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統一之後，為了鞏固中央集權，曾封了一些同姓王。到文帝時期，各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發展，人口數也有很大增長，原來每郡人口數最多僅達萬人左右，這時則增加到四、五萬人之多，經濟力量最強大的吳國所鑄造的錢幣甚至在全國範圍內流通。
由於漢初劉邦大封諸侯王，諸侯王國地盤過大，至文帝時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成為穩定政局的嚴重問題。漸漸強大起來的同姓王，對剛剛為大臣所擁立的文帝表示輕蔑，對朝廷態度非常傲慢，有的諸侯王甚至乘隙舉兵叛亂。劉章死後，他的弟弟濟北王劉興居於公元前177年乘匈奴大舉南犯之際，起兵攻滎陽。不久，劉興居失敗被迫自殺。事隔兩年，最為驕橫的淮南王劉長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在穀口舉兵反叛，失敗後，劉長被流放而死。
文帝極力加強皇帝的權力。他一麵對周勃、灌嬰等舊臣加以抑製；一麵下詔郡國，察舉賢良正直的人到朝中任事。他十分注意推行黃老方針，即“無為而治、清靜無為”的方針，恢複生產，穩定統治。對於日漸強橫的同姓王則恩威並施，製裁一切反叛者，而對於一些反形未露的諸侯王，則采取安撫手段，如富可敵國的吳王劉濞，由於對漢廷有“怨望”而長期稱病不朝，對於這樣的大不敬之罪，漢文帝也隻是用杖責的刑罰來懲罰他，以示寬容，並允許他可以不來朝請。
盡管文帝對於同姓諸侯王一再忍讓退避，但是諸侯王的野心仍然繼續膨脹，嚴重威脅到漢朝中央政權的權威性。針對諸侯王勢力的膨脹，賈誼上《治安策》，向漢文帝痛陳天下形勢，提出削弱諸侯王的”眾建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納了賈誼的建議，把齊國分為六，把淮南分為三，稍微壓抑了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對諸侯王的嚴重問題，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仍認為宗室親屬不會反叛。此外，他的一些隨心所欲的口諭，也影響了社會經濟生活。佞人鄧通因阿諂媚上得到文帝賞識，一句話就把銅礦的開采權賞賜給了他。致使他可以私鑄錢幣，他因此擁有了部分漢王朝的貨幣發行權，與吳王並駕齊驅，形成了”吳鄧錢布天下”的局麵，嚴重地擾亂了貨幣秩序。
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廟號太宗，尊諡孝文皇帝，葬霸陵。文帝臨終時公布遺詔：“死者乃天地之理”，不必過哀，不許”厚葬”，不許動用車馬和陳列兵器，治喪期盡量縮短；治喪期間，不得禁止百姓結婚、祭祀、飲酒和吃肉。
他去世後，太子劉啟繼位，即漢景帝。景帝繼承了父親文帝的休養生息政策，繼續輕徭薄稅，於是漢朝的國力繼續加強。
為了使百姓都能有地可種，提高農民生活，景帝及時地調配了人口和土地。他改變了當時不準百姓遷移的政策，允許百姓從土地少的地區遷移到土地多的地區，一能開發土地資源，二也能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為了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景帝還下令將田租減掉一半，也就是將十五稅一降到了三十稅一。為了從根本上減輕農民的負擔，他本人也從事節儉，極少修建宮殿樓閣，並縮減皇室開支，避免與民爭利。
景帝時期的另一項仁政是減輕刑罰。文帝時開始了古代殘酷的肉刑製度改革，將古代的奴隸製五刑製，即墨刑——在額頭上刻字塗墨、劓刑——割鼻子、刖刑——砍腳、宮刑——毀壞生殖器、大辟——死刑，向封建五刑製笞、杖、徒、流、死轉變。文帝時將肉刑改成了笞刑，但打的次數很多，如劓刑改為笞三百，應當斷左腳的改為鞭笞五百。這本來是為了廢除肉刑，但次數太多又出現了經常打死人的現象，不符合原來體恤百姓的初衷。所以，景帝又逐漸減少了次數，同時規定了刑具——竹板的長短、寬窄，竹節也要削平，中途也不準換人。這樣使文帝開始的刑製改革終於完善了。對於官員的審案斷罪，景帝也經常訓導要寬容，不準隨意錯判人的罪名。
對於思想，景帝也不再嚴厲禁止其他學派的發展。當時的西漢初期，朝廷流行的黃老學派，即以黃帝和老子命名的學派，主張無為而治，輕徭薄賦。景帝在提倡黃老的同時也讓包括儒家學說的其他各派存在、發展，這為後來董仲舒學說的繁榮發展，以及被漢武帝運用為治國綱領提供了先決條件。
除了內政的成績以外，外交方麵景帝主要是繼續和匈奴和親的政策，對匈奴進行安撫。對於匈奴的小股騷擾，景帝也沒有大規模地反攻，而是以大局為重，注重積極的防禦。同時在匈奴的邊界地區設立關市，和匈奴貿易，這也在相當大的程度上緩解了匈奴對邊境的騷擾。
但是諸侯王叛亂終於在這一時期爆發。野心勃勃的吳王劉濞終於糾集楚、趙等七個諸侯國，於公元前154年發動叛亂，史稱“七國之亂”。景帝任命周亞夫為太尉統兵東征。周亞夫為避開叛軍伏兵，乘車出武關快速到達洛陽，發兵分路進擊。他命令梁王劉武堅守睢陽，然後派遣輕裝騎兵出淮泗口切斷叛軍糧道，以瓦解叛軍的進攻。僅三個月即基本平定叛亂。趙王遂據守邯鄲達七個月之久，最後亦被引水攻破。失敗的諸王大都畏罪自殺或受到嚴厲製裁。對諸侯王鬥爭的勝利，大大加強了皇權，有利於實行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政策。
景帝的安定國家、發展經濟的方針使漢朝的經濟日趨繁榮，文、景二帝合在一起共統治了40年。他們在位期間，西漢帝國政治清明，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並出現了土地開辟，人口增加，財富充裕，社會安定，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的景象。據《漢書·食貨誌》記載：到了景帝後期，漢王朝國庫裏的錢多得堆積如山，串錢的繩子都爛斷了；糧倉滿了，糧食多得堆在露天，以至於大量腐爛不可食用。和秦朝相比，國泰民安的社會經濟狀況顯示了文、景兩帝的突出政績，後人將此二帝的統治稱為“文景之治”。
北擊匈奴武立國
在公元前140年，十六歲的漢武帝劉徹正式繼承皇位。在即位之初，他雄心勃勃地想將文景之治的盛世繼續下去，但在實際執行時卻遭遇了極大阻力。其阻力的主要來源是當時的太皇太後竇氏，即武帝的祖父漢文帝的皇後。從她做皇後到這時，已經有了四十年，本家族在朝廷的勢力很是龐大。按照規定，分封的一些王與侯都要到各地自己的封地去，但竇氏的親屬們都不願意到那些邊遠的地方去，都留在京城。互相勾結，違法亂紀的事情時常發生。而從竇太後的角度考慮，她本身深受文景兩朝政治思想的影響，與漢武帝的治國思想存在著很大的分歧。
竇氏所崇尚的還是在漢朝初年很盛行的黃老思想，即遠古的黃帝和近世老子的思想，主要是“無為而治”，這是漢初與民休息政策的基本治國思想，這使國家的經濟得到了恢複和發展，促成了“文景之治”盛世景象的出現。但到了武帝時期，因為分封的諸侯王們對抗中央，所以迫切要求加強中央的權力來壓製地方勢力。這便是漢武帝與竇太後在治國思想上的主要分歧所在。
武帝即位後便開始實行自己的政治方略：安排自己信任的人掌管朝中大權，如讓親舅舅田蚡做太尉，掌握軍權。同時，許多的儒生也被他重用。為了更多地選拔人才，武帝還下詔命令全國官吏向中央推薦人才，這種選才製度叫做”賢良方正”。有名的董仲舒就是在這次推薦考試中得了第一名。武帝召見他，探詢治國的良策。董仲舒便將自己一整套的儒家治國思想向武帝詳細闡述，武帝聽了之後十分讚賞，決心采用其作為自己的施政綱領。
但武帝此時還沒有力量和自己的奶奶竇氏較量，在他任命的重臣趙綰提出竇氏不應在幹涉朝政時，惹惱了竇氏。竇氏逼迫武帝廢除了剛剛實行的一係列的改革措施，自己任命的丞相和太尉也被迫罷免，有的大臣被逼死獄中。然後，竇氏寵信的人接替了這些重要職位，聽從竇氏的命令。這對武帝是一個打擊，但武帝卻擁有竇太後所沒有的年齡優勢，他從此養精蓄銳，等待時機。
四年之後，即公元前135年，竇氏去世，時機終於來了，武帝馬上將竇氏的人全部罷免，重新重用田蚡做了丞相。治國思想也采用了儒家的主張，開始加強中央集權以對付地方上越來越龐大的豪強勢力。
在擁有了安定祥和的內部環境後，漢武帝開始積極準備軍事，決定一改漢初以來對匈奴的懷柔政策，換以強硬的姿態。
早在白登山大戰失敗之後，漢朝的皇帝們意識到了與匈奴作戰的被動局麵，因此開始重視騎兵的組建。為加強同匈奴的作戰能力，早在文帝時期就大力推進鼓勵養馬的政策，做到“民有車騎，馬一匹者，複卒三人”，並在西北邊境設立了三十六個牧馬所，用官奴婢三萬人從事牧養、繁殖戰馬。這些措施對防備匈奴大規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為後來武帝展開對匈奴的大規模戰爭提供了物質上的保障。
經過漫長的準備，騎兵戰鬥力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到漢武帝時，騎兵已經成為戰鬥的主力軍，使得漢帝國成為當時世界上軍事最強盛的國家之一。
公元前121年春天，漢武帝任命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帶領騎兵一萬攻擊匈奴右賢王部，6天連破匈奴五個王國，殲滅敵人9000人，斬殺了匈奴盧候王和折蘭王，俘虜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多人。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率精銳騎兵數萬人在祁連山一帶與匈奴交戰，殲敵3萬餘人，俘虜匈奴王5人及王母、單於閼氏、王子、相國、將軍等120多人，降服匈奴渾邪王及部眾4萬人，將河西走廊全部占領。
公元前119年，衛青、霍去病各率領五萬騎兵又一次出擊匈奴。衛青找到了匈奴伊稚斜單於帶領的部隊，馬上將戰車環繞在一起做為營地，防止敵人的突擊，然後帶領五千騎兵直衝敵陣，雙方激戰一天，到傍晚時忽然刮起飛沙走石的大風，匈奴單於不敵突圍逃跑。衛青派出輕騎追擊，一直追殺200餘裏，斬殺和俘虜敵人一萬九千人，繳獲無數的輜重。
東線作戰的霍去病雖然沒有遇到匈奴單於，但是收獲更大。他率兵攻打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自知不是對手棄軍逃跑，霍去病一直追到在今天內蒙古克什克騰旗西北至阿巴嘎旗一帶的狼居胥山，斬殺匈奴北車旨王，俘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等八十三人，匈奴士兵七萬多人。為了紀念這次勝利，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舉行了祭天封禮，這就是成語”封狼居胥”的由來。
這兩次戰役之後，匈奴徹底被打垮，再也不能再對漢朝的邊境構成威脅，而當時的霍去病年僅20歲。
自此，一個強盛的漢朝被建立起來，在當時的世界上，漢朝的國力首屈一指，許多國家都攝於漢朝聲威，主動向漢朝納貢。中國曆史上最強盛的階段終於到來。
第三節王朝特點——寬仁治世取秦鑒
如果要為西漢王朝初期的統治尋找一個特點，那麼有一個詞一定會見於各部史書，那就是寬仁。
從劉邦建立西漢王朝開始，他就不遺餘力地秉承這一方針，進行國政方麵的建設，不僅廢除了秦朝以來的許多苛政，更在漢朝實際國情的基礎上進行有針對性的改良。劉邦深刻地認識到，對於民眾要采取寬仁的措施，才能換取統治的長治久安。漢朝建立後，麵臨著生產破壞，田園荒蕪，人口大量減少等嚴重問題。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當時一石米值五千錢。史書記載當時的情況是：老百姓無法在田地上生產，到處是饑荒，甚至於發生人吃人的現象，死者過半。那時。連皇帝也弄不到四匹一樣顏色的馬來拉車子，許多將相甚至隻能坐牛車。
文景之治是大變亂之後的太平盛世，由於秦朝的殘暴統治，以及秦末漢初的長期戰爭，使社會經濟遭到嚴重摧殘。麵對這種形勢，恢複和發展封建經濟，成了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的當務之急。由於—家一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統治的基礎，所以劉邦所采取的休養生息政策，實際上就是穩定小農經濟，以鞏固封建統治的政策。所謂與民休息的政策，是建立在“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指導之下的，“事逾順，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眾，用刑太亟”。因此，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他們主張“反秦之弊，與民休息”，實行以道家“無為”思想為特征的黃老政治，即“無欲以靜，天下將自定”；或“將欲奪之，必先與之”；黃老學說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所謂“寂若無治國之意，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治”。文景兩代，大力推行這一政策，適應了封建經濟的發展。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為封建社會的盛世，與文帝個人勵精圖治是分不開的。這種風氣還在長時期內對其後代統治者造成了深遠影響，文帝以儉約節欲自持，是個謙遜克己的君主。他好“黃老之學”，在位二十三年，對穩定漢初封建統治秩序，恢複發展經濟，起了重要作用。文景時期，是西漢社會經濟向上發展較快的時期。這個局麵的出現，是在秦末農民起義推翻了秦王朝，打擊了地主階級統治之後造成的。漢初以來恢複和發展生產的休養生息政策，就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提出的，並且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文景時期的“與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穩定和加強對農民的控製，進一步鞏固封建統治，一些看來對農民有利的措施，實則對地主、商人更為有利。例如，文景減免田賦，地主獲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於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時，文帝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對同姓諸侯王的權勢雖曾有所限製，但未能采取果斷措施消除其動亂隱患；景帝三年吳楚七國合謀叛亂，與此當有相當大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