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到哪裏去。
而在哪裏，才有一條。
平坦、寬闊的跑道。
那些鋪在地下永遠不會起飛的石子。
為什麼要敲得和鳥蛋一樣大小。
——《箜篌引》
在這裏，江非終於以可望而不可及的“飛機”榨出了“我們”的“小”，雖然江非以“我們”這一集體名詞掩蓋了“個我”的感受，但是對他來說，小時候那張“屈辱高貴的臉”才是刻骨銘心的，所以他無時無刻不盼著“發明”一種“新的生活”（《一隻螞蟻上路了》）。正像他在詩中所說，“即使一個粗心大意的人／他也會心存榮登王位的妄想”（《短歌行》），“要幹一場大事”，“活得滿麵春光”（《箜篌引》）才是他的真實想法，而“懷揣山河”、“流浪的國王”才是詩人的自況，“居住在祖國中”，卻“寄宿在平民的屋簷下”，他當然不會滿足於老婆孩子熱炕頭，可是無奈“我的天空死得太早”（《無名氏之歌》），當他無法實現“上山當一個有情有義的土匪，下山搶一個柔情似水的壓寨夫人，生一大堆兒郎，歡度一生的童年理想”（《致辭》，我相信這是江非的肺腑之言），無法“殺掉國王”時，至少也要成為“祖國的荷馬”，至少也要在詩中建功立業，像荷馬那樣“寫一部史詩”：“等我死了／村莊哭歌三日／祖國三年致哀”——或許這便是江非生發“史詩情結”的緣由，在“火把越來越暗越來越暗”（《無名氏之歌》）的時候，他隻能自稱“黑夜讓我雙眼失明”，隻能退而求其次，用詩歌照亮“祖國的前程”。
走在這個世界上多麼不容易啊。
在三個好人中你選出一個英雄。
一個窮人活在路上。
一個刺客死在遠方。
另一個詩人，卻坐在一把。
舊了千年的椅子上。
——《短歌行》
三個好人，其實隻是一個分裂的江非，這個分裂的江非，其實最渴望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如果說“窮人”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原始身份（出身），那麼“刺客”就是與這一身份的徹底決絕，而“詩人”則是對這種命運所做的哈姆雷特式的追問與修正，於是三者的分值也隨之得出：一個活、一個死、一個坐（實為不死不活），究竟是在路上、在遠方還是在椅子上，成了江非最為痛苦的選擇，所以，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策略，將三種身份集於一身，把“身體裏的黑暗、命運、腸胃、骨頭們”和“炸藥、恥辱、淚斑”（《三十歲序》）混合在一起，把肉體與靈魂的對抗統一起來，把分裂的自我揉和成一位孤膽英雄。江非說：“骨頭埋進青山，馬兒留給閃電／這是一個英雄所幹的事。”（《箜篌引》）果然，他又有了一部長詩——《英雄帖》。
對江非來說，《英雄帖》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它一反平時那種簡約清雅的風格，而是采用了一種模仿“無厘頭”口吻的“大話”方式，因此可以當作一件自我顛覆、自我解構的“樣品”，從而看到江非的突破與局限。
從內容上看，可以說《英雄帖》就是一張黑色判決書，它控訴罪犯，揭露罪行，既罵貪官汙吏，也罵為富不仁，既罵背信棄義，也罵行屍走肉，總之把這個時代的陰暗麵翻了個底朝天，極力宣示了一種批判的乃至激怒的情緒。這讓我想到任不寐在《災變論》中提出的“災民理性”（生存恐懼、權力恐懼、敵人意識、力量崇拜和狡猾崇拜、利益崇拜、梁山社群主義和詩性智慧），在這組詩裏幾乎都能找到恰切的例證。因為“滿世界的胃都壞了”，“整個人類淚光閃閃”，江非定然要義憤填膺、疾首蹙額，定然要“瞪著那雙幹旱的眼／瞪著整個世界一雙／冷漠的無情的無恥的眼”，江非不但要拉出這種勢不兩立的架勢，還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殺人喋血、快意恩仇，極盡“英雄”之能事。但是，試問英雄者何？恐怕江非也說不清楚。在《英雄帖》中，我們看到的隻是一種試做英雄的情緒，是麵對社會痼疾、人間不平所做的一種宣泄或發泄，最多也就是出出惡氣，獲取心理上暫時的快感和滿足。雖然詩中那個主訴人一再宣稱“我從來就沒有和你們在這個時代一起生活”，呼告人們“別在平墩湖苟且活下去了”，但是他所做的也就是斃幾個無賴宰幾個潑皮，在夢裏殺掉幾個假想敵，雖然他一再拒絕投降拒絕下跪拒絕“無恥的生活”，要求“人的一生”，但是結果總是“在台前表演／在幕後淪喪”，“在平墩湖繼續種糧／在平墩湖繼續打魚／繼續曬網／繼續佯裝一個無仇無恨的孩子”，“忍氣吞生過著忍氣吞生的日子”，“忍氣吞生寫著忍氣吞生的詩”，然而，“想寫一首好詩／卻找不到它的開頭……想拜幾個把子／浪跡江湖／縱橫春秋／桃花卻已落盡／挑樹卻已砍光”，於是：隻好去買一座山丘；
修幾處寨子；
種幾行果樹；
試著在平墩湖落草為寇；
在平墩湖虛擲光陰；
舉杯澆愁；
可是沒成想；
卻招不來上山的嘍羅；
養不起看門的惡狗；
隻好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隻好自己給自己磕頭；
隻好自己抱著自己；
站在車零馬稀的門口；
隻好在夢裏再開一次小差；
做一回壯士；
進一次班房；
當一回死囚；
可是卻不知道何年舉旗；
何從下手；
何地行刑；
何處斬首；
——《英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