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隻好躺進棺材裏／順水而下，隨波逐流／仿佛乘著一葉時代的扁舟”。“想……，卻……，隻好……”——這就是後現代的英雄語言學，這就是後現代英雄“曖昧的一生”，從一個時代到一個時代，從“不合作”到“與時俱進”，雖然他要流下“一個省份的淚水”，“一個村莊的淚水”，畢竟彙不成八百裏水泊了，在江非充滿誇張的敘述中，除了對現實的反諷，就是無奈的自嘲，除了對現狀的不滿，就是矯情的自戀。在這個沒有英雄的時代，所謂英雄不過是一位大話英雄，從躊躇滿誌牢騷滿腹到自輕自賤口水連篇，這就是後現代阿Q的最終下場。
隻是我要特別申明的是，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英雄帖》所傳布的暴力美學、嗜血傾向，都是值得反省的，那種以暴製暴、以血還血的複仇概念竟然被如此輕佻地示範出來，真是令人不寒而栗。隻要打開這個“帖子”，那些刺激眼球的“猛料”就會把你麻倒。你會發現，這是一部被刀子（十八次）、槍支（七次）、炸藥（五次）、砒霜控製的恐怖片，是塗滿腦漿和血（十餘次）的大屠場，是觸目驚心的死屍之詩（死十九次，屍七次），看到那些提在手裏的人頭，掛在屁股上的人頭，看到那些劈成兩半的腦袋，漏風的腦袋，你又怎能處之泰然？讓我驚訝的是江非對殺戮所持的欣賞玩味的態度：“我一勾扳機／你們的腦袋／瞬間成了一枚漏風的山藥”，“我把刀柄輕輕一扭／你們的脖子裏／隨即噴出了一股腥臭的熱氣”，“把你們的雙肋插上尖刀／腦袋一劈兩半／喀嚓／流著熱血／漾著腦汁”，諸如此類有聲有色且有味的描寫除了渲染一種仇恨、殘戾的“大佬”精神，除了可能激起若幹“憤青”的瞬間狂熱，還能起到什麼作用？如果把“拔刀相向”、“手起刀落”、“一刀殺了你”這類江湖渾話也不加甄別地化為“詩性智慧”，也未免太可怕！因此我才要說，平民與草莽隻有一箭之遙，白道與黑道隻有一念之差，所幸江非寫下的隻是一個反英雄、後英雄，隻是一個氣短的、落敗的、虛構的英雄，試想，如果這樣的英雄氣粗了、得逞了、成精了，豈不更可怕？
通過《英雄帖》，可以看出江非對“人民”生存狀況的焦慮，也可以看出他急於“解決”的責任意識，然而由於江非本身就處在焦慮的中心，所以不但很難擺脫當家做主的世俗觀念，反而越陷越深，把英雄夢做成了一場殺人遊戲。他的“英雄”隻會有破壞，不會有建設，隻會有仇恨，不會有救贖。或許隻有在心裏盛滿大悲憫盛滿大仁愛，他的歌唱才不會失之於“大話”，他的詩與思才可能超越平庸，獲得大徹大悟。
所以我認為，《英雄帖》是悲劇性的，雖然它表麵上有點玩世不恭，有點調侃有點戲謔，可是它確乎帶著詩人的切身感受和真實思考，江非借用英雄之末路反訴了英雄烏托邦之不可能，江非就這樣親手揭穿了自己設下的英雄騙局。在《英雄帖》的結尾，他這樣寫道：“這一天／是一隻螞蟻想好了要離開村莊／它在天亮時分上路了。”不錯，離開是必要的，上路是一定的，哪怕一隻小螞蟻，也要自己辨明方向。
七、花樣民謠
最後要討論的是，在這個非詩的時代，為什麼江非的詩歌能從邊緣走向主流，不但被我這樣的普通讀者所喜愛，而且登上了大雅之堂，被正統詩歌界所認同？簡要分析，或許取決於這樣幾個因素。
首先在於，江非的詩歌應和了現代社會回歸自然、重視“人本”的精神需要。很明顯，從江非那裏，人們可以感受到純正的鄉野氣息，體會到久違的“民間”滋味，獲得心靈的熨帖。正像在通風不暢、空氣凝滯的室內放了一盒清香劑一樣，江非的詩歌能夠疏通你的鼻孔，讓你足不出戶就可以嗅到一些精致的芳香。
因此也就有其次：是因為江非的詩歌寫得明白曉暢，他不說擰話，不繞彎子，要麼具有某種直指人心的禪意，要麼就是有甚說甚，不會讓你撓頭。比如，他的許多短詩都是采取“小敘事”的方式，給你講故事、說“過程”，就要把一件事清清楚楚地告訴你，而不是故意欲言又止，更不故意讓你反胃。所以江非的詩基本是直來直去的，沒有什麼玄奧艱深的卡子或絆子。正因如此，他的詩才會博得了好人緣，取得了老少鹹宜、雅俗共賞的良好功效。
當然，還有比較重要的一點，江非注重詩歌本身的節奏、韻律、樂感，讀來輕鬆上口。江非多次表示，詩歌要回歸詩經時代，詩歌就是“風、雅、頌”，可見他對“古典”、“傳統”的看重。而所謂的古典、傳統，說白了，也就是我們的審美觀念和欣賞習慣，江非正是領會了這一點，才把詩歌寫成了小歌、小令、小曲、小調（許多詩就是直接以“××歌、××曲”命名的，而《滄海雀》、《短歌行》、《箜篌引》等詩題更是直接“複古”），使其既有古風雅韻，又有民歌民謠之率性真純，堪稱“現代樂府”。這就使江非的詩歌不但在內容上撫慰讀者，在思想上通融讀者，也在形式上抓住了讀者。
總之，江非自有他的聰明之處，他懂得把俗事寫得雅致，也懂得把嚴肅弄得通俗，他懂得把民謠翻唱出各種花樣，也懂得把詩歌收拾得清新可人。有了內容、思想、形式的“三貼近”，江非才一路高歌，走出了平墩湖，踏上了“首都北京四通八達、寬闊平坦人民的馬路”（《致辭》）。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江非試圖在他的詩歌中完成從平民到精英的角色轉換，試圖超越“觀察／歌唱——記錄／表現”的“樂府—史詩”模式，從而營造“認知——表達——行動”的自足詩學體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自覺擔當人民（窮人）代言人的時候，在盡情表達“人民在勞動、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動情”，表達“我在想”（《提綱》）的時候，江非又似乎不自覺地偏離了真正的人文精神，露出了若許“民粹”傾向，結果就讓情緒霸占了思想，傾向擠垮了立場，使他的詩歌大地失去了應有的堅實和厚度。再者，由於對史學價值和社會學價值的極端看重，又使江非耽於“現場直播”和“正麵報道”的氛圍中，使他隻顧言說“實況”，反而容易出現一種自障式的失聰狀態，失聰的同時意味著失語，使其隻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絕，不知道到底說了什麼，既無從聽取源自心靈的召喚，也無以麵向內心發問。還有，因為刻意追求歌謠化，為了照顧節奏和韻腳，有時不免出現“湊份子、順口溜”的詞句，雖然口感不錯，卻傷了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