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奏議》：卷十一，第 50 頁及以下；《年譜》：卷六，第 18 頁。
[5] 《年譜》：卷六，第 10 頁上欄；《奏議》：卷十一第 58~61 頁。
曾國藩按照自己的計劃向祁門轉移，於1860年7月28日抵達該城。他忙於履行民事和軍事方麵五花八門的職責，而江蘇與浙江繼續由忠王麾下的太平軍所控製，福建也有太平軍攻入的報告。[1]金陵南麵的寧國是最關鍵的前哨之一，雖然仍在官軍手中，但分分鍾都可能陷落。張玉良因失利而被革職，曾國藩奉令出任江南的欽差大臣，並著手解救浙江。[2]
曾國藩在對皇帝的奏複中指出一個明顯的事實，即他在收複安慶之前，無法把該城丟在身後。盡管杭州與浙江省危在旦夕，他也不可能親自援救。實際上，他的兵力還不足以守住皖南與江西。他的首要職責自然是在其當時控製的地區。由於他此時不能放棄祁門，他推薦李鴻章出任江蘇巡撫（同時控製淮揚水師），此人當時的官銜為道台，表現得頗有能力，頭腦冷靜，才堪大用。在等待聖裁的時候，曾國藩任命他暫時上任。[3]到這時為止，李鴻章還隻是這場大戲中的一個配角，但他從此站到了聚光燈下。他所在的省份是個長久引人注目的地方，而且長期要跟上海的外國人交往，這使他比京城之外的所有高官都更能吸引眼球。何況他此後能40年一直身居高位，經曆了許多聳人聽聞的事件，這使他在那個時代的許多大人物已經謝幕之後，仍然沒有脫離人們的視線，而且令人永難忘懷。
[1] 《年譜》：卷六，第 10 頁上欄。
[2] 8 月 10 日收到的上諭。《年譜》：卷六，第 24 頁。
[3] 李翁兵《中國史綱》錯誤地聲稱曾國藩在攻取安慶之後才首次想到李鴻章。
軍機處急切地催促曾國藩將左宗棠和其他大員從浙江派往江蘇，以收複蘇州與常州，因為太平軍向北推進並控製這些沿海省份的道路已經打開。在8月31日和9月8日之間，曾國藩收到不少於4份的上諭，催促他前往江浙。為了解釋這些上諭的急迫性，我們必須記住，這一年英法聯軍正在打通前往北京的道路。他們於1860年8月2日登陸，於8月12日擊敗了僧格林沁麾下的蒙古部隊，緩慢但穩步地向北京推進，於10月份抵達京城。在僧格林沁落敗後那些焦慮恐懼的日子裏，曾國藩接到了這些上諭，因為朝廷擔心太平軍趁著對外戰爭的時機向北挺進，而且這並非是沒有事實依據的虛驚。事實上，忠王已經接到天王有關北進的命令，叫他將滿族人一掃而光，但他沒有執行，因為他有自己的算盤，要去江西增募大量的新兵。結果他遭到了申斥。[1]
另一方麵，曾國藩無法匆忙趕去浙江省。在他的部隊與浙江之間，隔著寧國與廣德這兩座重要的府城，二者對金陵的防禦都具有戰略意義，曾國藩沒有足夠的兵力將其攻占，更不用說開進東麵的兩大濱海省份了。[2]此時他充其量隻能派出張運蘭、宋國永與李元度指揮的12000人去援救岌岌可危的寧國。左宗棠本來可以跟他們一起前往，但他接到一道上諭，令他前往四川，於是耽擱了行程。曾國藩最終成功地改變了皇帝的旨意，於是左宗棠能夠跟他一起待在安徽。[3]
寧國在曾國藩的援兵趕到之前便已陷落（1860年9月2日）。接著，英王和侍王在徽州攻擊了李元度，於10月9日攻占了徽州。這樣一來，他們幾乎可以把勢力擴展到曾國藩所在的祁門基地。當時上海、鬆江與鎮江都遭到攻擊，又有一道十萬火急的上諭令曾國藩前去救援。這給曾國藩提供了新的機會，思考並奏報他的處境與應急之策。[4]他在長江以南擁有三路兵力。第一路由左宗棠指揮，位於樂平，奉令根據太平軍出現的方位北進或東進；第二路和第三路由鮑超與張運蘭指揮，位於休寧。隻要這幾路兵力彼此接近，兵力就是足夠的，但若分開，就有可能失利。在安徽平定之前，他無法放棄目前的位置而前往海濱。我們在此再次看到了曾國藩在其整個軍事生涯中始終堅持的穩健之道。從他首次出兵解救金陵以來，已經過去了將近8個年頭，他的目標仍在遠處，因為他在身後的地區尚未安全的時候，不會離開現在的位置。在江西被太平軍控製的時候，這種策略使他在南昌度過了許多危險而難熬的日子，但結果是他得到了所需數量的新兵。現在這種策略又讓他待在祁門，處境同樣危險，盡管他手下的兵力在大江南北都增多了，但部隊不再能像從前一樣，在危險時刻分解為若幹個小單位，為了應急而疲於奔命。因為，如果部隊被分派到太平軍已經出現或將要出現的地方，那麼太平軍便會暢行無阻地迂回到他們的後方，攻占並堅守江西、湖北、湖南3省，而這3個省份如今已構成國家軍事與經濟的核心。官軍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住這3個省份，因為根據幹王的想象，它們是蛇頭，而富庶的沿海省份則是蛇尾，無論蛇尾的命運如何，蛇頭都必須保住。如果曾國藩從安慶上遊挺進海濱，他覺得無異於是在邀請太平軍從金陵溯江而上，駐紮在官軍的上遊，從而占據國家最具戰略意義的部分。
[1] 這個忠告非常正確，令人想不通究竟是誰煽動了天王，為什麼忠王如此精明，竟會拒絕這個忠告。也許他擔心向北進兵，曾國藩會立即向天京挺進，奪取該城，使他沒有立足之地。
[2] 《奏議》：卷十二，第 9~12 頁；《年譜》：卷六，第 27 頁。
[3] 《奏議》：卷十二，第 18—20 頁；《年譜》：卷六，第 28 頁。
[4] 《年譜》：卷六，第 31 頁下欄；《奏議》：卷十二，第 40~43 頁。
清政府認為曾國藩的意見可靠，每次都接受了他的說理，這一次也是如此。不過，他們對其策略給予的支持，還要經受磨難的考驗，才能最終證實它的正確性，因為太平軍在12月1日攻占了黟縣。鮑超與張運蘭在第2天將太平軍趕出了黟縣，但勝利隻是暫時性的。[1]12月15日，建德與東流落入敵手，[2]太平軍漸漸地包圍了祁門，盡管湘軍將領們同心協力，做出了誠實的努力，部隊極力防禦，也未能阻止太平軍的逼近。
到了月底，祁門已經孤立了。在西麵，太平軍占領了遠至景德鎮的地區；在南麵，忠王親自攻下了婺源，並從那裏向南擴展到了玉山；在北麵，他們越過群山，幾乎抵達曾國藩的大營。[3]在兩周的時間內，祁門、曾國藩與帝國大業受到最嚴重的威脅。交通線實際上已被切斷，不過，左宗棠與鮑超聯手，做了很大的努力，維護著一條從景德鎮到祁門的道路，通過它運輸補給。這兩位將軍一點一點地贏取戰略要點，直到緩解了祁門的壓力，拯救了這位地位顯赫的總司令。[4]在這個危險的時期，人們勸說曾國藩回紮江西，他堅決不從，唯恐使部隊士氣低落。他在這個危急關頭的沉著，以及在麵對幾乎必不可免被俘和被處死時的冷靜，確實成了具有很大價值的真實教材。[5]
[1] 《年譜》：卷六，第 32 頁上欄。
[2] 《年譜》：卷六，第 32 頁下欄。
[3] 《年譜》：卷六，第 34 頁上欄；《奏議》：卷十二，第 75 頁。
[4] 《年譜》：卷六，第 34~36 頁，見各處。
[5] 《年譜》：卷六，第 35 頁下欄。
祁門不是唯一一個情勢惡化之地。從廣東開來的造反軍隊正在進入贛南，長江上由彭玉麟守衛的湖口有險。其他地方不是已被攻克，便是遭到威脅。因此不僅是安徽，連江西也成了戰爭的舞台。太平軍最終拚死地援助安慶，忠王嚴厲地要求安慶守軍一定要不惜一切代價守住該城。[1]但是，如果他們指望通過這些四麵八方的出擊迫使曾國藩從圍攻安慶的部隊中調兵救援，他們肯定是失望了。曾國藩沒有從安慶調取援兵，他寧願用小股的部隊來守衛自己的地盤，而讓對安慶的圍攻繼續下去。曾國荃已到安慶出任司令官，他成功地擊退了前來解圍的太平軍。
[1] 《忠王自述》：第 37 頁。曾國藩在其奏疏（卷十二第 69 頁）中暗示，援救安慶是忠王及其他向他施加壓力的太平軍首領的目的。
於是在1860年年底和第二年的陰曆一月，清政府陷入了嚴重的危局。太平軍在12個月前有過同樣的危險，但是忠王的輝煌業績為他們重新打開了一些地區。由於曾國藩及其在湖北與江西的夥伴們穩步推進，太平軍一度從這些地區被驅逐出來，現在他們又殺回來了。此外，他們還打通了一些道路，可以進入江蘇、浙江、福建這3個幾乎未經開發的省份。不過，由於在上海的外國人進行幹預，當忠王抵達該地時，他們被阻擋在那個繁榮的港口城市之外。
當曾國藩被封鎖在祁門的時候，他收到了有關外國幹預的最初提議。俄國使節伊格拉基耶夫的提議秘密地轉到了曾國藩手中，以征求他的意見。這些提議的內容是，俄國將三四百人的海軍交給清政府支配，與中國軍隊合作攻取金陵；還有使用懸掛美國與俄國旗幟的船隻，與在上海的美國商人和中國商人合作，將漕米運往北京，因為通常運送漕米的大運河路線已經受到太平軍的襲擾。
曾國藩對谘詢的答複沒有直接反對這個方案，但他指出，現在陸軍兵力如此缺乏，而既存的水師兵力實際上已很充足，在這種時候考慮這件事情為時太早。在浙江、安徽與江蘇已被太平軍占領的地區都被官軍收複之後，才可以考慮將外國人用於對金陵的最後攻擊。但是，在從事這樣一種改革之前，每件事都要針對細枝末節深思熟慮，例如需要多少艦船與人員，必須支付多少報酬，提供多少供應。至於通過海上用外國船隻運輸漕米，曾國藩覺得更加可行，但在這種情況下，也要跟美國人簽訂明確無誤的合同。[1]
[1] 《奏議》：卷十二，第 55~58 頁。
這個答複令我們能夠略略探知曾國藩著名的排外情結。促使曾國藩明顯不願利用外國人而寧願注重中國名譽的想法，並非是不合理的偏見。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後麵的事件中還有機會加以證實。盡管曾國藩至此為止並未直接與外國人打過交道，但他根據其他官員的陳述，已對外國人形成了若幹成見。他把英國看作所有西方國家中最無誠信的國度，法國則居其次。俄國號稱歐洲國家中最為強大的國度，英國不敢與之爭執。美國對中國一直彬彬有禮，這是在鴉片戰爭和其他時候得到了證實的事實。不管是誰給曾國藩提供了這樣的信息，它都表明那時的中國管理者不再將西方人一概視為“蠻夷”，而是至少做了一些研究，試圖了解他們不同的秉性。
順帶指出，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的推測：俄國人主動提出幫助中國（雖然提供的幫助並不大），究竟是否與前線的變化有關呢？英法聯軍幾乎是剛在戰爭中獲勝之後立刻來了一個大轉彎，給清政府提供積極而公開的幫助，改變了他們一直保持的審慎的中立。[1]通常的解釋是，僅僅或主要出於商業動機，英法兩國改變了策略，急於保證通過新條約開通的沿江貿易。由於這無疑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果英國代表也知道了俄國的提議，那麼這個提議有可能給英國人提供了更有力的政治動機，即打算防止俄國人獲得長江貿易，因為大不列顛將之當作自己的特權。無論如何，從現在起，對於在上海附近的內地幫助官軍的外國冒險家們，英國人很少或不再提出反對意見。忠王首先在青浦遭遇了一些外國冒險家，顯然是在他剛剛攻占蘇州之後，而此後他經常與這些人交手。[2]
[1] 這在1853年強調得很厲害，那時英國人曾訪問金陵。密迪樂：《中國人及其反叛》，第 265 頁，插入了文鹹的一封信，向太平軍擔保英國人是禁止破壞中立的。
[2] 《忠王自述》：第 35 頁以及各處。但在此之前，華爾已經通過率領少數勇士於1860年7月17日攻占鬆江而建立了名聲。莫爾斯：《國際關係》，第2卷，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