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觀胡河清為文，多為闡釋自我，他恣肆汪洋的論述往往超越了持論之文而另創天地。他不是采用學究式的方法進行挖掘，他的評論活脫就是對“本文”的再創造。胡河清如一探險者，不覺中已孤身一人走進一片幽遠和神秘，走入了“緬想的靈地”。這時的胡河清是赫文斯定一般的英雄，我們單看他“在中國西北部天寒地凍的山間長途騎自行車旅行，在零下十多度的冬天打開窗戶睡覺”（胡河清：《〈靈地的緬想〉自序》，第6頁。）這樣的舉動，即表明了胡河清的冒險精神和頑強性格。表現在文風上，胡河清更如金庸筆下的獨行俠，他持筆如劍，既舞出狂草般的美，又在要害處顯身手。胡河清是頗有修為的“匣中劍”。他每每在文字間自鳴心曲，不忘有所寄托，畢竟他是托了文學之夢在夢遊啊！正如《易·係辭》所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觀胡河清之文風氣脈，確乎如此。這時他樂觀積極，不露一點頹象。
胡河清不止一次地表露他的美好心願，證明他骨子裏實在是一個詩人。無論是談到東方文化聖手錢鍾書，還是論及武俠小說高手金庸，他都是以發現美、展示美的角度出發，給人以美的興味。錢鍾書談藝的風度，金庸小說的詩性氛圍，成了胡河清研究的方向，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他受益，這明顯地體現在他的文辭風格上。
胡河清極推重錢鍾書的《談藝錄》和金庸的十四部武俠小說，認為它們是“叩開中國古典藝術文化寶山之門的鑰匙”（胡河清：《中國文化的詩性氛圍》，《胡河清文存》，第199頁。）。
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說：“《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苟六藝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閣置，以待貞元。時日曷喪，清河可矣。”可見《談藝錄》實在是錢鍾書自視甚高之作。他之所謂“麓藏閣置”正如胡河清所持觀點相同：“許多古典文學的大師都是靠‘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而傳世的。”（胡河清：《麵對諾貝爾獎》，《胡河清文存》，第97頁。）胡河清之於錢鍾書，或正為其書之傳人，他的博士論文《真精神與舊途徑——錢鍾書人文世界探幽》正是對錢鍾書所期“時日曷喪，清河可矣”的回報。為此，錢老還以抱病之軀致函河清：“‘刁無錫’稱，大有追寇入其穴之致；整篇亦詼詭多風趣，不同學院式論文。然不才為博士論文題目，得無小題大作，割雞用牛刀乎！惺惺不勝，草此報謝。”（錢鍾書：《致胡河清信》，轉引自《胡河清文存》第178頁。）
胡河清指明了錢鍾書談藝風度的“逸興”與“沉哀”，實在是看出了錢氏的魅力之所在。若非“逸興”，不見其情致；若非“沉哀”，不見其深厚。唯二者融貫，方見真功夫也。
然胡河清雖知其為文而不知其可為人，他自顧追求“逸興”而忘了用“逸興”拂去“沉哀”。胡河清在好多處提到了《周易》睽第三十八，指出了此卦所含的對立統一的詩意特征。就此，錢鍾書亦有論述：“睽有三類：一者體乖而用不合，火在水上是也；二者體不乖而用不合，二女同居是也——此兩者皆睽而不鹹，格爾不貫，貌合實離，無相成之道；三者乖而能合，反而相成，天地事同，男女誌通，其體睽也，而其用則鹹也。”（錢鍾書：《管錐編》，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26頁。）
那麼胡河清屬於哪一類？他也明白“知其雄，守其雌”的微言大義，卻沒有守護好自己的薄弱之處，一任生命走向終極走向靈地。胡河清陰陽二氣乖而不合，竊以為他骨子裏藏著太多的幽怨和悲觀，隻是在文章中極少顯露而已。或許這與魯迅先生當年的處境相同，他一方麵呐喊，一方麵彷徨，他也失望也頹喪，卻於文字間立錚錚鐵骨，以責任和良心對待世人。胡河清不會沒有這種傾向，他文字裏的堅強實乃對古樓裏的苦悶所做的救援和慰藉。他寄興文章，是為逃避心靈的重壓。可這種重壓來自哪裏？是周圍的環境周圍的人嗎？你不能排除大氣候的影響，而最不容忽視的還是胡河清本人。
我曾在1996年寫過這樣一句話：人在最孤獨時自覺地返回內心，觀照自身，他在自己心裏流浪，他在最絕望之際終會找到生存之根。胡河清是生存的智者，他不可能過多地寄希望於外部世界，請求外部力量去救護他，他隻能向自己求援。雖然他有那麼多至誠至愛的朋友，也不能拯救他的心靈。胡河清太看重了生命，太看重了生命中的苦難。苦難使他驕傲，又成其拖累。他想超越痛苦，卻使痛苦成了去也去不掉的“癤”。（胡河清：《馬原論》，《靈地的緬想》，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51頁。），死作為終點消解了個體痛苦延伸的可能。
所以胡河清選擇了死？
可他那麼熱愛生命，熱愛文學：我……願意……做一個中國文學的寂寞守靈人。天似穹廬，籠蓋四野，等到那血色黃昏的時刻，興許我也不得不離開這一片寂寥的方寸靈地。如果真有這一日，我的心情該會多麼惆悵呀。（胡河清：《〈靈地的緬想〉自序》第1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