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曾國藩被任命為代理兩江總督，奉命緩解江蘇的壓力。[3]由於他不能離開安慶，該省必須由巡撫打理公務。從這時開始，有兩個事件最終導致了外國的幹涉。其一是中國人雇用了弗雷德裏克·湯森·華爾，雇主有可能是上海的商人。
[1] 威廉斯的《中央王國》與莫爾斯著作的第 1 卷。
[2] 《平定粵匪紀略》：卷九，第 14 頁下欄。
[3] 《奏議》：卷十一，第 41 頁及以下。
在忠王於1860年攻下鬆江以後不久，這些商人許諾給華爾3萬兩銀子，叫他克複該城。[1]華爾在一度失敗之後，雇用了100名馬尼拉人和白人軍官法爾思德與白齊文，於7月17日攻克鬆江。現在鬆江成了華爾的司令部，他從這裏率部攻打青浦。他發現該城有太平軍雇用的冒險家駐守，攻擊失利（1860年8月）。他最終被迫放棄攻擊，返回鬆江，在這裏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訓練了一支中國部隊，他的費用間接地由上海海關的財政開支。[2]
忠王在江蘇的出現使上海陷入恐慌，因為內地有幾千名難民湧入此地。忠王本人於8月18日抵達上海郊區。駐該城的領事們決定嚴守中立，派人給忠王捎話，讓他不要攻占上海，最終他被英法官方的聯合武裝趕走了。[3]忠王聲稱他去征戰上海，是受到住在上海的一些“夷人”和與太平軍有通信往來的清政府官員的邀請。由於狂風暴雨的天氣，忠王的部隊未能迅速地開進城內，麵對的情況是：“薛撫台是夜悉知有通情，複即加銀和於洋鬼，請得一二千鬼子而守此城。清軍通我未成，此事未舉，這班人馬概被撫台殺之。”忠王被迫撤退。[4]
[1]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2卷，第69頁及以下；A.威爾遜：《常勝軍》，第 63 頁及以下。
[2] 在這一點上，外國作者一致聲稱是一家名叫“塔基”的公司雇用了華爾（隻有威廉斯在《中央王國》中說雇用他的人是道台），並說是由中國商人提供資金。與此相反，忠王說是巡撫雇用了洋鬼子（《自述》第 35 頁），一位小有名氣的中國人在記述江蘇的作戰時（《吳中兵戈記》卷一第 1 頁上欄）則稱是代理布政使與吳道台雇用了他們。由於當時強製推行嚴格的中立，我認為兩種說法都是既對又錯——政府確實雇用了這些人，並且從關稅收入中提供了資金，但因擔心外國的幹涉，可能是通過商人們來操作的，這樣就與官方沒有牽扯。
[3] 麥克勒蘭：《上海舊事》，第 49 頁。
[4] 《忠王自述》：第 35 頁及以下。A. 威爾遜著作第 66 頁，卜魯斯說太平軍是對他們發起突襲，將他的說法與這裏的記述相印證，可以相信上海隻是出於偶然才沒有落入太平軍之手。作為一個既成事實，還存在一個問題，即幹涉政策究竟會不會繼之而起。保有上海是官軍主要的優勢之一，因為其貿易量很大。太平軍為何沒在 1853 年占領上海是一個謎，也許可以在太平王與三合會在廣西的早期經驗中找到線索。隻要太平軍伸出雙手，得到這裏的財政收入，官軍肯定會遇到大得多的財政困難，並可能在這場戰爭中失敗。
外國人的這個行動，將中立的主張擴展到包括外國租界周邊行走能夠到達的純粹的中國領土，實際上已經放棄了中立，而偏向於清政府一方。他們就在自家門口都能看到荒涼痛苦的可憐景象，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上海日益增多的人口將會導致供應匱乏的擔憂，導致他們將這個反太平天國的中立進一步推廣到上海的方圓百裏之內。詹姆斯·何伯上將從北京返回，於1861年2月溯江而上，和哈裏·帕克斯一起安排於1860年承認的條約港口的開放事宜。他們在金陵停留，會見了太平天國的一些首腦，得到天王的承諾：上海將有1年平安無事。[1]他們在針對內地和金陵所做的情況報道中對雙方不偏不倚，但特別譴責了太平天國一方，因為在他們占領的城市裏發現了極度悲慘的狀況，而官軍占領的城市裏情況要好一些。[2]不論是何種因素對外國人決定援助清政府起了作用，這次溯江而上漢口的旅行肯定是最重要的一個因素。
在天王1年前所做的承諾過期以後，太平軍於1862年再次決定爭取攻占上海。在占領杭州之後，他們宣布接下來要向上海進軍，在上海城內和租界內都發現了幫助他們的密謀者。外國人也通過走私武器彈藥和鴉片援助他們。正如西方列強的領事們一直無法製止華爾及其同類的冒險家們幫助官軍一樣，他們現在也無法防止外國的援助到達太平軍手中。[3]太平軍於1月13日通過了吳淞，兵力多達3萬人，另一支部隊則在鬆江攻擊華爾。[4]華爾在鬆江擊敗了太平軍之後，率領他的700名中國官兵來到上海，向何伯上將伸出援手，後者率領同等數量的法英水手與陸戰隊，在高橋擊敗了太平軍，在上海與吳淞之間越過江麵。[5]在上海周邊的這次和其他的作戰中，華爾的小部隊因其武技與士氣獲得了嘉獎。
英國人現在公開顛覆了中立的政策，在北京與法國人和中國人談判之後，采納了首先由何伯上將接著由卜羅德上將提出的建議，要把太平軍阻止在上海方圓百裏之外。[6]華爾的武裝現在受到高度的讚揚，但在幾個月前，這支部隊還遭到嚴厲的譴責。[7]
[1] A. 威爾遜：《常勝軍》，第 71 頁。
[2] 見 S. 雷恩·普爾：《哈裏·帕克斯爵士的一生》，第 1 卷，第 419 頁及以下的描寫。
[3] 蒙塔爾多·德·耶穌：《上海往事》，第 116 頁及以下。
[4]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73 頁。
[5] 同上。（自《北華捷報》1862 年 2 月 7 日號）
[6] 蒙塔爾多·德·耶穌：《上海往事》，第 136 頁及以下。
[7] 卜魯斯與何伯之間的通信，以及米歇爾將軍寫給卜魯斯的信。《與中國造反有關的更多文件》：1862 年版，第 8、10、21 頁。
英法聯軍和“常勝軍”攻擊並占領了上述區域內的許多小鎮與村莊。大約在5月1日，他們攻打嘉定獲勝；5月12日，青浦落入華爾的小部隊之手。然而，後來他們無法防禦這兩座城市，因為忠王占領了嘉定，包圍了青浦，華爾隻有靠著何伯上將的幫助，才能從青浦逃出去。這些部隊全部撤回上海（6月14日）。[1]華爾將軍現在得到授權，最多可將部隊增至6000人。[2]他於8月份從鬆江克複了青浦，但是上海的酷暑與流行病使外國軍隊無法十分活躍。
[1] 蒙塔爾多·德·耶穌：《上海往事》，第 136 頁及以下。
[2]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77 頁。
我們已經知道曾國藩對於使用外國援助持怎樣的看法。在外國聯軍於5月份從嘉定與青浦撤退以後，謠言四起，風傳印度軍隊會開到上海，北京垂詢曾國藩對這個動向的態度。曾國藩的回複值得全部照錄。他說他已寫信給左宗棠，後者不希望有大批外國軍人介入，完全不希望有印度軍隊開來；他還寫信給李鴻章，李給了一個含糊其辭的答複，說他與何伯上將討論了此事，何伯上將告訴他增援部隊正在趕來，但未提到來自印度的部隊。接著，曾國藩寫道：
臣查西人天性好勝，睚眥小忿，不肯甘休。青浦、嘉定之挫，既羞見侮於發逆，尤慮見輕於天朝。其興兵前來報複，實屬意中之事。惟(唯)英、法舊例，兵謀會議於眾國，兵費征斂於眾商，非一人所能為主。青、嘉一退之羞，不至遽觸大眾之怒。國主未必因此而大舉，商賈未必因此而加征。其兵數必不甚多，亦可懸揣而知。
崇厚既有所聞，似宜由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查詢確實。然後申大義以謝之，陳利害以勸之。
中國之盜寇，其初本中國之赤子。中國之精兵，自足平中國之小醜。姑無論本年春夏連克二十餘城，長江上下肅清三千餘裏，發逆無能久之理，吳、越有可複之機。即使事機未順，賊焰未衰，而中華之難，中華當之。在皇上有自強之道，不因艱虞而求助於海邦；在臣等有當盡之職，豈輕借兵而詒譏於後世。此所謂申大義以謝之也。
粵匪行徑，本屬無賴之賊。青、嘉兩城，尤屬至微之事。英國若征印度之兵，為報仇之役。多調則勝之不武，少調則不勝為笑。徒使印度軍士，支領英國之餉銀，蹂躪中國之土地。上不利於國主，下不利於英商，不如早議息兵，俾鬆、滬免無窮之憂，即英法省無窮之費，此所謂陳利害以勸之也。斯二者，總理衙門與駐京公使委曲商榷，如俱不見聽，則亦別無阻止之法。仍當先與議定，西兵進攻內地，臣處無會剿之師。若克城池，臣處無派防之卒。區區鄙見，不得不重言申明。
至於設法防範，殊乏良策。洋人語言不通，風俗迥異。彼以助我而來，我若猜忌太深，則無以導迎善氣。若推誠相與，又恐其包藏禍心。觀於漢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興。嫌釁一開，全局瓦裂。臣始終不願與之會剿者，蓋亦籌之至熟。與其合而複離，不若量而後入。倘我軍屯駐之處，彼亦不約而來，實逼處此。臣當諄飭部曲，平日則言必忠信，行必篤敬；臨陣則勝必相讓，敗必相救。但有謙退之義，更無防範之方。吾方以全力與粵匪相持，不宜再樹大敵，另生枝節。……[1]
與此同時，在寧波，在樂德克上尉與肯尼中尉指揮下的英法戰艦轟擊該城，然後將其攻占，將其交給官軍（5月6日）。[2]這就導致在寧波采取了類似於在上海那樣的政策，外國軍隊為克服寧波周邊的一些小城鎮提供了援助。華爾率部來到這個地區，於9月21日在攻擊慈溪時受了致命的重傷。不僅是“常勝軍”，就連來自英法戰艦的部隊，以及另一支由法國人訓練的1500人的中國部隊，也參與了這次攻擊。[3]華爾的殘部在鬆江被接收了，獲得了很高的榮譽。華爾被埋葬在這裏，至今還有一座祠堂標誌著他的墓址。他是一位能人，雖然有許多人認為他胸懷大誌，想在中國為他自己劃出一個帝國，[4]但無人妒忌他頭上的桂冠。沒有華爾，戈登不可能完成他的工作，也不可能存在我們剛才提到的法中部隊。這支部隊的兵力最終達到了2500人，最先由勒伯勒東與日意格指揮。他們在左宗棠克複上虞時（11月28日）給予了幫助，[5]樂德克也參與了戰鬥，又在官軍克複紹興時（1863年年初）給予了幫助，太平軍因其在城外的作戰而放棄了這座城市。[6]勒伯勒東在攻占上虞時陣亡了，指揮權由買忒勒接掌，他在不久後也陣亡了，其職務由德克碑取代。[7]
[1] 《年譜》：卷八，第 16 頁上欄；《奏議》：第 27~30 頁，1862 年 7 月 18 日。在這份奏複中看不出他是否厭惡印度軍人。
[2]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78 頁。
[3] 同上。又見海克《太平運動》第 220 頁及以下。
[4] 威爾遜：《常勝軍》，第91頁。又見上述谘詢莫爾斯的看法，第2卷，第56頁及以下、第 79 頁注釋。
[5]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79 頁。
[6] 威爾遜：《常勝軍》，第 114~116 頁；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79 頁；科爾迪埃：《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第 215~218 頁。科爾迪埃的記述部分取材自 P. 吉克爾在《第二世界雜誌》（ Revue des Deux Mondex ）1864 年 6 月 15 日號中的文章。
[7] 科爾迪埃：《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
“常勝軍”失去其第一位司令官之後，暫時由美國人愛德華·法爾思德領導。他拒絕擔任永久的司令官，將指揮權交給了另一位名叫亨利·白齊文的美國人。
幾乎就在此時，太平軍對曾國荃長達46天的可怕攻擊開始了，接著軍營裏發生了流行病，這使湘軍的防禦倍加艱難。可能應召來援助曾將軍的各位將領都因戰略上的考慮而未能前來，隻有程學啟可以前來。但是，程將軍的離開會使江蘇的作戰不利，於是曾國荃將軍拒絕了程將軍的援助，不過批評他的人懷疑他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威望。這個拒絕令曾國藩頗為難堪，因為他已經向程將軍提出了要求。但他仍然對此善加利用，寫信給李鴻章，叫他不要把程將軍派來，如果已經派過來了，就讓他打一兩仗，然後返回。[1]
李鴻章接著提議派出白齊文及其以“常勝軍”聞名的小部隊。曾國藩起初拒絕它的援助，但最終同意接受它，但有兩個條件。其一，這支部隊不能太靠近清軍駐紮，而應該首戰金陵城下遊的下關或九洑洲，或者駐紮在上遊某處；其二，如果攻占了金陵，白齊文的部隊不得隨便搶掠，所有戰利品都要上繳集中，一半送往北京，一半在各部隊分配。白齊文所部可以分到雙份。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訂立明確的協議，以免將來軍中發生紛爭與誤會。[2]在給曾國荃的一封信中，曾國藩勸他在常勝軍到來時，充分利用這些軍人，但不要允許他們與其他部隊發生密切的接觸。“白齊文部下名為洋兵，實皆廣東、寧波之人，驕侈成俗，額餉極貴，弟軍斷不宜與之共處。凡長濠以內，總須主兵強於客兵，一切皆由弟做主，號令歸一，而後不至僨事。至囑至囑。弟若有信至滬，亦須先與說明。”[3]
[1] 《書劄》：卷二十，第 7 頁下欄、第 8 頁下欄。
[2] 《書劄》：卷二十，第 8 頁下欄、第 9 頁上欄。
[3] 1862 年 11 月 8 日的信函。
與白齊文的談判拖延下來了。11月17日，曾國藩寫信說，他收到了與白齊文所談協定的要點，但開始有點懷疑他是否真的會來。與此同時，官軍遭到了可怕的懲罰，但在11月26日，曾將軍打了一場勝仗，解除了包圍，將太平軍趕到了江北。但這並未解除曾國藩的焦慮，他擔心弟弟會被引誘離開基地。正好在趕走忠王的那次攻擊之前，曾國藩就已催促其弟從金陵撤退——在寧國的一次小挫使他認為官軍在長江上遊陷入了危境。如果寧國陷落了，那麼向蕪湖或金柱關的總撤退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鮑超的部隊已經遭到削弱，曾國荃剛剛脫險，如果兩者都被擊敗了，那麼整個大業都會崩潰毀滅。12月4日、5日、6日和7日的加急信，請求曾國荃不要留在如此地方，以致危害整個大業。[1]其弟雖然受到很大的壓力，但他對自己的力量非常自信，沒有理睬兄長的要求，而撤退的必要性也逐漸地消失了。到了11月底，圍攻本身已經結束了，但是直到12月中旬以後，才能確信忠王的攻擊不會重新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