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詩的意象意蘊。正如前文分析的，在他的詩中，確已形成了蔚為壯觀的高原意象群。像春天、草原、大鳥、雪豹、箭鏃、燈盞、黃金等，而石頭、老虎、太陽等意象更是別有興味，可以作為解讀曹有雲的快速簽證。再如，他還把時間、語言、詞語等非實物名詞及海子、昌耀、屈原、荷馬等“詩歌烈士”賦予了意象性，使其更具象，更富內涵。有了這些家當，曹有雲的詩也意蘊充沛，不顯單薄了。不過，如果進一步再看，這眾多的詩歌意象好像多有出處，它們所承載的意蘊也幾為慣例、通識，非高原所獨有，非曹氏所獨創，要麼是舶來品，要麼是仿製品，曹有雲所做的，就是多喊幾聲“玫瑰、玫瑰，我愛你”，或是把“花朵”遞增為“花朵的花朵的花朵”。另外，雖然他的意象足夠豐富，可還是有不少抽象的概念、觀念竄入詩中，詩人總是不經意地為了達“意”而丟了“象”。
最後也許該問一下，在詩的思想地圖上，曹有雲的個人領地有多少？說起來，“思想”應是其強項，他的詩在根本上還是以“思想”見長的，難怪有人會說他的詩就是在表現哲學。正如某些“詩人思想家”那樣，曹有雲也是在時間的接縫裏進行思想操練，用“思”建起了“一個半詩的理智烏托邦”。這烏托邦的迷人之處即“思想”，是為“時間之花”中大美大善者，著實值得詩人標榜和驕傲的。但是，近觀曹有雲的“思想”，有時不是覺得似曾相識，就是覺得勉為其難，我們的悲情詩人好像老要拉出架子繃著臉在那兒做憂愁憂思狀，一下筆就是禮樂崩壞，一開口就是良知淪陷，即使很短的幾句小詩，也要寫得大義凜然，危言聳聽。這“思想”是來自他本能的恐懼或戰栗，還是在為賦哲學強做詩？如果本著這一前提，未免就會以下結論的方式直奔主題，很難用考察的、漸進的方式去深入、去發掘、去呈現，而且注意力會過多地停留在外部世界，很難以內省的目光探問自己。所以，曹有雲的詩主要是對“他”、“他們”粗放式的悲憫，很少對“我”、“自我”進行細膩的拷問。
不必諱言，無論是語言、意象，還是思想元素，曹有雲的詩歌都還處於探索階段，尚未脫離荷爾德林、裏爾克、昌耀等詩歌先驅——尤其是海子——的影子，在他的詩中，會很容易碰到海子式抒情、海子式意象，乃至海子式的詞句，在詩歌技藝和思想深度上，似乎傳承大於創造，借鑒多於揚棄，而且詩人像是過分局限於慣有的思維方式，表現形式和精神狀態也趨於模式化。
說到最後還是請海德格爾來收場吧，他說：“每個偉大的詩人都隻出於一首獨一的詩來作詩。衡量其偉大的標準乃在於：詩人在何種程度上致力於這種獨一性，從而能夠把他的詩意道說純粹地保持在其中。”（［德］海德格爾：《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2004年修訂版，第30頁。）我的心願也正如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曹有雲即在致力於他的“獨一性”，他的詩歌也終會給我們帶來更巨大的驚訝和更厚重的慰藉。
朝向北窗的省思
——讀臧利敏的詩
臧利敏（1971－），著有詩文集《歲月如風》、《想飛》等，現居聊城。本文所引臧利敏詩歌皆見於《我不知道風的方向》，黃河出版社2010年版。）
“水手談風向，／農人談耕牛，／武士談負傷，／牧人談群羊。”語出古羅馬詩人普洛佩提烏斯，轉引自：［法］蒙田：《蒙田散文》（梁宗岱、黃建華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頁。）這是蒙田在他的隨筆中引用的幾句詩，我們也有句俗話——幹什麼吆喝什麼，意思差不多：心無旁騖才能幹好自己分內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本分”——這本分多是借以安身立命的職業、行當，比如當官的，打工的，演戲的，甚至乞討的、行竊的，他們的付出都可以結算成直觀的現實收益。可是對於詩人來說，似乎很難確定一種可供量化的“本分”。按說詩人的本分就是寫詩——然而讀了太多的詩，我們常常覺得，太多的分行文字並未體現詩人的本分，太多的詩人一寫詩就把詩賤價賣掉了。那麼，詩人的分內事該是什麼呢，詩人應該怎麼吆喝呢？
鄭板橋說，“任爾東南西北風”；徐誌摩說，“我不知道／風是在哪個方向吹”；臧利敏則說——“我不知道風的方向”。看起來，詩人們不關心天氣預報，也懶得觀察牆頭草倒向哪邊，他們隻消把風吆喝得風姿綽約也就夠了。這種不管不顧旁若無風的勁頭兒，大概正是詩人的本色。畢竟，詩人不是水手，大可不必在意風向何處吹。所以，我們看到，一旦寫起詩來，原本持重沉穩的臧利敏，竟也會不動聲色地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場場兵不血刃的風暴，她不再掩藏自己，而是毫無保留地道出內心的真相，在“越來越深的虛無”中，“咽下多重的苦”，由此“與命運和解”，獲得晨光普照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