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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弄明白曾國藩在這場戰爭中扮演了何種性質的角色。我們需要根據報紙、官方報告、新聞報道、羅馬天主教與基督教傳教士的報告，以及可以找到的中文文獻，仔細地研究在 1853 年至 1863 年的 10 年之間外國政策和觀點的發展。莫爾斯已經做了這項工作，但主要的依據是上述前兩類的資料。中國官員及其政府的官方報道，隻要能夠找到，會對一些難題做出解釋。傳教士社團的檔案中有些記載，未必會編入他們的報告之中。
不過，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一個清晰的總輪廓，即嚴格中立的政策逐步轉變成了武裝幹涉。所以我在本章中的敘述並無新的貢獻，隻是複述莫爾斯與安德魯·威爾遜的《常勝軍》、黑克的《太平天國運動事件》、蒙塔爾多·德·耶穌的《上海往事》、威廉斯的《中央王國》與麥克勒蘭的《上海舊事》等書中已經講得更為詳細的故事。
有關導致武裝幹涉的政策轉變，必須注意的是，對官軍的援助遭到了廣泛的反對。這種對立有時是支持中立政策的延續，有時則幾乎是要求承認代表太平天國進行幹預。這種力挺太平天國或倒清的情緒，不限於“呤唎”（A.F. 林德利）這樣著名的雇傭軍人，而且也由遠離戰場的一些國會議員所表達出來，例如希克斯上校，他曾寫信給各種報紙，大肆反對清政府。在 1863 年出版的希克斯書信集《中國的太平運動》中，收入了勒吉博士與格裏菲特·約翰的書信，二者都是著名的傳教士，抗議幹涉政策。中國學者眾所周知的著名美國教育家馬丁博士遲至 1903 年，還在其著作《中國史詩》第 141 頁中聲稱他一貫認為幹涉政策是錯誤的，並將之歸咎於法國公使的影響，因為他受到羅馬天主教傳教士的控製，後者反對太平天國傳播的基督教形式的宗教。他本人並非不知道太平天國人士所犯的錯誤，但他認為，他們願意接受一種外國的宗教，就是中國未來希望的種子，所以他在 1857 年 6 月13 日與 20 日的《北華捷報》上熱情地倡導承認太平天國。我們不可能對包括這 3位大人物的群體嗤之以鼻。在這個群體中，我們還能找到英國領事館的 T.T. 密迪樂和司令官林德賽·布萊恩，至少在他們的政府采取支持力挺清政府的政策之前。
在對立的方麵同樣可以提出一組姓名，他們的觀點經過大量的爭論之後最終被采納了。如果說在一個陣營裏可以找到雇傭軍人，那麼其對立的陣營中也有這樣的人士。華爾將軍非法的“常勝軍”，首先由於它破壞中立而遭到反對，此後不久被稱為一件得到承認的工具，贏得了英國官方的認可，並接納了英國上校戈登為司令官。僅僅是由於這個原因，整個組織才沒有如同給太平軍一方提供武器、出售裝備的那些人一樣受到同樣的懲處。事實上，華爾的確聲稱他加入了中國國籍，以便擺脫領事的幹擾。
以上是仔細研究該時期外國關係的理由，這樣做可以使我們的結論具有更牢實的基礎。
太平天國的新的信仰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更是令他們好奇不已。大不列顛、法蘭西與美利堅合眾國派出遠征軍溯長江而上，想弄清楚太平天國權勢的範圍及其教義的性質。[1]
1853年4月乘坐皇家海軍軍艦“漢密斯”號前往金陵的隊員中有一位名叫T.T.密迪樂的秘書，他對太平天國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是他的上司喬治·文鹹爵士研究過太平天國圖書的譯本，態度卻較為保守。他宣布對太平天國政府采取嚴格中立的政策。在對英國政府的報告中，他表示懷疑太平天國的宗教教義主要是一架“政治發動機，使其首領們能夠控製熱心於參與這一事業的人們的頭腦”。[2]其中文秘書W.H.麥都思博士在給喬治爵士的報告中，幾乎發現了這場運動的真正起源。[3]談到這種宗教空話與政治睿智的奇妙混合體時，他寫道：
對於這種差異的唯一解釋是，假設有兩種頭腦，或兩種不同類型的人，一起從事這項事業，其中的一類人的動力是侍奉上帝並通過讚美唯一的救星來尋求保護的真誠而謙卑的願望，另一類人則是為了得到無知大眾的信任，以便自己登上權力的高位。
如果這場運動取得了勝利，他認為將會獲得對基督教的信仰自由，貿易交往也許會得到鼓勵，但是鴉片會被嚴厲地禁止。太平軍有可能讚成自由主義，但他覺得清政府一方在獲勝的情況下肯定會比以前更加排外和傲慢，因為他們會記住對自己不利的事實：太平天國宗教在思想上跟西方大有瓜葛。不過，他還是讚成采取中立政策。[4]
[1] 關於這些遠征軍的記述有：第一，喬治·文鹹，1853 年 4—5 月，英國全權大使，與費希本艦長一起，由 T.T. 密迪樂陪同，乘坐皇家海軍軍艦“漢密斯”號，見《英國與外國文件》第54卷（1853—1854）及T.T.密迪樂《中國人及其反叛》第17章；第二，羅伯特·麥克蘭對“塞斯克漢納”號的訪問，馬歇爾艦長，見《第 32 屆國會第 2 次參議會執行文件》第 22 卷第 1 部分；第三，法國公使波爾比隆訪問“卡西比”號，見同書第 92 頁。
[2] 《英國與外國文件》：第 54 卷，第 508 頁。
[3] 見第三章。
[4] 《英國與外國文件》：第 54 卷，第 531 頁及以下。
國公使在1853年年底訪問了金陵，未能會見新政府的高層官員，帶著同樣的觀點返回，覺得這場運動還遠未到達值得承認的程度。
美國傳教士羅伯特·麥克蘭於1854年5月抵達金陵。那時候宗教荒唐劇鬧得更加厲害，楊秀清被封為聖靈，太平天國的政治態度更加傲慢與排外。如果說他們在一年前與喬治·文鹹爵士的溝通顯得有些趾高氣揚，那麼等待著麥克蘭先生的那封公函就是不可能進行溝通了。麥克蘭的公函聲稱兩國是平等的關係，[1]並且沒有附帶“珍貴禮品”，所以遭到了他們的駁斥，還陳述了無法將公函交付東王的顧慮。接著，他們寫道：
爾等若真心敬拜天國，承認上帝，我天朝視天下為一家，將各國聯為一體，容爾等得遂所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成為天國臣民，永沐天朝恩典，安居樂土，和平度日，永享榮耀。此為吾大臣真誠所願。望立即遵從，不得有違此詔。
這項聲明，加上其宗教妄想，導致麥克蘭先生沒有承認太平天國，雖然他已得到授權，在發現他們能夠成為一個真正的政府時，可以給予承認。[2]在考察了他們的宗教放縱之後，他針對其提議如此寫道：[3]
當我們以更實際的態度來看待他們的行動時，你所考察的情況會跟他們的民事組織與宗教組織一樣令你失望。他們的成分幾乎全部是內地無知而愚昧的人口，人數有限，不會超過5到10萬，分布在大清帝國被他們控製或實際占領的那部分國土上，駐紮在農村和被圍攻的城鎮裏；而官軍卻沒有能力與之對抗，更無望立即收複已經陷落的重地……無論地球上開化文明的國家曾對這個運動寄予什麼樣的希望，現在可以看出，他們既沒有皈依也沒有理解基督教，不論對他們政治權力的形成做出的真實判斷是怎樣的，我們不再懷疑，我們無法與之在平等的基礎上建立或維持交往。
[1] 《第 35 屆國會第 2 次參議會執行文件》：第 22 卷，第 1 部分，第 62 頁及以下。
[2] 佛斯特：《美國在東方的外交》，第 211 頁。
[3] 《第35屆國會第2次參議會執行文件》，第22卷，第1部分。整份報告非常值得一讀。麥克蘭的推理與其英國同事一樣清晰，其觀察也跟其同事一樣敏銳。盡管這一時期美國駐國外的代表們業餘性較強，但他們在整體上表現得非常能幹，較之他們通常受到的待遇而言，值得更多的關注與尊敬。
太平天國人士對待外國人的態度沒有顯示出任何引人注目的敵意，密迪樂在其著作中傳達了這樣一種明晰的印象：他發現太平天國人士的態度是友好的，隻是未能充分理解外國的觀念，以至於無法以平等的姿態接受外來人。他們對外貿事務也缺乏興趣，當三合會在上海城內成功地舉事占領這座城市的時候，上海實際上已經屬於他們，但他們卻沒有伸手接收這座城市。[1]
三合會於1853—1856年占領上海，引起了幾個問題，其中有兩個問題直到現在都具有重大的意義。其一是在合法當局缺失的情況下如何處理關稅，這個問題後來的解決辦法是設立了由外國控製的關稅局，當中國人意識到這種臨時的方案是多麼有效的時候，就從之產生了現在的體製。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對待為外國人保留的區域中的難民，這終究導致了外國控製市區的擴展，即便在管理中國居民時也拒絕中國的法則，除非作為一個混合法庭保留中國法則的理論。第三個問題是中國軍人過於接近外國租界而引起的，以致發生了泥城之戰（1854年），幾年後為上海作為中立地區的主張提供了先例。[2]
1856年的鴉片戰爭與後來在北方進行的條約談判（1858年）改變了外國的處境。在此之前，外國人隻在5個港口享有條約規定的權利，現在長江開放航行，沿岸的一些城市成為門戶港口。這份條約的批準，拖延到英法兩國於1859年與1860年在北方重新發動對華戰爭，遭遇並擊敗蒙古騎兵將領僧格林沁，接著向北京攻擊前進之後。[3]
[1]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13 頁及以下。
[2] 這些主題在莫爾斯著作的第 2 卷第 1 章與第 2 章都有闡述；又見蒙塔爾多·德·耶穌的《上海往事》與麥克勒蘭的《上海舊事》。
[3] 許多圖書中都能看到有關這場戰爭的清楚記述，可見威廉斯的《中央王國》與莫爾斯著作的第 1 卷。
清廷逃往熱河，留下恭親王進行必要的談判。[1]
在某種意義上，英法的入侵導致了太平天國在1858年與1860年的再次活躍。僧格林沁撤退以迎戰英法聯軍有可能刺激了撚軍重新攻打河南與山東的欲望。我們還知道，曾國藩為了進行作戰行動，在資金上受到了更大的壓力。另一方麵，對外戰爭對於雙方的命運極可能都沒有任何影響。至少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在中部省份對抗太平軍的曾國藩與更靠近金陵的將領們而言，並沒有減少一名士兵。英法在廣州與對北京的侵略，一般而言被視為地方事務。
撚軍在皖北地區的活躍性增強可以更加清楚地歸因於僧格林沁的撤退，並且可能又作用於安徽的太平軍。我們已經並將再次看到，太平軍拚死殺開血路，要向金陵挺進，但各路兵力都被官文與曾國藩挫敗。當英法聯軍於1860年夏季在北京附近擊敗清軍並抵達京城時，太平軍在那個方向獲勝的危險略有增加，而隨著賠款的支付，清政府完全可以歡迎外國人援助他們對付國內的敵人。在此之前，我們沒有多少根據認為1856年至1860年的對外戰爭大大削弱了清政府對抗太平軍的力量。若說由於這種對立而導致金陵解圍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沒有任何軍人從華中向北方轉移。事實上，英法聯軍在北方的作戰直到1860年8月才開始打響，而忠王早在5月5日就打垮了金陵城外的清軍大營，此後他開始進軍江蘇與浙江。[2]僧格林沁於8月份迎戰英法聯軍，人們認為他有勝算。在他吃了敗仗之後，曾國藩自告奮勇北上，但未得到朝廷的批準。於是我們完全可以消除鴉片戰爭在那一時期導致太平軍活躍起來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