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爾博士這部著作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在我翻譯的貝爾斯著作《左宗棠傳》出版之後，左公的第五世外孫、著名的文史專家，我尊以為師的梁小進先生對我說：外國撰寫有關清末人物的論著都有一個特點，即取材比我國學者都要廣泛，他們不僅不辭艱難地使用中文史料，而且采納了大量的外文史料，因此其視野較為開闊，論述頗為新異。我深以為然。我們不會忘記，太平天國運動爆發後不久，外國人就開始積極地收集相關的信息，如1853年去天京拜訪過天國王爺的密迪樂，後來就根據他的第一手資料從事撰述，其內容經常被外國學者引用。從1860年之後，美英法三國都有軍人直接介入了這場戰爭，如英國人呤唎成為天國忠王李秀成的高級顧問，美國人華爾、法爾思德、白齊文，法國人勒伯勒東、德克碑，英國人戈登，則率領所謂的“常勝軍”“常捷軍”替清廷效力，他們或曾與江蘇巡撫李鴻章談判條件，或曾在閩浙總督左宗棠帳下聽過訓示。而上海洋場上的外國商人們，與交戰雙方都有生意往來。此外還有外國的傳教士、記者、旅行家與海關官員，都能接觸到有關中國這場大規模內戰的各種信息。所有這些外國人的見聞和記述，自然也是第一手的寶貴史料，但往往以外文出版，因語言的隔閡、版本的佚失和資料的禁錮，是許多中國學者未能掌握到的。中國的研究者必須廣泛閱讀這方麵的外文著作，才能分享到原本由外國學者所獨占的優勢。
此書的第2個優點是將東西方曆史人物所做的比較性研究。隻要看完本書的導言就會知道，黑爾博士對曾國藩其人評價頗高。他沒有拿這位湘軍首腦與中國曆代的偉人做比較，而是效仿日本學者川崎三郎，將之比作美國的開國元勳喬治·華盛頓，也許這會令中國的讀者頗為詫異。細想之下，其實二者之間不乏共同點，如他們都曾作為軍事統帥立下赫赫戰功，都是功成身退，自願放棄軍權；就對國家的貢獻而言，華盛頓創立了一個國家，曾國藩則避免了祖國在規模空前的內戰中四分五裂；他們的個人品質也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受過良好的文化教育，都富有開拓精神，都能吃苦耐勞，而且都得到了待人謙和、心地善良的佳評。
我想再一次提請讀者不要忽略本書的另一個重要的優點，即卷末的“參考書目”，其中所開列的書籍和報刊，為我們搜索和了解美英法德俄日等國學者有關曾國藩及太平天國運動的論著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黑爾博士不但羅列了所有文獻的著作者與版本信息，更重要的是，還針對一些文獻做了簡明扼要的評介。
應該說明的是，對於本書英文原版中所引用的曾國藩奏牘與書信、太平天國的有關文件以及其他中文材料，我在譯文中一律按照現已正式出版的中文出版物，將對應部分照錄，完全忠實於引文作者的原著。曾國藩的著作錄自嶽麓書社1985年出版的《曾國藩全集》，太平天國的文件主要錄自《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其餘文件的出處不再一一標注。
王紀卿
2011年4月
於長沙聽雨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