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年譜》：卷九，第 5 頁。
[2] 《奏議》：卷十八，第 44 頁（1863 年 5 月 14 日）。
[3] 這個日期可見於《平定粵匪紀略》第 15 卷第 10 頁下欄，以及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學報》1864 年 12 月號第 119 頁。莫爾斯的《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卷第 95 頁給出的日期為 5 月 1 日，但沒有注明出處。莫爾斯沒說中國人參與其中，但中國的記述列出了駐紮在那裏的幾位司令官的姓名。中國的記述對戈登比莫爾斯的記述對中國人更為公正。
[4] 莫爾斯著作中在這裏又有所不同，把日期記述為 6 月 1 日。有關這次攻擊的細節請閱莫爾斯著作第 2 卷第 95 頁及以下，以及黑克著作第 260 頁及以下。
在曾國藩直接管轄的區域內，鮑超在其他將領援助下，於5月18日解了六安州之圍，接著前往苗沛霖正在圍攻的壽州解圍。鮑超在行進中從安徽北部驅走了所有流動的太平軍，[1]但他與其他將領遭到撚軍阻擊，當他們抵達壽州城下時，該城已被苗沛霖攻占（1863年7月19日）。清軍被趕回六安州與三河尖。[2]
在金陵，湘軍於6月13日攻下了太平軍的雨花台塹壕。下關的壁壘由楊載福（從此改名為楊嶽斌）與彭玉麟合力攻下，最終於7月18日攻占了長千橋。[3]忠王針對這些損失寫道：
雨花台又失，京內驚慌。那時天王差官捧詔召我回京……那時和州又敗，江浦失守，官兵紛亂。……自此回來，九帥克我雨花台，營壘紮堅，不能再複，兵又無糧，紮腳不住，自散下蘇州、浙江，此舉前後失去戰士數萬餘人，因我一人之失銳，而國之危也。[4]
[1] 《年譜》：卷九，第 6 頁下欄、第 7 頁下欄；《奏議》：卷十七，第 47~50 頁。
[2] 《年譜》：卷九，第 10 頁下欄。
[3] 《年譜》：卷九，第 8 頁以下；《奏議》：卷十八，第 67~69 頁。
[4] 《忠王自述》：第 55 頁。
在這種情況下，忠王力主放棄金陵，因為看情勢已難守住該城。他指出，他無法擺脫曾將軍，湘軍正從南、東、西三麵逼近天京。天京城外很長一段距離的糧路也已被清軍阻斷。但是天王更加生氣了，嚴厲地斥責這位忠實的副官不該提出這樣的建議，因為上帝已將帝國的控製權交到他的手中，一定會始終保護他的兒子。[1]
就這樣，曾國荃慢慢地包圍了金陵城，鮑超奉命返回寧國地區，江忠義的作戰將太平軍全部趕出了江西（8月16日）。[2]這些被擊敗的太平軍沿江而下，然後停下攻打青陽城，朱品隆在該城守衛了38天。38天結束時，他得到了增援，還能發起反擊，重創太平軍，將他們趕到石埭與太平。[3]
苗沛霖依然在安徽北部逍遙法外，控製著淮河，阻截了鹽道，危及支持部分軍隊的財政收入。由於湖北、湖南與江西的食鹽供應都被分派給安徽的鹽場，而交通沿線造反軍隊的存在阻斷了運輸，這些省份在一段時間內被迫從四川、廣東與浙江獲取食鹽。曾國藩作為總督，試圖恢複往日的秩序，以便重新獲得這一財政收入的源頭。但苗沛霖居然能夠阻撓他的努力，令他倍加惱火，尤其是考慮到為了剿滅苗沛霖動用了4路兵力。於是曾國藩建議4支分散部隊聯合起來，由金國琛統一指揮。[4]直到12月份，清軍才最後擊敗苗沛霖，並奪占懷遠。
在浙江，清軍向杭州合圍的謀略由於中法聯軍9月20日攻占了富陽而獲得了巨大的動力。由於富陽是杭州的關鍵，所以忠王非常痛苦地講述它的陷落：[5]
[1] 《忠王自述》：第 55 頁以下。
[2] 《年譜》：卷九，第 9~11 頁。
[3] 《年譜》：卷九，第 12 頁下欄、第 14 頁上欄。
[4] 《奏議》：卷十九，第 36 頁以下（10 月 9 日）。
[5] 《忠王自述》：第 58 頁。見皇家亞洲學會北華分會《學報》，1864 年 12 月號，第 120 頁；《平定粵匪紀略》：卷十六，第 8 頁下欄至第 10 頁上欄。
自此之後，金華、龍遊、嚴郡、溫、台等處陸續退守，兵屯富陽。左撫台全軍發下，逼到富陽，與我軍連敵數月，亦未攻下，然後仍請鬼兵由水路而來，用炮攻崩富陽城池，連戰數十仗，鬼敗，然後再調鬼兵多來，複再與戰，左撫台亦隊伍交爭，是以富陽之失。那時鬼兵攻了富陽，得銀之後，仍回寧郡。紹興之失，蕭山之失，兵退到餘杭，屯營落寨，左撫台之兵亦到，兩下交爭，日日連戰，我力據餘杭，以堅杭州之防。……左撫台之兵分水旱而下杭州。
他的戰線從餘杭延伸到西湖，長達50公裏。
11月份，皖南的太平軍由於指揮員古隆賢在石台叛變而遭到削弱。這使他們不得不撤出該地區。[1]在江蘇，如同我們所見，“常勝軍”與程將軍已經穩步向金陵推進，攻占了蘇州，將忠王趕回了常州與丹陽。[2]侍王李世賢駐紮在金陵東南約100公裏處的溧陽縣，試圖讓其堂兄也到那裏，希望他能脫離天王的事業。[3]
一切都表明清軍很快就會占領這座被包圍的城市。在整個秋季，城牆外的封鎖線日益緊密。12月18日，一處地雷終於在城牆下爆炸，但太平軍還有足夠的力量阻止敵軍從缺口衝入城內。針對這次戰鬥，忠王寫道：[4]
去年十一月之間，九帥放倒南門城牆，此時城內官兵尚可足食，而各力全，又有城河之隔，九帥之兵不能踴進者，此之來由也。
自此之後，京事日變不同。城外九帥之兵日日逼緊，城內格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凡是城外文書，有人拾到，不報天王處，私開敵人之文者，抄斬全家。
自九帥兵近城邊時，天王即早降嚴詔，闔城不敢違逆。若不遵天王旨命，私開敵人之文，通奸引誘，有人報信者，官封王位，知情不報，與奸同罪。命王次兄拿獲，椿砂剝皮法治，何人不畏死乎？
[1] 《年譜》：卷九，第 16 頁；《奏議》：卷十九，第 68~70 頁、第 72 頁、第 77 頁。
[2] 見第十二章。
[3] 《忠王自述》：第 60 頁。他與天王意見不合，事實上很快就要動身前往江西，這兩件事暗示了這一點。
[4]《忠王自述》：第 68 頁。
盡管有如此嚴酷的懲罰，如果不是害怕落到清軍手中被折磨致死的話，背離天王的人數可能仍然很多。這種恐懼由於蘇州處死投降的太平軍王爺而增強了。“獻城未及三日，被李撫台殺害，是以至今為頭子不敢投者，因此之舉。”[1]
12月20日，忠王進入天京，向天王挑明絕望的形勢，以爭取他的同意，遷往江西或別處。天王仍然高傲地堅持天賦神權的主張，嘲笑他的提議。忠王不知是因為出於純粹的忠心，還是因為其母在天王控製之下而他身邊都是暗探，決定留在難逃一死的主子身邊。12月23日的突擊被曾將軍的部隊打退了。強大的兵力守衛著通往浙江與江蘇東北麵的所有重鎮。[2]
不過，由於李鴻章與左宗棠在其“鬼兵”援助下所施加的壓力，守衛蘇州以西各地的太平軍軍心大為動搖，他們的部隊不可避免地不斷向江西滲透。侍王李世賢沒法讓其堂兄與他會合，於1864年2月14日獨立地穿過寧國縣前往江西。清軍沒有足夠的兵力擋住他的去路，卻能夠防止他的部隊在前進時造成損害。現在，曾國藩最大的憂慮是擔心湖州與江浙其他城鎮的幾萬名太平軍在其駐地守不住的時候有可能突然湧進江西。幾位王爺在蘇州被處死的事件顯然令太平軍深信他們唯一的出路是分散開來，然後到某個遙遠的地點集結。
為了保險起見，席寶田奉命前往撫州與建昌二府（江西），而鮑超則向湖州挺進，直接從蘇州過湖，並請求皇帝飭令福建、廣東、廣西、湖北、湖南等省設法自保。[3]但是曾國藩未從金陵調走一兵一卒，有將近5萬人對這座大城構成周長約為百裏的包圍圈，城內的攻擊正在迅速消耗殆盡。城內守軍隨時都有可能突圍。[4]
[1] 《忠王自述》：第 60 頁。
[2] 《年譜》：卷九，第 17 頁下欄；《奏議》：卷十九，第 85、91 頁及以下。
[3] 《年譜》：卷九，第 21 頁。
[4] 《年譜》：卷九，第 21 頁下欄。城牆本身周長約有 70 裏。
大約在4月1日，城內放出了4000名婦女，指望她們能從官軍那裏得到食物，由忠王施舍出來的供給已經用完了。在此危急時刻，天王遭到部眾的蔑視。大家將實情擺在他的麵前時，他卻建議饑餓的人們吃“甜露”為生，所謂甜露就是指土地的自然產物。忠王記載道：“我等朝臣奏雲，‘此物不能食得。’天王雲曰，‘取來做好，朕先食之。’所言如此，眾又無法不取其食。我天王在其宮中闊地自尋，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合朝依行毋違，降詔飭眾遵行，各而備食。”[1]
金陵守軍就這樣日益虛弱。這時程將軍於3月20日攻占了嘉興，但他本人在此戰中負傷，不久在蘇州去世。左宗棠的法中聯合部隊於3月31日克複杭州，守軍逃亡湖州。大批的太平軍盡管遭到激烈的阻擊，還是按照計劃成功地撤到了江西。清軍把援兵派往鄱陽地區和九江。[2]大約在同時，清軍在湖北樊城擊敗了撚軍與太平軍，把他們趕回了河南。
太平軍向江西的撤退立刻對曾國藩賴以為支柱的厘金財政產生了影響。根據他請求援助的奏疏，我們可以得知他的部隊主要靠什麼支撐。湖南盡了一切力量支援曾國藩，其貢獻是常規性的，通過一個特殊的機構，轉讓其厘金稅收的一半。此年廣東隻送來了9萬兩銀子，來自江蘇的厘金收入下跌至3萬兩，四川與湖北一無所供（湖北承諾每月提供5萬兩銀子，湖南25000兩，四川5萬兩，江西3萬兩，另兩個省份承諾提供不定的數額）。[3]他們未能提供款子令曾國藩大為困窘。
在江蘇，“常勝軍”於8月11日援助清軍攻占常州，光榮地結束了它的使命。於是太平軍守不住丹陽，於5月18日棄城而去，在李鴻章與金陵之間已無任何障礙。敗退的太平軍逃入江西。[4]在6月份，楊嶽斌與鮑超這樣的將領指揮著強大的軍隊在該省作戰，主要在瑞州地區活動，以防所有撤退的太平軍在那裏合為一體。[5]
[1] 《忠王自述》：第 67 頁以下、第 62 頁以下。
[2] 《年譜》：卷九，第 22~24 頁。
[3] 《年譜》：卷九，第 25 頁以下；《奏議》：卷二十，第 49~51 頁。
[4] 《年譜》：卷九，第 25 頁以下。
[5] 《奏議》：卷二十，第 70 頁下欄、第 71 頁。
曾國荃看到李鴻章與左宗棠在整個冬季與春季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勝利，相形之下，他自己在金陵顯得缺乏成果，此事折磨著他的心。其長兄也處於難堪的境地。一方麵，曾將軍似乎妒忌別人的成果，擔心自己失去攻克金陵的榮耀；另一方麵，曾國藩擔心，如果他不把李鴻章與左宗棠的部隊調往金陵，以加速攻占該城，他自己及其家庭的榮譽將會蒙羞。他對此事憂心忡忡，早在2月份，他就通知其弟：他已把程學啟將軍調過來了，如果有必要的話，他還會邀請李鴻章本人前往金陵。[1]
探子們報告，金陵城內一片恐慌，但這也沒有改善曾國藩尷尬的處境。探子們說，天王在自己身邊堆起了木柴，打算在天京陷落時將自己燒死。[2]3月底，曾國藩寫信回家，說快要瓜熟蒂落了。[3]5月初，另一封信中說，許多太平軍正在剃頭，不再殺人放火，因為他們準備分散出去，混入百姓之中。[4]他既擔心推延會有損家庭的聲譽，又害怕其弟過於熱切，操之過急，而錯過了對手突然提供的機會。他在信中提醒道：“自蘇杭克複，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獨不期其速，而期其穩，故發信數十次，總戒弟之欲速。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吾所慮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營猛攻地道，多損精銳而無以禦援賊耳。”[5]他給在老家的弟弟寫道：“常州於初六日克複，丹陽於初八日克複，江蘇全省隻剩金陵一城未克耳。沅弟憂灼殊深，肝疾頗深，餘常常以信解之。”[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