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白齊文未能在此最危急的關頭前往金陵的原因，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其中之一是拖欠了薪餉。從他後來的生涯來看，我們無法確信他的誠實性。從上麵的記述來看，清軍顯然希望他去增援，特別是在11月份帝國大業岌岌可危的時候。他以各種借口一再拖延，未在必要時給予救援，而在白齊文實際上打算出發時，輪船卻撤走未返了，這並非是清政府一方不講信用的行為，而是對援助的需要已經過去時人們自然會做的事情。
上麵摘錄的曾國藩的信文表明，“常勝軍”在中國人當中非常不受歡迎，看到外國列強斷然地放棄了中立，他們也希望改變自己的性質。中國人覺得它花費太多，痛恨其對鬆江民政的幹預，及其士兵愛尋釁鬧事，對其他中國人作威作福。
1863年1月2日，這些部隊因拖欠薪餉而嘩變。上海有消息傳來：兩天內便有款子送到，白齊文靠著這個消息安撫了士兵。但是，到了約定的時間，款子還是沒有送到，白齊文親自前往上海領取。那裏的人告訴他並未承諾在那個日子付款。於是他前往“塔基”家裏，在受辱之後，將那位老板揍了一頓，拿著錢回到了鬆江。這導致他被解除了職務，指揮權交給了弗雷德裏克·布魯斯爵士，以前的荷蘭上尉及後來的戈登上尉，他在平息了一係列嘩變之後，將這支部隊轉變成一支紀律嚴明的武裝，主要由痛恨指揮官更替的冒險家們擔任指揮官。[2]
[1]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7 日的信函。
[2] 海克：《太平天國運動》，第 226~234 頁。
曾國藩對白齊文的這個行為十分生氣，他在一封信函中建議李鴻章和他聯銜上奏，要求皇上因白齊文毆傷歐陽道台而將之處死。[1]
曾國藩對這個事件的敘述與上述外國資料中的記載有所不同。他寫道：
查洋將白齊文常勝軍，於九月中旬定議來援金陵，屢次愆期。厥後奏明十月十九日啟程，吳煦先帶輪船兩隻赴鎮江齊隊。乃白齊文索餉遷延，迄未入江。十一月十四日，[2]在鬆江閉城滋鬧；十五日，帶洋槍隊數十人至上海毒毆楊坊，刃傷其戚屬，搶奪洋銀四萬餘兩而去。如此跋扈橫行，毫無紀律，不特中國不能資其力以剿賊，亦為外國之所公惡。應由李鴻章奏明知會駐京公使，嚴行懲辦。[3]
我們現在可以理解李鴻章對此人難以平息的憎恨，執意不肯讓他恢複原職，即便白齊文在去了北京之後得到了英法公使的支持。[4]同時不難理解，為什麼在白齊文實際上已經準備前往金陵時撤走了汽船，為什麼不肯給一支如此難以控製的部隊發餉。
由查爾斯·喬治·戈登上校指揮常勝軍的協議，在得到英國政府的批準後，立刻就在斯特夫利將軍的幫助下生效了，規定兵力最多可達3000人。[5]在等候英國政府批準時，華爾舊部因希望白齊文繼續擔任司令官而鬧事，而荷蘭於2月15日攻擊太倉失利惹來了麻煩。布瑞南少校在福山的另一次失敗使李鴻章的支持變成了不滿，致使李鴻章差一點將這支部隊一起鎮壓。[6]
[1] 《書劄》：卷二十，第 34 頁下欄。
[2] 這裏的日期不一致，外國的記述給出的日期是第 2 個。
[3] 《奏議》：卷十七，第 52 頁上欄。
[4] 白齊文的情況由海克提供，見第 230 頁及以下。他在這裏清楚地揭示了不願在巡撫手下幹活的想法。更難理解的是，他無法指望當局有效對付一支不聽命令的獨立武裝。威爾遜認為爭執的起因是中國人在 1862 年 11 月與慕王的戰鬥中爭功。
[5] 但是遭到這位英國將軍的強烈抗議。裁軍沒有立刻生效。
[6]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92 頁及以下；威爾遜：《常勝軍》，第 127 頁。
幸好所需的批準終於下達了，戈登於1863年3月25日接掌了指揮權。這件事標誌著英國政府采取了完全支持清政府的方案，因為戈登不僅在方圓百裏之外作戰，還是英國派遣軍的一名軍官，而英國政府批準了他的使命。
戈登的作戰以解救常熟拉開了帷幕。他的2250人援助一支6000人的官軍，於4月7日一起擊退了敵軍。接著他趕赴太倉援救巡撫的長兄李瀚章，因為後者中了太平軍的詭計，太平軍假裝投降，誘他進城。盡管他隻能以區區2800人對抗1萬名敵軍，但他於4月30日和5月1日攻下了該城。[1]由於部隊中白齊文黨羽離心背德，戈登不得不率部返回鬆江，改組部隊，換掉了許多軍官。戈登帶著重組的部隊前去圍攻昆山，於5月27日抵達城下。他的部隊現在增加到了600名炮兵和2300名步兵。[2]
[1]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94 頁及以下；威爾遜：《常勝軍》，第 150 頁及以下。作者在這次太倉事件中發現了李鴻章在蘇州下令殺降的原因和理由。
[2]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95 頁；威爾遜：《常勝軍》，第158 頁。
他使用“水陸兩用汽船”“熙春”號，大大加速了攻城的進度。在程學啟將軍的配合下，戈登於6月1日攻克該城。[1]程學啟聲稱這主要是他的功勞，事實上戈登沒有采取程學啟提出的戰法，而程學啟則對“熙春”號與戈登的戰法在攻城戰中獲得的成功心懷妒意，致使他們之間產生了嚴重的摩擦，裂痕極深，以至於李巡撫和馬格裏爵士不得不出麵幹預。由於戈登決定撤出鬆江，以昆山為基地，又導致事端發生，他不得不以鐵腕手段鎮壓一場嘩變。[2]從這時開始，部隊中執行了空前正規的軍隊紀律。但是直到戈登以和解的態度解決第三次嘩變之後，部隊紀律才得以健全。[3]
現在有許多因素一起導致戈登辭職：與部屬的摩擦，與程學啟的齟齬，合理的要求得不到及時處理，[4]以及朋友的忠告。當他正要動身前往上海時（8月8日），他得知白齊文已經領著300人去蘇州加入了太平軍，希望遲早為他自己贏得一個帝國。[5]上海的一般輿論認為，昆山的部隊會去投靠他們喜歡的白齊文，使局勢惡化。於是戈登決定繼續他的工作。
與此同時，這支小部隊已從昆山向蘇州逼近。7月29日，他協助清軍克複了蘇州防禦的前哨城市吳江，[6]接著於8月25日克複了位於伸入太湖的半島前端的太湖縣。[7]一支分遣隊於9月30日攻占了江陰，現在聯軍已經準備進兵蘇州。
[1] 威爾遜：《常勝軍》，第 159~182 頁。漢文資料記載的日期為 5 月 31 日。
[2] 海克：《太平天國運動》，第 260~282 頁；威爾遜：《常勝軍》，第 164 頁及以下。
[3] 威爾遜：《常勝軍》，第 166 頁及以下。
[4] 這裏需要研究巡撫的財政狀況。根據曾國藩及他的下屬所做的說明，是否冷漠與貧困導致他拖延時間？海克聲稱戈登實際上在 7 月 25 日就退休了，並公布了他寫給李鴻章的信。
[5] 威爾遜：《常勝軍》，第 170 頁及以下。
[6] 威爾遜：《常勝軍》，第 172 頁及以下。
[7] 《年譜》：卷九，第 11 頁下欄；皇家亞洲協會北華分會會誌，1864 年 12 月號，第 119 頁。
這個重要的基地由忠王的愛將慕王譚紹光和其他幾名王爺與將領把守。忠王現在在天京，努力勸說天王逃出天京，另找地方紮根。從《忠王自述》中可以看出，他期待蘇州守將投向敵軍，但他知道自己無法參與這樣的行動，因為他是廣西老兵，官軍對他這樣的人格外嚴厲。所以他在分手時說：“現今之勢，我亦不能留爾。”他們的回答否認了懷有二心，但他們言行不一。忠王沒有預見到，他們計劃中的一個部分是謀殺慕王。[1]於是他們開始與程學啟將軍溝通，謀劃交出蘇州城，協議的一部分是清除慕王，但拒絕親手結果忠王。蘇州城於1863年12月6日易手。執行談判的納王被許以二品武官。[2]
當王爺們出城迎接李鴻章時，所有的約定都不作數了，官軍背信棄義，將他們處死。由於戈登是投降談判的證人，他認為處死投誠的各王是不義之舉，對巡撫十分氣憤，於是帶上“熙春”號與一些部隊，要捕殺李鴻章。幸虧他未能找到李鴻章，戈登在思考了幾個星期以後，繼續在部隊中服役。[3]戈登在退隱期間的不作為，導致“常勝軍”的道德和紀律水平有所下滑，但他回到部隊以後，情況立即複原了。在1864年的整個春季，它跟中國軍隊待在一起，從蘇州向常州推進，於5月11日攻占常州，戈登及其部眾在戰鬥中起了主要作用。與此同時，法國人在浙江給予了有價值的援助，他們及左宗棠的部隊於3月31日攻克了杭州，在曾軍攻克金陵以後，又於8月18日攻占了湖州。[4]但是，在法中部隊進行這次最後作戰的時候，“常勝軍”已不存在了，因為它已於1864年5月31日解散。[5]
[1] 《忠王自述》：第 59 頁及以下。
[2] 《太平天國野史》：卷十九，第 6 頁及以下。
[3] 這在戈登一生的經曆中是得到最高慶賀的事件。曾國藩完全讚同李鴻章的行為，他在日記中寫道：“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摘自《日記》卷二第 38 頁。威爾遜認為這是出於八王在太倉叛變的考慮，因為其兄弟在那裏被捕。威爾遜的看法可見於上麵的注釋（第 172 頁注釋 1）。波爾格在《哈利戴·馬卡特納爵士的一生》第 92~122 頁做了詳細的記述。海克在其著作第 393 頁說，李鴻章與程學啟殺降的理由是叛變。由於投降過來的太平軍人數太多，李鴻章被嚇壞了，而且他的部隊已經拖欠薪餉，他擔心嘩變，隻好容許部眾去搶掠。程學啟將軍擔心納王在李鴻章跟前搶過他的風頭。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100 頁及以下，他實際上同意波爾格的看法，其依據是《北華捷報》的文件與李鴻章於 1864 年 2 月 14 日的聲明。這件事表明戈登是一個高尚的人，也表明有人排除很大的困難將他從一項致命的行動中救了出來，這個行動將會意味著其部隊的毀滅，並將他置於罪犯的地位。我在中外文獻中都未發現戈登本人發誓要將八王救出的聲明，不過投降的條件肯定意味著程將軍有過這樣的誓言。
[4] 皇家亞洲協會北華分會會誌，1864 年 12 月號，第 120 頁。
[5]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年表第 25 頁。
為了評價這支部隊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所處的地位，我們必須記住，由於美、英、法3國軍官傑出的謀略，清廷一方攻占了許多重鎮。沒有他們的援助，戰爭無疑將會拖延下去，而清廷將會麵對因早日結束戰爭而避免了的許多困難，甚至陷入險境。這支部隊的官兵肯定比與其合作的純粹的中國軍隊裝備更好，訓練更加有素。他們的幹預增強了外國士兵與水手使上海免遭太平軍占領的能力，而這又使李鴻章有了支付軍餉的財政收入。考慮到所有這些事實，我們無法否認，他們的援助是非常有效的，甚至可能是生死攸關的。
然而，如果我們就此斷言或假定“中國人”戈登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還是有點兒草率了。此人從未指揮過一支超過3000人的部隊，他總是得到清軍大部隊的增援，那些部隊應該分享戰功，如果沒有那些清軍，結果可能是失敗。最重要的是，由曾國藩及其將領們部署在安徽、江西和天京周邊的眾多部隊進行的作戰，雖然沒有常勝軍的作戰那麼精彩，卻是同等的重要，這些作戰行動令太平軍一天比一天焦慮不安；而在更遠的地方，在湖北與河南，還有其他部隊防止撚軍與太平軍聯手作戰。
因此，如果我們原原本本地接受研究這支軍隊的首席曆史學家所做的評價，也許可以做到公平不倚。[1]這位曆史學家在引用了一些褒獎甚至阿諛戈登的著作之後，寫道：
[1] 威爾遜：《常勝軍》，第 257 頁及以下。
我已經說了很多違反戈登上校本人意願的話，因為在這個問題上已經說得太多，而在此還必須重複，以便解釋最近在中國發生的諸多事件的實際進程。但是，當我們仔細地考察一下那個占壓倒多數的說法，即結束太平天國運動的人是戈登上校，那麼事實就會迫使我中止發言。也許李撫台在上麵引用的奏疏中過多地把江蘇作戰的功勞攬到了自己身上，但無可懷疑的是，戈登及其部隊如果得不到援助，是不可能肅清該省的。當他在戰鬥中首當其衝時，他會要求清軍守住他奪占的地方；在程將軍和其他將領們指揮下的清軍和他並肩作戰時，為他的勝利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更重要的是，必須記住，太平軍之所以被驅趕到江浙的沿海地區，是因為清廷一方的曾國藩及其將領們所取得的勝利。清廷似乎指望英法聯軍為他們保住上海、寧波這些城市。如果他們沒有這麼做，他們或許會采用不同的辦法。我們的同胞在太平軍逼近他們的富有的貿易殖民地時感到了驚慌，他們似乎認為這預示著太平天國事業將在中國取得總體上的勝利，但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嚴重。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容許太平軍占領上海與寧波，幾乎無止境地獲取外國的汽船、武器與兵員，他們給外國人帶來的麻煩，就會比帶給中國政府的麻煩大得多。而且，如果容許他們這麼做，我們就放棄了根據條約對中國政府所承擔的義務。因此，清廷有雙重的理由不費很大的力氣去防止太平軍進取這兩個駐有外國領事的港口城市。他們料想我們的利益和義務會引導我們阻擋太平軍對這兩個港口的進攻，而他們的推算沒有落空。他們在其他情況下會怎麼做，我們隻能推測，但是，如果根據形勢和結果來做判斷，可以肯定的是，清軍放任太平軍的進兵，並不能證明他們沒有能力按照他們緩慢而按部就班的方式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而言，西方列強的態度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因為他們在1853年和1854年堅定不移地拒絕承認太平天國政府，對清政府是有利的。如果金陵城中有一個天德或馮雲山，太平天國政府可能就會得到承認。那麼，反過來說，我們可以承認，隻要外國人不援助太平軍，而是讓中國獨立地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清廷一方也有可能獲勝，而直到戰爭結束時所提供的積極援助則提供了雙重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