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幸福或是不幸，全取決於我們與之相比的是些什麼人。所以，最大最大的危險，就莫過於孤身獨處了。
人總是要過群體生活的，世界上沒有一個人能夠完全離群而獨居。在人類社會中，一個人所在的集體就是你葡萄藤的主藤，而每一個人都像葡萄藤上的一根杈枝，甚至隻是一粒葡萄，其生命完全依賴於主藤。杈枝什麼時候脫離它的主枝，什麼時候就要萎縮枯幹。一簇葡萄之所以味美色香，完全是因為依在葡萄的主枝上，僅靠分枝是無能為力的。如果要把分枝從主枝上剪斷下來，那麼分枝上的葡萄就要枯萎。因而，人必須選擇自己的道路，選擇自己的前進的方向。
當然，人的道路不能盲目地選擇，更不能盲目地隨從。如果將把自己的道路選擇建立在沒有標準的基礎之上，那自己的一生將會徒勞無功；如果自己一生隨波逐流沒有自己的看法和主見，自己的生命將會與草木同流。當年偉大的中國浪漫主義詩人屈原，就為我們立下表率，他不願追隨官場的的黑暗而被放浪汨羅江上，從而保持了自己的潔白和節操。古往今來，這種明辨是非、不誤入沼澤的品行確實應該讓人深思。其實，當時屈原麵臨的問題很簡單，那就是要麼選擇黑暗的官場，要麼就是脫離官場；而這個選擇也不會吹灰之力，要麼順從要麼決裂。可他是決裂了，就是因為他的意誌沒法在那股黑暗的統治力量中得以實現。
其次，能夠堅持自己的道路和誌趣，自主地選擇自己前進方向的就是相當出名的傅鷹先生，他不願同流合汙，竟然“寧可不當校長，也不參加國民黨”。最早在廈門大學大名鼎鼎的傅鷹先生，在選擇道路上是絕對謹慎的。當時盡管傅鷹竭力想“埋頭讀書，不問國事”，然而，“國事”卻要找到他頭上。當時，廈門大學7個帶“長”字的教師中，6個被拉入國民黨。於是，傅鷹便成了剩下來惟一沒加入到國民黨的“長”了。
傅鷹雖說“不問國事”，其實，他很關心“國事”。他在回憶當時的情況時，曾說到自己的思想情況：“在那幾年中，我親眼看見過國民黨軍官毆打兵士，聽見過壯丁深夜被打時的哭聲，看到不少三青團員盛氣淩人的樣子，從報上得知日本人占領香港時，我國的飛機不載人而載孔祥熙女兒的洋狗，這些事都加深我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正因為這樣，傅鷹說什麼也不願意加入國民黨。
一位福建漳州的學生，給傅鷹送來了漳州盛產的水仙花。盡管傅鷹是一個無心伺弄花鳥的人，卻深深愛上了這盆潔白無瑕的水仙。他把水仙放在案頭，常常以此自比，說道：“做人也要像水仙那樣清清白白呀！”
正當國民黨拉傅鷹入黨的時候，薩本棟病了。薩本棟非常器重傅鷹的學識和磊落的為人，多次找傅鷹談話，要推薦他繼任校長。當校長，更應參加國民黨，哪有不是國民黨員而當校長的？於是出於國民黨的執政需要，他們動用所有那些可能說服傅鷹先生的人，去說服他加入國民黨。有的人說服他，當校長就要帶頭加入國民黨，他的回答往往是：我寧可不當校長，也絕不參加國民黨！
在校務會議上，傅鷹痛快淋漓地大罵學校裏那些國民黨的“黨棍”，好多正直的教授暗地裏都為傅鷹捏一把汗。這時，國民黨CC係特務頭子陳立夫特地來到廈門大學，要“召見”傅鷹，勸他加入國民黨。傅鷹卻借口外出招生，硬是避而不見，使陳立夫空等了幾天，非常惱火。
傅鷹由於無法拒絕國民黨利誘無法在廈門大學立足，不得不於1944年重新回到重慶大學執教。重慶的境遇比廈門更壞。傅鷹曾回憶說：“到了重慶，耳聞目睹，沒有一件可以使人痛快的事。自己想活下去，就得同流合汙，心實不甘。在這種苦悶之中動了逃避現實的念頭——到美國去作研究。於是和張錦分別寫信給我們的導師，探聽有無機會。”巴特爾接到來信，欣喜萬分，立即聘請傅鷹赴美。傅鷹先生在選擇自己的道路上是毫不含糊的，有悖於自己意願的道路，他是寧願放棄自己的所有也要拒絕的，他在自己心甘情願地奉獻的道路上，他成績卓然。
傅鷹立誌於為國民教育民族素質的提高獻身自己的才華與辛勤勞動，而對於國民黨人的政治問題沒有絲毫意思。他拒絕了當時國民黨的說服而放棄做廈門大學的校長，他是選擇了自己的誌向，不願意與熱衷於國民黨政治的其他校長同道而列。誌不同道不合不相為謀，傅鷹先生走了自己想走的路。
無論在什麼年代，什麼時候，選擇自己該走的路。拒絕所有可能使自己的形象受到損害的因素，沿著自己的道路健康地發展、健康地成長，這樣就不失為一個真正主宰自己命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