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對他要求太高。他堅定不移執行的計劃，有時候是起源於別人，特別是天才的江忠源和無能的賽尚阿，前者堅決主張建立水師，後者提出了“新式”軍隊的觀念。但是，他在自己身邊團結了一大批忠誠而能幹的官員，則要歸功於他自己的本領。這些官員中有許多人在太平天國運動期間及以後升居高位，他們有胡林翼、鮑超、楊載福、彭玉麟、李鴻章、左宗棠、李瀚章，還有他的弟弟曾國荃，當然還有大批官階較低的人，以及幾個若非葬身於這場戰爭也會同樣出名的人物。在這些可靠人物的支持下，曾國藩不僅徹底鎮壓了太平天國運動（即便沒有外國的援助肯定也能辦到），還給中國提供了一批更高級的新型政府官員，如果沒有他的努力，清政府就無法得到這些人才。
戰爭結束時，他成了中國最有勢力的官員。他開創了一個先例，在他手下服務的若幹人升到了省級最高官位而未曾實任低級的官職。這大大地脫出了常軌，這導致李翁兵在其史書中大發感慨。曾國藩本人在鎮壓撚軍時一度大權在握，不僅指揮漢人軍隊，還能指揮北方的滿族人旗營。他把在先前那場戰爭中支持過他的同一批人召回身邊，取得了鎮壓撚軍的勝利，不過李鴻章收獲了由曾國藩鋪好道路的榮光。曾國藩直接的貢獻，以及通過支持者們所取得的勝利，都足以駁斥莫爾斯[1]在談到李鴻章與曾國藩時發出的嘲笑。他說：“在這兩人當中，曾國藩很少與外國人接觸，如果他缺乏幽默感，他會為自己在沒有外國人援助的情況下鎮壓了那場運動而感到自豪。”這也為我們評判羅伯特·哈特爵士的看法提供了依據，他針對曾國藩處理1870年的天津教案評論道：“他總體上的無作為，他對人民的恐懼，以及他的優柔寡斷，致使人們非常想不通他是如何贏得了從前的那些桂冠，認為對他的評價過高了，其實他才具平平（對此我完全讚同）。”[2]根據曾國藩在1853年至1864年那些可怕歲月中的作為來看，如果綜合考慮所有的情況，這樣一種評價是沒有道理的。羅伯特·哈特爵士可能沒有充分了解曾國藩必須克服的障礙，而在處理天津教案時產生的文獻在我看來也沒有支持他的非難。
[1] 莫爾斯：《中華帝國的國際關係》，第 2 卷，第 207 頁。
[2] 1870 年 9 月 28 日致 E.B. 德魯的信，摘錄於上書第 2 卷第 208 頁。
至於對外關係，曾國藩確實與歐洲人接觸不多。不過，他早年敵視歐洲人的態度隨著時間流逝而有所改變。他反對在中國軍隊中使用洋人，並不是因為他排外，而是因為他不想讓中國由於雇用洋人而陷入危險的困境。他有時的確反對外國貿易與交通手段的過分擴張，但他注重建造汽船，而在他的晚年，他主張向海外派送留學生。他的一些書信與奏章表明他比絕大多數中國官員都更近地接觸了外國的政治。
這裏還要補充談一下本書正文中沒有討論的問題。大清王朝是否值得拯救？在今天，曾國藩沒有得到社會曾經給予他的關注。在長沙為他修建的富麗堂皇的祠堂，遭到了民國軍隊的破壞，他們從1911年起就占據了這座城市。不過，花園的一部分交給了曾氏家族開辦一家高等女子學校，由曾國藩的重孫女擔任校長。在有些人看來，他的名字和大清王朝聯係在一起，而後者是遭到詛咒的。但是漢人愛國者的記憶和全世界同類人的記憶一樣短視。他們忘記了一個令人不快卻又無法否認的事實：隻是在19世紀末，改革者與革命者的聲音才在中國有了影響，而曾國藩及其湘軍代表了國民奮起反抗太平軍的真實願望，後者摧毀了百姓生活中的許多社會習俗與道德習慣。
還要指出一個事實：如果太平天國運動成功了，也許中國就會分裂為兩個國家，或者帶來更多的戰爭，因為北方絕不會像南方一樣集合在太平天國的旗幟之下。盡管1911年的革命勝利了，這個國家如今似乎還是毫無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線來劃分。這種分裂是一個災難，當時要守住一個亞洲帝國領土完整的想法甚至不被容許宣揚。曾國藩保衛了國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統治之下，曾國藩給了它苟延殘喘的力量，直到帝國的建造者們失去了民心，甚至垮台。當一個較為幸福的中國意識到了這些因素，也許她會再次把榮譽給予軍人曾國藩和政治家曾國藩，並承認他是忠誠於服務對象的仆人曾國藩，實踐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