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獨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賴別人，依賴別人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諛諂媚人。
社會道德要求人類各負其責，凡是逃避責任的行為，都是道德所不允許的。而社會風氣又不可避免地滋生著不道德行為，讓人做替罪羊就是其中之一。要人做替罪之羊，就意味著當事人洗脫罪名，無事者蒙上不白之冤；該負責任者逃之夭夭，無責任者卻無辜受害。很明顯，當一個替罪羊進入角色時，該負責任者已經隱匿了真身，在外界人的眼裏替罪羊是毫無疑問的罪魁禍首。正因為替罪羊的無辜與可憐，我們就必須加以警惕，防止成為替罪羊的角色。
在替罪者與被替罪者之間，沒有任何的共同點，替罪者是純粹地被害，他是被替罪者的傀儡。在納粹的反猶浪潮中，愛因斯坦從德國逃到了美國。他有一個老朋友叫魏茲曼，當時是日內瓦的化學教授。他們兩人都對自己同胞的悲劇處境表示關切。
魏茲曼後來成了一名狂熱的猶太複國主義者。一九四八年，猶太人國家以色列成立時，他當選為第一任總統，第二天就向阿拉伯國家發動了侵略戰爭，使上百萬阿拉伯人流離失所。
後來到一九五二年，魏茲曼去世時，推薦了愛因斯坦為他的繼承人。可是愛因斯坦拒絕了，因為他熱愛和平，反對戰爭，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他不能做過去納粹曾經做過的事情。兩天後，他在報上莊嚴聲明：愛因斯坦拒絕擔任以色列共和國總統。如果愛因斯坦不加拒絕，他就成為一個不熱愛世界和平，具有狹隘民族主義的一般人，可是令人敬佩的是他做的與之相反。
愛因斯坦拒絕一切不和平的行為，在他與愛人、朋友之間劃開了一段情感距離。他拒絕了祖國的邀約，也拒絕了親人的接近，拒絕為世俗所珍視的、日常的愛撫與溫情。他曾經這樣寫道：我實在是一個“孤獨的旅客”，我未曾全心全意地屬於我的國家，我的家庭，我的朋友，甚至我最接近的親人；在所有這些關係麵前，我總是感覺到有一定距離並且需要保持孤獨——而這種感覺正與日俱增。
由於某種原因，替罪羊在進入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時，就他本心而講，他不一定是情願地去接受，而是替罪者在開初是渾然不覺的。盡管後來有所發現，他已經身陷囹圄，追悔莫及了。可是應該肯定的是，一個替罪羊進入角色時，他是可以做出自由選擇的，也就是說他可以成為，也可以不成為。國民黨的主席李登輝，就是不做替罪羊的一個典範。
由於“雙十二事變”的羞辱，蔣介石一氣之下把張學良將軍扣押，直到他死時也沒有讓張學良再見天日。一直到李登輝繼任國民黨主席，張學良才得以自由。張學良的扣押，意味著當時一盤散沙的中國，少了一股抗日力量，泯殺了一顆偉大而可以凝聚民族力量的民族心。從曆史進步的角度看，這毫無疑義是一種違背曆史潮流的行為，人人都為張學良將軍鳴不平。因此這一罪責直到張學良出獄而沒法推卸。
當蔣介石走下國民黨的第一把交椅後，張學良“兵柬”已經不再為誰憎恨，沒有人將它當作寄有個人恩怨的事情來看待。“西安事變”是曆史中具有進步意義的事件，是抗日聯共的轉折點，是抗日洪流前進的一個動因，因此繼續扣押張學良就成為曆史的替罪羊。仔細想想，不但是李登輝，就是換了別的接班人，他也不會冒天下之大不諱，去追隨蔣介石的個人恩怨，充當蔣介石的替罪羊，剝奪張學良將軍的自由。
本著自己的一點良知在社會上生活、學習、工作，做一個好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如果在自己的努力之餘還加上別人的陷害，我們就再冤枉不過了。努力使自己的行為端正、品質高尚，在與他人的合作共事時，多轉幾個彎，別讓別人將自己涮進去，別去當別人的替罪羊，那樣算是對得起自己苦心經營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