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文人，曆來重氣節。一個畫家如果不愛民族、不愛祖國，就是喪失民族氣節。畫的價值，重在人格。人格——愛國第一。
為虎作倀，類似於給“虎”搖旗呐喊，揚威助陣，由於“虎”的可憎，這些搖旗呐喊的幫凶也令人發指。為虎作倀反映出，幫凶和“虎”是同一性質的貨色，因為幫凶願意為“虎”搖旗呐喊，而且是心甘情願。有時因為為虎作倀者，不是出於自己的主意，而是盲從於別人的想法，所以又有點哈叭狗的味道。唯其這種性質，這種為虎作倀的事越發不可幹。
為虎作倀有時候要奉獻出自己的人品和努力，一個深明道義之人是難以辦到的。祖衝之經過多年堅韌不拔的努力，三十三歲時終於編製出了新曆法——《大明曆》。這部曆法，既考慮了歲差的影響，又修改了傳統的閏法，而且使用相當精確的數據，因此比以往所有的曆法都要先進和科學。
《大明曆》編成以後，他上表給宋孝武帝，請求他頒布實行。宋孝武帝命令主管天文曆法的寵臣戴法興對曆法進行審查。可是戴法興思想頑固保守，他反對改革曆法，極力反對大明曆。對於戴法興的刁難、攻擊，祖衝之寸步不讓，毫不畏懼地同他進行了唇槍舌劍的辯論。在辯論過程中，祖衝之據理力爭，錚錚有詞，而戴法興則理屈詞窮。盡管如此，戴法興還是想讓祖衝之屈從他的觀點，那不是明擺著讓祖衝之為他做倀嗎，拿祖衝之的人格來說那是絕對拒絕的事情。
雖然，曆法沒有因為祖衝之的正確而被推廣應用，但曆史的發展還是可以還人以公道的。直到公元510年，由於許多天文觀測事實一再證明《大明曆》的正確，《大明曆》才得到正式推行。祖衝之生活的年代，是一個盲目聽從和愚昧崇拜的年代，如果有人頂撞有權勢的人物，那簡直就是做亂犯上。那些能夠勢不兩立地與頑強勢力抗衡的，簡直就是鳳毛麟角。因為人們習慣於在那些有權勢人物的統治下生活，他們說著言不由衷的話，尊奉著自己都不明白的信條。祖衝之冒天下之大不諱，出於對人類文明的責任，拒絕為封建愚昧無知的勢力所效力，而是竭盡所能讓人們明白事實的真相。這是他不願為虎作倀的真實心跡。在落後的封建強大勢力麵前，祖衝之與之決裂了，拒絕了愚昧無知的威脅利誘。
在台灣，許多億萬富豪都和國民黨高層沾上密切關係，像辜振甫、林挺生、吳伯雄、連戰等，直接躋身國民黨中常委之列。熟悉企業界動態人士認為，王永慶本身受學曆限製，無法像辜振甫一樣參與高層次的政治事務，但是，他對政治始終密切注意。由於他本身無法像林挺生、辜振甫一樣，參與國民黨核心決策，所以，在政治立場上，據說，王永慶也不像林、辜一樣的對黨國“死心塌地”，在政治態度上，有時並不一定非要完全聽命於國民黨。
據說，江南命案發生後，對國民黨在美國和華僑中的形象，打擊甚大，有一次王永慶赴美洽談商務，行前國民黨某政府大員特別約王永慶見麵，期望王永慶到美國之後，伺機“幫政府講幾句話”。
王永慶當時未置可否，事後卻頗不以為然的抱怨說，“我隻經營企業，江南案要我怎麼說？真是莫名其妙！”王永慶的政治態度，於此可見一斑。
無論你從事何各職業，你不但要在自己的職業中做出成績來，還要在自己的做事過程中建立自己高尚的品格，任何真正的職業人員不能因為因職位之便，為虎作倀。在你做一個律師、一名醫生、一個商人、一個職員、一個農夫、一個議員，或者一個政治家時，你都不要忘記：你是在做一個“人”，要做一個具有正直品格的人。這樣，你的職業生涯和生活才有重大的意義。所有為虎作賬，違法職業道德的事情，每一個真正忠於自己事業的人都是不可取的，而必須拒之門外，這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社會給予自己的職業。
所以應該記住，做人在先，然後才是職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