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向皇帝奏報他對局勢的籌劃，提出一個防禦方案：將他自己的兵力集結到南昌；由羅澤南占領通城，確保與湖南、湖北的交通，並護衛南昌；由遮克敦布增援他的部隊，保衛唯一能為官軍提供財政的東北部4府。[3]皇帝對如此保守的方案極為不滿，在兩份上諭中指出：敵軍的進攻與人數並不可怕，曾國藩應該采取措施，使江西不僅處於防守態勢，還要從敵軍手中奪回失地。但是朝廷隻發上諭，卻未撥款。不過，由於采用厘金稅製，在1855—1856年，浙江、湖北與湖南的省級財政有所增強，而這種稅製正在四川、廣東與廣西推行。
[1] 摘自該日的《京報》，W.H. 麥都思翻譯。
[2] 《年譜》：卷四，各處。
[3] 《奏議》：卷六，第 56~63 頁，1855 年 12 月 29 日簽發的兩篇；《年譜》：卷四，第 18 頁。
有一天，彭玉麟來到南昌，令曾國藩又驚又喜。彭玉麟化了裝，從衡州一路步行而來，行走了大約400公裏。[1]他的到來對曾國藩而言如同及時雨，因為曾國藩本人並非天才的兵法家，麵對來自京城的這些上諭，感到特別無助，因為他已失去了幾位最優秀的將領與水師指揮員，有幾個去世了，另有幾個離開了。在鄱陽湖一帶正在采取一些攻擊行動，但是當吉安遭到太平軍圍攻時，曾國藩找不到部隊去救援。
於是，無時不在的禦使們開始指責曾國藩對江西軍務管理不善，皇帝下詔質詢曾國藩。他於2月14日複奏，聲稱沒有羅澤南與楊載福，他在江西完全孤立。他的兵力本來就少，還要如此分散，甚至要分兵去保衛湖北，所以不敷使用。現在彭玉麟來了，他指望稍後可以有所進展。同時他因缺錢而有諸多窒礙，他如今無法從正常的財政來源獲得他那支11000人的小部隊所需的6萬兩銀子。太平軍占領了許多府城，阻止了正常的稅收，賣官鬻爵無法推進，浙江的鹽稅則很難獲取。曾國藩已經注意到新的國內商品貿易和運輸稅，即所謂的厘金，[2]在所有現存的稅種中是最有利可圖的辦法，他請求將在上海針對商品征收的厘金放到與上海通商的各地，並將稅收所得交給他。與此同時，他請求從上海的海關財政撥款協助。
[1] 《年譜》：卷四，第 19 頁。
[2] 厘金於 1853 年在揚州附近由一位名叫雷以誠的高官開征，他用這項收入給在當地招募的兵員支餉。厘金的命名，是因“厘”字的意思為“一兩銀子的千分之一”，該稅在理論上抽取千分之一。雷以誠的成功致使該稅種被推廣到其他地方。帕克在其《中國》一書第 1 版第 227 頁（第 2 版第 245 頁）中聲稱該稅種首先於 1852年用於山東，沒有成功。他還補充說，大約與此同時，湖北巡撫胡林翼在該省采用了該稅種，此後於 1854 年，兩江總督在運河以東推行，厘金得到逐步地推廣。如果如同帕克所說，胡林翼在湖北采用了這種稅製，應該是在 1852 年以後很久的事情，因為當年胡林翼尚未發達；如果 1852 年確曾采用，那麼當事者應該是另一位巡撫。我的材料取自《年譜》卷二第 17 頁上欄，其中有上述厘金首征情況的證據。如果如同帕克所說，厘金在兩年前就開始實行了，曾國藩請求在江西推廣厘金豈非多此一舉！
上述最後一條請求，牽涉到太多其他的問題，很難得到批準。然而皇帝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又發下一道不耐煩的上諭，命令曾國藩在與巡撫協商後，采取有效的措施。曾國藩於3月27日的複奏是絕望的哭泣。南部的吉安陷落了，湖區部隊的新任司令官周鳳山表現無能，丟掉了基地樟樹鎮。更糟糕的是，他的部隊潰散後，驚慌失措地逃入南昌，在百姓中造成恐慌，導致居民大出逃，城內人口減少。最糟糕的是，官軍放棄了鉛山與饒州，兩地的駐防軍撤回了南昌。[1]這些事件要求曾國藩親自收集周鳳山所部，並安撫百姓。曾國藩指望湖南的援助，該省巡撫試圖在醴陵與平江之間、瀏陽與萬載之間打開兩條通道。
曾國藩在與巡撫協商之後，在下一份奏疏中報告，整個贛東與贛南都在太平軍手中，來自廣東的匪幫已經進入南部的贛州，應該要求兩廣總督設法解救。他們認為，應該將羅澤南調回江西。財政援助是燃眉之急，他們要求上海海關支付10萬兩銀子，並要求發給空白憑照，以在江西出賣官階。[2]如果曾國藩遭到禦史們的彈劾，那麼皇帝或那些了解其狀況的人，一定會記得他隻有大約11000名沒有拿到薪餉的官兵，而他對抗的是石達開與胡以晃這樣很有潛力的指揮官，他們主要靠搶掠為生，而曾國藩作為朝廷官員是不能這麼幹的，所以他無人無錢，無依無靠。然而，他籌集資金的努力沒有得到其他官員的積極響應。關稅問題關係到外交。厘金是否有用也還值得懷疑，對於湖南、湖北、安徽與江西的財政，還有其他的需求。皇帝將曾國藩對於資金的請求交給戶部，其實際效果相當於否決他的請求。奇怪的是，曾國藩居然沒有全盤放棄，退隱回家。
不過，援兵開始到來了。在曾國藩父親的請求下，胡林翼派出了曾國華指揮的4000名湘軍。援兵派出的消息由一名信使傳遞，他將信函藏在蠟丸裏麵帶來。[3]這支部隊在瑞州停頓了一段時間，在9月初湖北另派援兵過來之後，一起攻克了瑞州城。[4]那裏的太平軍首領據說是翼王石達開，曾國藩希望能夠在圍攻瑞州時將他俘虜，但他避開了。[5]
[1] 《年譜》：卷四，第 23 頁。在遭到突發危機的威脅時，這種恐慌在中國的百姓中並不少見。這種事情在大多數戰爭行動中肯定是尋常可見。此事之所以值得特別一提，表明事態非常嚴重。
[2] 《奏議》：卷七，第 13 頁及以下。羅澤南此後不久在武昌去世。
[3] 《年譜》：卷四，第 26 頁下欄、第 27 頁。
[4] 《奏議》：卷七，第 40~45 頁；《年譜》：卷四，第 31 頁下欄，第 32 頁。
[5] 《家書》：卷五，第 12 頁上欄。
當瑞州發生戰事的時候，曾國藩的部隊克複了南康與饒州，重新打開了與湖南、湖北的交通。楊載福也於6月6日率領湘軍新艦隊抵達九江城下。[1]但是他們為接到的情報而憂慮，據說太平軍正在南昌以南的4府建造船隻，航行內河與溪水，企圖利用夏季的洪水揚帆而下，攻打南昌。他們的確殺過來了，但結果是被湘軍艦隊擊敗。[2]
然而這些援軍要求更多的財政調適，這把曾國藩與巡撫趕到了絕望的邊緣。於是他們請求朝廷每月從山西與陝西這兩個遠離戰場的北方省份撥付3萬兩銀子，以供養瑞州城下的湘軍與鄂軍。
接著，曾國藩又遭到新的打擊。此時他已離開南昌，去瑞州視察部隊，突然聽到在贛東圍攻撫州的部隊遭了大難。這支部隊多次發起進攻，與太平軍交戰52次，從未落敗。該城是一個戰略中心，堅守沿湖的饒州和通往浙江的廣信，都要借助該城的力量，它位於補給必須通過的道路上。10月15日，城內的太平軍開始突圍，在解圍援兵的協助下打敗了官軍，並端了他們的營盤，令官軍驚慌失措。他們四處潰逃，退向南昌，再次將恐慌帶到了省會，在贛西的廣信與建昌造成了很大的震動。於是曾國藩必須返回南昌，安撫居民，並采取必要的措施防衛廣信。
11月22日，太平軍在建昌攻擊官軍營盤，福建清軍被迫撤過省界。[3]大約與此同時，皇帝的上諭送到，申斥曾國藩，質問為什麼在應該聽到捷報的時候，卻隻看到了敗報。既然石達開就在江西，為什麼不能勸說他歸順朝廷？命曾國藩趕緊設法盡可能勝過石達開，再次奏報克複城鎮。如果再有失敗，哪怕不受申斥或責罰，也一定會讓曾國藩與巡撫無顏以對江西的百姓。[4]
[1] 《年譜》：卷四，第 28 頁。
[2] 《奏議》：卷八，第 1~10 頁；《年譜》：卷四，第 30 頁。
[3] 《年譜》：卷四，第 37 頁上欄。
[4] 《年譜》：卷四，第 37 頁上欄；《奏議》：卷四，第 4 頁及第 5 頁上欄。這明顯是不公平的。曾國藩無法集結超過 20000 或 25000 的總兵力，去對付聰明的石達開所率領的 3 到 4 倍的兵力。何況許多湘軍在武昌協助圍攻。太平軍距離其基地不遠，大部分靠搶掠為生。皇帝也疏忽了對財政援助的千呼萬喚，或者無法將錢送達，但他仍然要求看到成果。對於失敗，皇帝與體製的責任比曾國藩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