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靈地的緬想·自序》好像覺得是胡君有意棄世的絕命之辭。他用近一萬五千字的篇幅追憶了自己的“一生”，難道沒有自奠的味道嗎？最初“崇拜科學”的胡河清以為科學的未來也許會用實證的方式提供諸如宇宙有沒有邊際、人死後靈魂的去向等形而上問題的答案。可他最後卻被“葉子發黃”的古書和大運河畔的古老房子熏染得“作出了生平最困難的決定”：與文學相伴終生。
這意味著胡河清悲劇命運的開始嗎？他從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觸發了一種“隱士的暮氣”；他上大學後從圖書館借的第一本書是《莊子》，想在老莊哲學的淨水中洗滌自己的心靈；他迷醉中國古典詩詞，欣賞“日暮江岸送行舟”的惆悵意境；他被《黃帝內經》打開了“天眼”，沉浸到充滿靈魂傳說的遐想之中；他研讀佛典，由失眠而安眠，洞見了佛法的偉大；他還修習了《易經》，強調《易經》代表著一種宏大的審美境界。
戴震曾有言曰：“仆聞事於經學，蓋有三難，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轉引自：曹聚仁：《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266頁。）胡河清“遊心”於古人的智慧與氣韻之中，可說“淹博”、“識斷”、“精審”皆有其法旨，故一與當代文學相契合，便生機勃發，光彩照人。原來“心如古井，矢誌於中國古典學術文化研治”的胡河清，其實更熱誠地矚望著中國文學的未來。他預言著“中國全息現實主義”的誕生，發現自己“古典式的恬淡心境也許不能保持很久了”。
由此，胡河清走向的是“夢幻、緬想”——這樣能否彌補“遊曆上的不足”？
在二十頁的《自序》中，胡河清一再提及他的“曲折經曆”：我滿月時就離開了那塊大西北的“血地”。
我從小就居住在上海一所曆史悠久的公寓裏。童年時代時常被剝落的粉牆上爬行的光斑所驚起，似乎四周潛伏著難以計數的幽魂。
我在大約十五六歲的時候，又回到了生養我的地方。我當時穿的衣服在班上是最襤褸狼狽的，這可以充分表現出家境是如何的淒涼。我幼小的年紀，挑起了家庭中幾乎所有的生計。
少年時代的艱辛……
突如其來的身世變故使我失去了涉足高峻深遠的靈地探險、遊曆、朝聖的機緣。
憶及自己的前半生，風和日麗的良辰美景甚少。
我無緣探究胡河清的家世，單從這些文字即可看出他的經曆之“苦”及內心之“苦”。“淒涼”、“艱辛”、“變故”之類的字眼表明他對生命之苦實在不堪重負。據胡河清的朋友王海渭回憶，他在1986年已發生過一次精神危機，並留下了“我自殺之誌是因為要還我清淨正身”的遺書。黃河之子胡河清對“死”可以說早已置之度外，隻是或早或晚的問題。他說出“心苦”、“厭世”、“乏生趣”的時候或已注定了三十四歲的生命已不可挽留。
我一再翻檢他留下來的兩本書，試圖發現一些什麼，我知道胡河清絕不是畏懼生活，他隻是因為太熱愛這個世界才決然而去的。兩千多年前屈子投江是出於“懷乎故都”，而活得洋洋得意如鄭袖之徒恰恰是故都的出賣者！真的是好人難活嗎？世俗社會是一個人的前定，誰也無法逃避。有苟活者，有抗爭者；有平庸之徒，亦有不凡之輩。死者已矣，人間世還是要一代代地活，問題是：如何活下去？
胡河清曾就此比較過王國維與錢鍾書：王國維有西方理想主義者正麵慘淡人生的嚴峻性格，卻無其“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抗爭勇氣；又有東方佛學視塵世為悲苦心獄的陰冷，而無其既知善惡如形影之相隨則諸是非於一體的圓滑。誠所謂聰明過頭，自尋煩惱。此王國維之所以終於棄世者故也。
較之於王國維，錢鍾書的“癡氣”似乎要稍少一點。……錢鍾書在對人情的激忿與對宇宙之“悲誌”上均不減於王氏，但幸而他有一種將人生的醜惡、缺憾轉化為審美形象的特殊本領。（胡河清：《錢鍾書論》，《靈地的緬想》，第94～95頁。）
李劼在《胡河清文存》序言裏稱胡河清為“當代文化的共工篇”，並將其與王國維的自沉相提並論，這除了肯定胡河清之死的文化意義外，恐怕還有嗟歎他重蹈王國維死路的深意。胡河清指出了王國維棄世的文化淵源，同時也為自己結束生命埋下了伏筆。胡河清是這片土地上孤獨的嬰兒，他有赤子之心而無護心之鏡，他一再談起“審美”，最終卻沒有擁抱審美的人生。
三
胡河清內蘊深厚、感情摯烈，這一點無論是讀他自己的文章還是友人的回憶都能看到。他作為學者，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忘不了的是一個“情”字。朋友們憶及往事，莫不談起胡河清重感情，他把僅有的兩個杯子分一個與友人，他贈友人以遠遊時拍的風景照，他畫一竹一梅與友人共享，或與友人長談而不知倦……他的人情味每每顯於言行，給人帶來歡樂和遐想。而另一方麵胡河清又爽直尖銳，不惜給人白眼，當麵斥人為“海派”，或在文中明言不喜歡某人某文，真是快人快語不留情麵。胡河清不是不洞悉“世事”，可他還是依然故我，悠哉論文，自在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