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性事件的許多細心的觀察家認為，19世紀的任何災難性事件，就整體的悲慘性和破壞性而言，都比不上太平天國運動。數百個縣城被反複攻取，交戰雙方都有搶掠和屠殺。大城市成了廢墟，果實累累的原野成了荒原。傷亡慘重的戰鬥和更為血腥的屠殺是其進程的標誌。它要摧毀大清帝國，把皇帝趕下台。遲至1882年，S.W.威廉斯在其《中央王國》一書中如此評述這批造反派：
他們的存在整個就是一場災難，自始至終隻有不幸伴隨他們左右，他們未曾付出絲毫的努力來重建已遭破壞的事物，保護殘存的世界，或者償還他們所偷盜的東西。在他們離去之後的土地上，野獸自由地徜徉，在廢棄的城鎮築起它們的窩巢。居民忙碌的喧鬧聲已經止息，取而代之的是野雉飛騰的嗖嗖聲。人們一度勤勞耕耘的土地，已被野草或樹叢覆蓋。銀子一千萬兩一千萬兩無可挽回地丟失了、毀滅了，幸存者忍受著窮困、疾病與饑饉。除此之外，據居住在上海的外國人估計，從1851年到1865年的整個時期內，足有2000萬人的被害與太平天國運動有關。
這場運動之所以蔓延得如此廣泛，是因為中國的權力分散和官員無能，而狂熱的造反者之所以未能取勝，是因為他們在1853年至1858年間缺乏領導力量，同時也是因為曾國藩的出現。中國的現代曆史把這個人應得的榮耀還給了他，但是外國的觀察家們卻被一支優秀的小部隊所享有的名聲所迷惑了。這支部隊是由弗雷德裏克·湯森·華爾組建的，後來由“中國人”戈登指揮，官兵接受過外國式的訓練。他們讓這支3000人的常勝軍名傳千古，幾乎將戈登封為聖徒，卻讓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真正主角淹沒於遺忘之中。
竊走曾國藩親手賺來的名聲，卻將戈登與李鴻章供奉於曆史的祠堂，世上很少見到如此大的不公。曾國藩克服了由於幾百年來中國的行政實踐而攪得紛亂如麻的困難，很少得到別人的協作，缺乏資金來維護軍隊，在10多年中的總開銷僅有2100多萬兩銀子，而且不懂任何兵法，但他卻最終實現了鎮壓這場巨大運動的奇跡。他以清晰的思維、永不喪失的耐心、審慎和常識辦成了這件事。他從不擔心別人遮蔽他的光輝，他不惜將自己紮紮實實賺來的桂冠送給別人，他把能人吸引到自己身邊，用他們的才幹來彌補自己在兵法上的不足。曾國藩認真地實踐儒學，努力地將孔聖人的品質注入自己的言行，絕不願意因為偏離忠孝之道而有損顏麵或“丟臉”。他直言無隱，誠實無欺，在一個缺乏誠信的時代以誠信為本。
據我所知，一位日本的傳記作家比我先行了一步，已將曾國藩比作喬治·華盛頓，而不是比作拿破侖，因為他與後者毫無相似之處。曾國藩的確是遠東的華盛頓，他以自己的個人價值，以他對於理性與良心之道的執著追求，通過多年變化莫測、以弱勝強的奮鬥，使中國免於分裂與毀滅。當代中國的政論家梁啟超聲稱，曾國藩不僅是在中國的整個漫長曆史中十分罕見的那一類人，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數的人物。如果說這個評價過高了，我們至少可以將他放在19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列，而不會委屈了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