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獨立而誠實的品質，以另一種方式表現於他的家書和給其他官員的書信中。在一個講話委婉的國度裏，曾國藩的書信往往直言不諱，隻是措辭總是比較謹慎。他在奏疏與寫給京城高官的信中，也許遣詞更為優雅，但很少使用“虛筆”。例如，朝廷就使用外國軍人一事征求他與李鴻章、左宗棠的意見時，3人的奏複形成鮮明的對照。他的兩位同事給人的印象是盡可能不要過於得罪雙方，曾國藩則坦陳自己的看法。[2]他非常蔑視許多官員虛報勝仗、隱瞞敗績的陋習，例如王錱與左宗棠於1854年向北京虛報勝仗的行為。[3]
[1] 《家訓》，1863 年 9 月 24 日。
[2] 見上麵第十二章的奏疏。
[3] 《家書》，1854 年 5 月 16 日。
曾國藩做人的理想遵循四書五經的標準。他叫弟弟和子侄們遵行孝悌仁義的德行。在人格的發展中又追求勤、儉、剛（意誌堅定）、明、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謙、渾八德。[1]他在動身前往天津處理教案的前夕寫給兒子們的永別訓誡中，講解了4條主要的追求：
慎獨則心安。
主敬則身強。
求仁則人悅。
習勞則神欽。[2]
[1] 《家訓》1866 年 4 月 28 日。他在一首詩中說“恕”是最好的東西（《家書》夏曆五月初五）。
[2] 《家訓》，1870 年 7 月 6 日（應為 7 月 2 日，即六月初四日。此處內容可見於該信後附刻的日課四條，小標題為“同治十年金陵節署中日記”，可見是於此信寫成的下一年所撰。——譯注）。
曾國藩堅信書本具有巨大的價值，總是耐心地勸誡他的弟弟們要刻苦學習，而他自己的人生正是以此為特征。即便是在艱苦的戰場，或在文官事務繁雜的崗位上，他很少有一天不讀經典著作、曆史或詩歌，不抽暇寫作散文或其他文章。他堅持寫日記，可惜的是，對於我們的研究最有價值的一些記載，在九江城下隨著文件一起丟失了。他力圖讓後輩們養成同樣的勤勞習慣，把學習擺在居家必做的第一位，經常要求他們寫文章，留心為他們挑選合適的教師，並時時勉勵他們。如果他們做得好，他會給予誇獎，否則便加以斥責，並指出有些人的子弟條件不如他們優越，卻能發奮向上，以此令他們感到羞愧。
在1843年年初的一封信中，他談到了進步所必不可少的3個條件：有誌、有識、有恒。“有誌則斷不甘為下流；有識則知學問無盡，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觀海，如井蛙之窺天，皆無識者也；有恒則斷無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有關他所做的功課，我們可以找到一些記載。在1844年的後4個月，他仔細閱讀並批注了《王荊公文集》百卷，《歸震川文集》40卷，《詩經大全》20卷，《後漢書》百卷。[1]在他開始軍事生涯以後那些忙碌的歲月裏，他無法完成如此繁重的功課，但他規定自己每天都要定量學習，為了自己不受誘惑放棄學習，他製定了具體的學習計劃。他在一封家書中把學習比作烹調，燉肉時如果用持續不斷的大火，就很容易燉好，但若所用的火忽大忽小，有時熄滅，肉就永遠燉不好。[2]在另一封書信中他告訴我們，哲學家朱熹[3]將為學比作燉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遊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4]
一個人無論在哪裏，都是學習的好環境。問題不在於地方，而在於內心的目標。你是否真有學習的迫切願望？其弟曾國潢想當教師，以便獲得學習的時間與動機，曾國藩在寫給他的信中說：“且苟能發奮自立，則家塾可讀書，即曠野之地、熱鬧之場亦可讀書，負薪牧豕，皆可讀書；苟不能發奮自立，則家塾不宜讀書，即清淨之鄉、神仙之境皆不能讀書。何必擇地？何必擇時？但自問立誌之真不真耳！”[5]
在他去世前不久，他給後人寫下了4條指導原則，因為他希望曾氏家族的新一代人應該自力更生，發奮學習。“一曰看生書宜求速，不多閱則太陋；一曰溫舊書宜求熟，不背誦則易忘；一曰習字宜有恒，不善寫則如身之無衣，山之無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則如人之啞不能言，馬之跛不能行。”[6]曾國藩的身體從來就不健壯，他曾對弟弟們說，他們都從母親那裏繼承了虛弱的體質。他不得不非常關注自己的健康。他在北京度過的那些歲月裏從未十分健康過，1842年他谘詢過的人當中有個人告訴他，要治好他的病，靜養比藥物更重要。[7]
[1] 《家書》，1844 年 12 月 30 日。
[2] 《家書》，1856 年 12 月 2 日及 12 月 26 日。
[3] 宋朝的哲學家與儒家經典的正統注釋者。
[4] 《家書》，1842 年 12 月 21 日。
[5] 《家書》，1842 年夏曆十月二十六日。
[6] 《家書》，1871 年 12 月 5 日。
[7] 《家書》，1842 年夏曆九月十八日。
看過許多大夫之後，他於1857年左右徹底放棄了他們的治療，因為其中大多數人都無本領，給他的是七分傷害，三分好處。[1]他在32歲時戒了煙，弟弟們在到了差不多的年齡時也戒煙。但他並不認為有必要戒掉適量地飲酒。[2]他認為早起十分重要，不僅是為了提升事業，也是為了健康。[3]
在曾國藩有關養生方法的討論中，寫於1866年7月16日的一封信中的內容也許是最全麵的原則：
餘老境日逼，勉強支持一年半載，實不能久當大任矣。因思吾兄弟體氣皆不甚健，後輩子侄尤多虛弱，宜於平日講求養生之法，不可於臨時亂投藥劑。
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懲忿，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懲忿，即餘匾中所謂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也。眠食有恒及洗腳二事，星岡公行之四十年，餘亦學行七年矣。飯後三千步今日試行，自矢永不間斷。
他從現代的觀點出發，強調陽光與新鮮空氣的價值。“若濕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祛散濕氣，乃不生病。”[4]
在同一封信中，他針對兒子們的學習給他們教授了他製定的6條養生之道，以使他們不會由於健康狀況不佳而失敗：第一，飯後走千步；第二，睡前泡腳；[5]第三，避免生氣；第四，定時靜養；第五，定期練習射箭（他認為這是鍛煉肌肉的最佳辦法）；第六，黎明時食用簡單的早餐，隻吃一碗米飯，不要菜。
[1] 《家訓》，1860 年夏曆十一月初四。
[2] 《家書》，1852 年 2 月 28 日。
[3] 《家書》，1860 年 4 月 24 日。
[4] 《家書》，1860 年 2 月 29 日。
[5] 即保證血液的自由循環。
在他生命的最後兩年裏，他的眼疾複發了。在天津教案發生時，他的一隻眼睛已經失去作用，陣發的暈眩也時時困擾著他。他在去世前的幾天裏發作了一次嚴重的眩暈，令他的朋友們大為警惕。當時他坐在轎子裏，被人抬著去河邊會見一位客人，他突然暈倒了。這種病狀使他更加熱心地保留身上殘留的力量，並強調他的後人應該學會養生之道，鍛煉他們的體魄。
中國人對痛苦的耐受力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充分地體現出來，這使我們回想起他們保留了中世紀的精神框架。戰場上的現代護理發端於克裏米亞戰爭和美國的南北戰爭，其操作已經考慮到了人類的痛苦，但是太平天國的戰爭對交戰雙方都是殘酷的。曾國藩對於將俘虜的太平軍斬首沒有任何良心的不安。1861年，他的兩個弟弟考慮到人命損耗太大，寫信給長兄訴說他們的看法。曾國藩在回信中向他們保證：造反者殺得越多越好，因為這樣才能將毒素排除；天父與天兄的宗教應該與天燕與天豫之官一起搗毀。[1]
[1] 《家書》，1861 年 7 月 19 日。
“雖使周孔生今，斷無不力謀誅滅之理。既謀誅滅，斷無以多殺為悔之理。”在攻占安慶時，湘軍屠殺了兩萬名太平軍。[1]有記載的證據表明，在金陵周邊的作戰中，在三河口血戰之後，湘軍殺掉了同樣人數的太平軍。在攻入金陵城之後，湘軍把城門關閉，在街巷裏追殺太平軍，屠殺了將近10萬人。[2]這件事發生之後不久，鮑超將軍在撫州冷血地處決了4萬人。[3]這些屠殺似乎都未曾令當時的人們感到困擾。
[1] 《大事記》：卷二，第 6 頁下欄
[2] 《大事記》：卷三，第 10 頁下欄。
[3] 《大事記》：卷三，第 14 頁上欄。
在蘇州將投降的八王斬首也未令人感到不妥，雖然這件事激怒了戈登，致使他打算射殺李鴻章。但如上所見，曾國藩的評價不隻是容許而已。“閱本日文件，見李少荃殺蘇州降王八人一信稿一片稿，殊為眼明手辣。”[1]我們已在看到，這種對痛苦的麻木不仁，這種對屠殺的認可，可見於我們摘錄出來的記載中（還有許多記載可以列舉），但我相信，這並非由於曾國藩格外殘忍。將其視為與異端審判中的西班牙人、與聖巴托羅繆日的法國人、與塞倫燒死女巫對等的事物，或許更為恰當。這些造反派比敵人更加可惡，他們不僅反叛朝廷，還褻瀆古代的神聖經典，玷汙父輩們的正統信仰；他們超出了人類的界限，他們是大清帝國必須鏟除的毒瘤。
有關曾國藩在對外關係方麵的態度，我們在前麵的章節多次述及。他在北京做官的歲月裏，跟外國人沒有任何接觸，也不了解外國人，但他覺得如果能把外國人拒之於國門之外，對國家便是一樁好事。[2]1849年，當清廷需要考慮是否讓外國人進入廣州城的問題時，曾國藩在家書中寫道：“英夷在廣東，今年複請入城。徐總督辦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從此永無夷禍，聖心嘉悅之至。”[3]在他開始領兵打仗之後，我們已經知道他對大炮是多麼熱心，意識到沒有大炮將一事無成。我們注意到，後來他又感到了需要汽船和汽艇來擴大他的作戰，當容閎建議在上海開設鐵廠時，他表示歡迎，並給予熱情的支持。他對來複槍的使用起初反對，後來才勉強同意，他對於將外國軍隊用於防禦以外目的的態度，我們都已知曉。但我們也知道，他的想法在逐漸進化，使他在去世時想照外國的模式重建中國，成為中國最有遠見、最大膽的政治家之一。
在行使對外政策方麵，他早年對西方人的敵意隨著事情不可避免的邏輯發展而改變了。他對西方人的力量與執著有所了解。1862年在給李鴻章的一封複信中，他就外交策略寫道：“夷務本難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4]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隻不說假話耳，然卻極難，吾輩當從此一字下手。今日說定之話，明日勿因小利害而變。”[5]不久之後，他在另一書信中就同一看法稍稍展開議論，涉及使用外國軍隊的問題：
[1] 《日記類鈔》：卷二，第 38 頁。
[2] 《家書》各處。
[3] 《家書》：1849 年 5 月 8 日。
[4] 在此處譯為“原則”的那個字，其字麵意義為“字”。
[5] 《書劄》：卷十八，第 17 頁。
與洋人交際，其要有四語：曰言忠信，曰行篤敬，曰會防不會剿，曰先疏後親。忠者，無欺詐之心；信者，無欺詐之言；篤者，質厚；敬者，謙謹。此二語者，無論彼之或順或逆，我當常常守此而勿失。
由於他已在別處討論過第三語，他在此不再重複，接著討論第四語：
先疏後親一語，則務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獨剿一二處，果其嚴肅奮勇，不為洋人所笑，然後與洋人相親，尚不為晚。本此數語以行，目下雖若齗齗不合，久之必可相合相安。[1]
[1] 《書劄》：卷十八，第 29 頁下欄、第 30 頁上欄。
顯然曾國藩不願將外國人當作劣等人對待。相反，從其與之交往的過程可以看出，由於中外兩個人種之間存在差異，從長遠來看，唯有儒家的仁恕之道，才能維護二者友好的關係。他反對通過欺詐來尋求眼前的利益，因為這種短視策略的自然結果是最終破壞中國的大業。
對於打開國門任由外國商人開發的問題，他是絕對不讚同的。如果建立鐵廠與兵工廠一樣，他意識到外國的援助是必需的，但他不願讓外國人參與進來，奪走中國工人的職位，或拿走中國商人的利潤。在建立一支商船隊的時候，他要求首先讓中國人擔任低級職務，直到他們可以管理商船時，便接管所有的職位。他不大喜歡那些開始在全國泛濫的新生事物，寧願繼續采用良好的老辦法，讓所有的職業與產品一仍其舊。他針對外貿寫道（但我無法確定這是寫於其早年還是晚年）：一般而言，西洋人在過去幾百年來彼此之間一直弱肉強食。他們爭鬥的辦法就是奪取別國商人的所得，此後該國就能達到它的目的。他們來到中國到處建廠，交易各種商品，其動機就是想實現他們心懷的鬼胎，損害我國百姓的生計。自從開戰以來，中國人民遭受極度的痛苦，猶如水深火熱。洋人在三五個口岸開通了一般貿易和長江貿易，他們的生意日益興旺，而我們的下層百姓卻身處困境，無處獲得補償，如同倒懸。如果現在答應洋人賣鹽的要求，就會削減有照商人的生計。如果同意他們建設倉房，那麼貨棧與收貨店鋪的生計就會衰減。如果允許汽艇行駛在小河上，就會吞食大小船隻水手與槳手的生計。如果批準他們架設電報、修築鐵路，就會搶走車夫、旅店和搬運夫的飯碗。對於他們尋求的凡此種種，我們應該抱定一個念頭，就是使用外國的工具來挖煤，以保住中國長久的利益。[1]
[1] 川崎三郎：《東方的偉人》，第 124 頁。
這段話清楚地告訴我們，不論他能召集什麼樣的力量，他都會抵製後來的妥協，即將中國的主要資源交給外國人控製，或者用大部分財政收入擔保來支付借款利息。
曾國藩作為一名行政官員，一名軍隊的指揮員，不論他取得了什麼成就，他總是覺得自己靈魂的歸宿應該是在祖國的文學與哲學之中。他的書信呈現出一種風格的魅力，使之成為文章的典範，這裏的譯文未能充分反映原作的風格。他還是一位功力不俗的散文家，他還編輯了中國18位大詩人的作品選集。有人將他譽為清代首屈一指的大作家和大學者，盡管這種評價未能得到一致的讚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