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東王楊秀清統掌兵權，一切調遣是交給他管。那韋正督軍打仗善能穀戰，是他最勇。常說他帶一千人，就有一萬官兵也不怕。在永安州這幾個月，城內就稱為天朝，諸臣隨時奏事。編有曆書，是楊秀清造的，不用閏法，我甚不以為然。近因四路接濟不通，米糧火藥也不足用。官兵圍攻，天天大炮打進城內，衙門房屋及外間各處都被炮子打爛，不能安居，因想起從前廣東會內的人不少，梧州會內的人也不少，就起心竄逃。二月十六日，是我們的曆書三月初一的日子，發令逃走。是分三起走的，頭起於二更時韋正帶二千多人先行；二起是三更時候，楊秀清、馮雲山等共五六千人擁護洪秀泉（全）帶同他的婦女三十多人，轎馬都有；第三起就是我同蕭潮潰（朝貴）帶有一千多人，五更時走的。我離洪秀泉（全）相去十裏路遠，就被官兵追上。蕭潮潰不聽我令，致被打敗，殺死千餘人，將我拿住了。我們原想由古束去昭平、梧州，逃上廣東的。出城時各人帶有幾天的幹糧，如今想是各處搶掠，才有用的吃的了。那晚走的時候，東炮台火起，是燒的住屋，都是眾兄弟主意，在城外著火，城內便好衝出。
至我本姓，實不是姓洪，因與洪秀泉（全）認為兄弟，就改為洪大泉（全）的。洪秀泉（全）穿的是黃綢衣黃風帽，那東西南北王戴的是黃鑲邊紅風帽，其餘丞相、將軍、軍帥、軍長等每逢打仗，都穿的黃戰袍，執的黃旗。我在州衙門也有黃袍黃風帽，因我不自居王位，又不坐朝，故不穿戴的。所供是實。
對於這份供詞的真實性，有許多令人信服的理由。
第一，清政府當局認為洪大全是真正的高層首領。他們在嚴密的看守下將他押往京城，就是很好的證明。他們認為此人的位置高於洪秀全，但他們並沒有自欺欺人地將他當作唯一的首領，也不會相信抓到此人便等於打垮了太平軍。如果他們後來發現他實際上隻是冒充首領的一名下級軍官，他們肯定會在獲得了有關此人更為準確的信息後，在撰寫有關太平軍的記述時不再提起這個名字。[1]何況此後不久，賽尚阿便因無能而被革職，如果朝廷認為洪大全一案是個騙局，或是一個錯案，便會將此錯誤列為彈劾他的理由之一。
第二，在沿湘江而下的時候，洪大全自稱湖南人一事得到了證實。抵達長沙時，他們將他叫起來，告訴他已抵達衡州，但他馬上認出了這個地方是長沙。[2]
[1] 將當時《京報》所載的一些錯誤信息與後來的官方曆史記載相比較，發現其他錯誤已被更正，卻未見對此事的更正或刪除。
[2] 官軍用重兵警衛，押著洪大全迅速地從江路而下，擔心他在湖南的某些同黨營救他。
第三，洪大全宣稱自己與洪秀全平起平坐，也有證據支持。眾所周知，有一個號為“天德”的人從一開始就參加了這場運動。如果“天德”是洪秀全本人的名號，那麼他沒有理由在後來將其改變；即便他改變了，也沒有理由隱瞞。
第四，洪大全的名號使他明顯地區別於天王所封的5位王爺。這也是一個適合於加於皇帝頭上的名號。“天”字的使用把他擺在了至少跟天王平等的地位，甚至排名在天王之前。他采用的名字“洪大全”也是如此，其中的“大”字表明他享有更大的權威。
第五，對我而言，其真實性最有力的證據在於，他很明白，對於部眾而言，天王隻有以隱居深宮的魅力，才會令人感覺到他是一個能力非凡的領袖。在6人小圈子之外，隻有他一人清楚，洪秀全完全沒有能力領導一個政府，隻能躲在妻妾成群的內宮，耽於宗教的幻想，而他的將領們則以他的名義去贏取勝利、管理政府。如果部眾們知道了他們的領袖是如此無能，那就不再可能煽動他們心甘情願地繼續向前。盡管那幾位親密無間的領袖知曉洪秀全的局限性，但他們願意填補這個缺陷，支持他們的先知之王。
我們不可忽略一個事實：在這份供詞中，確實有一些錯訛之處，也有明顯的不實之詞。為什麼洪大全把馮雲山說成了北王而非南王，就是一個問題，能夠說明他的無知。但是，其中大多數的錯訛似乎都是故意編造的謊言，供述中的一些明顯自相矛盾之處，似乎也是出自同一原因。他似乎企圖擺脫這場運動的宗教信徒之嫌，以在同胞中維護自身理性的聲譽。顯然，他並不反對利用洪秀全的宗教作為獲得追隨者的工具，但他期望依靠戰鬥而非魔術來登上王位。
那麼就隻剩下一個問題：此人究竟是不是我們提起過的那個朱九濤？至今沒有一份文件可以用於甄別二者的身份。但是供詞中明確指出：洪大全這個名字是假的。必須再次指出，一個與天王關係親密到可以自由交往的人，穿戴著皇家的標誌，其名號表明他與天王平起平坐甚至更為尊貴，並且發現了洪秀全繼續推行現行政策將會把太平天國運動引向失敗的症結所在，那麼他早就應該處於一種得到眾人尊崇的地位。據我們所知，無人擁有這種地位，但我們確有證據表明朱九濤完全可以對號入座。洪大全的真實身份，幾乎是必然會被揭示為這個朱九濤了。
如果我們承認這份文件是真實的，那就給了我們考察這場運動及其發展脈絡的有利條件。比較研究這套新資料提供的各種記載，使我們可以大致構建如下的圖景：一位姓朱的湖南人，在科舉考試中屢不得誌，退隱到某處做了出家人，熱衷於鑽研兵法，立誌推翻清朝。有一天，也許是在1843年或1844年，他在廣東一個名叫狗頭山的地方遇見了洪秀全與馮雲山。顯然他本人正在組建會黨，但是洪秀全的新“迷信”作為獲取追隨者的手段，把他深深吸引住了，於是他跟馮雲山達成了某種共識，要做新運動的傳道者。忠王在自述中說，馮雲山是運動的發動者，從這個新的角度得到了證實，使我們懂得，宣傳這種新宗教的目的，是為了開展他們兩人所策劃的革命。洪秀全沒有與聞這個秘密，直到1848年發生危機後才明白了真相。
毋庸置疑，目光遠大的朱九濤是要依靠軍武來獲取事業的最終勝利。然而，如果不戴上某種宗教麵具，他就無法獲得他所需要的追隨者，因為他的權威性會遭到懷疑。因此，拜上帝會的這些組織正是他所需要的東西。他的任務顯然是要將會眾訓練成熟練的軍人。我們可以理解這些領袖人物多麼需要軍事技能。在這一切的背麵，誰會看不到朱九濤的作用，而會相信洪秀全的能力呢？
洪大全的供詞明白地告訴我們，他在永安與洪秀全就政策問題發生了分歧，隻是在等待合適的時機將其取而代之。這種機會本來可以來得更快一些，但又有可能被大大地延擱了。總的來說，證據向我們提供了一個場景，在這場突然爆發的運動後麵，有兩種對立的觀念，其一具有反清的政治動機，是由天德主導的真正的國民運動；其二則強調一種破除偶像的狂熱宗教，依賴於所謂的天啟，將儒學與基督教的教義混雜在一起，合成一種以天王為首要代表人物的信仰。在這場運動的早期，這兩條路線並駕齊驅。他們注定最終要分道揚鑣，因為天德已經預見到這種宗教將會招致國民的反對，並在極力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當那一天到來時，鬥爭的首要目標自然是要確保拜上帝會會眾的忠誠，如若無此保障，雙方都無法獲勝。
我們雖然無法查明領導層在1848年分裂的過程，但我們可以揣測那時發生了一係列的爭鬥，楊秀清與蕭朝貴對抗著朱九濤與北王韋昌輝，還有可能對抗著馮雲山。楊與蕭在宗教狂熱派中采用了一些手段，設法使他們相信：上帝與耶穌確曾下凡，把領導權交給了他們。我們稍後將會發現，當他們平安地在金陵紮根以後，楊秀清甚至試圖奪取洪秀全的權力，於是他跟韋昌輝成了死敵。此外還有一個事實，即從永安突圍時，韋昌輝曾試圖營救洪大全，而蕭朝貴卻不聽從命令。根據以上證據，我們有理由假設諸王就是如此分裂的。當洪秀全被招來出任運動的共同首腦時，他否定了一些天啟，但肯定了楊蕭二人得到的天啟，於是也有可能壓製了朱九濤，使他不得不等待時機。
這樣一來，1848年的這場鬥爭就可以被視為運動掌控權的初步爭奪，導致理所當然的首腦靠邊站，而楊蕭二人卻上了台，後來得到洪秀全的批準。[1]但是天德的力量非常強大，不可能被排擠出去，為了部眾的團結一致，雙方不得不做出妥協。兩人都被擺在最高的地位，一個叫天德，其稱號暗示他是皇帝（就連當時簽署的文件也是用此稱號）。照此看來，其地位當在天王之上，天王隻是國家的宗教首腦，可以被視為太平教皇之類。但是，運動的實際控製權在天神附體的東西二王手中。天德束手無策，隻能等待時機來推翻他們的影響。然而，由於太平軍在某些絕境中奇跡般地得救，這個機會延擱下來了。他們的最後一次得救就是從被包圍的永安突圍而出的，他們認為隻有上帝的力量才能辦到。天德在那裏被俘，被剝奪了他所尋求的機會。洪楊的宗教狂熱促使這場運動一直可笑地堅持他們的迷信，直至事業最終失敗。後來的事情沒有蕭朝貴參與，因為他從永安突圍不久後便在圍攻長沙時陣亡。曾與朱九濤聯手組建拜上帝會的馮雲山，本來可以運用他的影響促使洪秀全理智地領導這個事業，但他剛從廣西進入湖南便陣亡了。
[1] 《太平天國野史》在列舉諸王時，將東西二王列為第1等，將北南二王列為第2等，將翼王與天德列為第 3 等。
如果推測到這個時候，我們還是正確的，那麼就掌握了了解三合會與這場運動之關係的鑰匙。在韓山文的記載中，洪金敘述了三合會首領率部眾進入太平軍的軍營，敘述了他們接受新宗教的培訓，也敘述了他們因軍中處處紀律森嚴，於是不辭而別。從表麵上看，這隻是一個借口，而非實際的理由。天德的供詞暗示太平軍的許多兵力來自三合會，不過他本人試圖將與三合會的關係從自己肩上轉移到馮雲山的肩上。1852年，三合會舉行了相當規模的活動，東王楊秀清向部眾發布的一份文告肯定了這個情況。他說：“爾等勇士多為三合會眾，生死與共，同心協力，滅除胡虜。”[1]如果該組織中有大批的三合會員，那麼他們究竟是拜上帝會的原有成員，還是如同洪金所說，是在1852年年末的那場戰鬥開始之前才加入進來的？不論他們的加入是早是晚，難道他們在第一波勝利之後離開，僅僅是因為太平軍紀律森嚴？[2]特別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他們當中的有些人要叛逃到官軍一方，拋棄漢人之王的事業，以至於激怒了太平軍，並且違背自己的誓言？楊秀清不是剛好提醒過他們，大家都是以血的誓言團結在一起的嗎？
這裏又出現了人間蒸發的首腦朱九濤的身份問題。他姓朱，這立刻令人想到他跟明朝有所關聯，因為那個朝代是一個名叫朱元璋的和尚建立的。也許天德與明朝並無直接的聯係，但他的姓暗示了有所關聯的可能性。他去出家和研習兵法，暗示了他有光複明朝的願望，因為明朝就是以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在太平軍起事之初，人們紛紛傳說，有個明朝後裔在幕後操縱，在適當的時候便會亮相。[3]另外，在一些落入外國人手中的文件裏，[4]“前明”這個詞語，含混不清地與“太平”皇帝連接在一起，後來又跟“我們的天德皇帝”連用。有了這兩個事實作為佐證，我們完全可以推測，天德實際上是以光複明朝為目的，但是為了達此目標，對於其追隨者中的宗教分子，也就是拜上帝會的成員，必須用一種特權來安撫，這就賦予洪秀全以平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