英王喬治三世曾寫給中國的乾隆皇帝一封書信說，“我們由於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種兄弟般的情誼永遠建立在我們之間，我們會極為愉快。”乾隆收到信之後，不無悲憤地表示說：“朕意深為不愜。”
為何乾隆深為不愜？
原因是不需要多說的！
我們隻知道，在這個視人與人的平等為大逆不道的乾隆的統治之下，一個如約翰·哈瑞森的人是不可能獲得任何形式的榮譽的。
除非讓整個民族共同分享榮譽，否則，一個人的文治武功是無法與一群文明的野蠻人相抗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