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於苦難中的黑色英雄——莫言簡論
莫言以《透明的紅蘿卜》成名，靠《紅高粱》走紅，因《紅蝗》、《歡樂》、《豐乳肥臀》招來大量口水。待《檀香刑》問世，再獲廣泛讚譽，近年又有《四十一炮》、《生死疲勞》，亦迥然不群……的確，自入夥文學以來，莫言從未安分過，他懷揣野心，一意孤行，不但在“高密東北鄉”自立為王，還瘋狂地拓土畫疆，貪婪地攻城掠地，不斷擴張他的烏有之鄉：他顛覆了一個世界，又重建了一個世界；他讓死去的祖先在高粱地裏複活，又讓不肖的子孫在天堂邊死去；他用恐懼和希望追諡曆史，又把現實醃透、切碎，攪得一片混沌；他用夢境激活了麻木的記憶，以背叛、褻瀆、逃亡的方式皈依了精神的故鄉。
莫言無疑是一位既粗礪又細膩、既狡猾又真實、既土包子又標新立異、既桀驁不馴又謙卑謹慎、既劍拔弩張又撕心裂肺的作家。他的泥沙俱下遭人詬病，他的恣肆汪洋令人妒嫉，他的文字充滿誘惑又歧路重重，行走在莫言的疆土裏，你沒辦法暢行無阻，你必須披荊斬棘，必須頻頻回首，必須在山重水複中殺出一條血路……
一
莫言一再說，沒有苦難、痛苦就沒有文學，他的小說也大多帶有寒氣逼人的悲劇色彩，即便題以“歡樂”、“幽默”，也免不了沉痛、辛酸。因此，在莫言的筆下，總是寫滿了不幸、殘酷、怨毒和死亡，人物的命運總是在種種磨難、煎熬中起起落落，讓你不由得頭皮發麻，脊背發涼，好像心頭也插了一把刀子。莫言正是這樣，把他的苦難敘事推演得攝魂奪魄，從而營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痛苦美學。
莫言早期也寫過一些被孫犁讚以“空靈”的小說，比如《售棉大道》、《民間音樂》、《黑沙灘》等，都充盈著某種人為“詩意”，即便出現一些小摩擦、小風波，也是為了襯托、升華出某種善良或美好。自《透明的紅蘿卜》發表之後，莫言的寫作遽然成熟，他似乎抓到了內心的痛點，將隱藏在自身的能量一下子噴湧出來。雖然他的“紅蘿卜”仍舊散發著絢麗的光芒，整個故事也以意境取勝，但是從黑孩的手被燒紅的鐵鑽子燙得“嗞嗞啦啦”地響，冒出“炒豬肉的味道”，以及菊子姑娘的右眼裏插進一塊白色的石片，“好像從眼睛裏長出一朵銀耳”，這些聲、色、味俱全的細節描寫，已經可以感同身受，體會到那種可以記一輩子的痛。緊接著，在《白狗秋千架》、《枯河》、《爆炸》等小說中，莫言不滿足於寫意的痛苦，進而越過肉體的疼痛，正麵逼視人的命運、生和死。比如，同樣是反觀童年時遭到毒打這一件事，莫言在《透明的紅蘿卜》中給黑孩留了一條生路，讓他鑽進了黃麻地，“像一條魚兒遊進了大海”。但是在《枯河》中，莫言卻把主人公推向了死亡：闖了禍的小虎，先是被書記的翻毛皮鞋踢得直翻斤鬥，後又被父親、哥哥和母親打得半死，最後跳進了冰窟窿。在小說的結尾，莫言寫道：“人們找到他時，他已經死了……他的父母目光呆滯，猶如魚類的眼睛……百姓們麵如荒涼的沙漠，看著他布滿陽光的屁股……好像看著一張明媚的麵孔，好像看著我自己……”小說本是以第三人稱寫小虎（“他”）的慘死，最後一句卻陡然一轉指向了“我自己”，顯然，這個時候作者已無法回避這種結局，他不得不站出來和死者一起體驗那種悲涼的命運。就像約翰·多恩在詩中所寫的：“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因此／不要問喪鍾為誰而鳴，／它就為你而鳴。”（海明威《喪鍾為誰而鳴》卷首引語）莫言沒有期期艾艾顧影自憐，他讓那個布滿陽光的屁股麵對自己，讓自己麵對任何人。也就是說，莫言表麵上是一位冷靜的旁觀者（敘事人），實際卻把自己放進了痛苦的深淵。正因如此，這類帶有自傳性質的苦難敘事便具備了一種介入性的自審意識，沒有流於表麵的憶苦或控訴，也就可以去除隔膜，讓我們看到淋漓的鮮血和傷痕累累的人性。
苦難是一麵鏡子，用它回顧往事，不但可以照出社會、人生的愁容慘相，也可照出“自我”的來路。沿著這一途徑，莫言順理成章地走出狹隘的個人記憶，闖進曆史的荒野中，在那裏開荒撒種，種出了一片神奇的《紅高粱》。通過捕風捉影式的重述曆史，莫言把他的苦難意識與一呼百應的家國之痛相對接，從而獲得了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在這裏，莫言似有一種追根溯源的衝動，他把目光投注到被正史和教科書忽略、遮蔽的鄉野草莽中，將家族血脈上溯至呼嘯山林的“土匪種”身上，因此他的苦難敘事仿若無所謂正統、道德，甚至無關“正義”，那些偷情野合殺人越貨大逆不道之事，全被釀作一壇烈酒，隻消一頓豪飲，何顧死去活來。在小說中，高密東北鄉的高粱酒之所以“香氣馥鬱、飲後有蜂蜜一樣的甘飴回味、醉後不傷大腦細胞”，賴於一種偶然發現的神奇的秘方：“我家的高粱酒之所以獨具特色，是因為我爺爺往酒簍裏撒了一泡尿。”麵對莊嚴、傲慢、刻板而又寡淡的曆史，莫言也像當年的“我爺爺”一樣，用一泡尿改變了它的味道。莫言無稽，他不惜以滑天下之大稽的方式將綁架“曆史”的繩索打開，戰爭、屠殺、血腥、逃亡等等大苦大難皆都後退為輕描淡寫的背景，重要的隻是人物命運的轟轟烈烈，隻是早已堙滅的血性的壯麗噴薄。且看“我奶奶”戴鳳蓮臨死前那段蕩氣回腸的“天問”：“天，什麼叫貞節？什麼叫正道？什麼是善良？什麼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隻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我該做的都做了，該幹的都幹了，我什麼都不怕。”這等蔑視祖宗家法、拋開世俗成見的果敢與決絕，隻能使我等“不肖子孫”汗流浹背。莫言曾不無驕傲地說：“在長期的個人自由受到壓抑之後，《紅高粱》張揚了個性解放的精神——敢說、敢想、敢做。”（莫言：《我為什麼要寫〈紅高粱家族〉》，《小說的氣味》，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第20～21頁。）戴鳳蓮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正因她把苦難種進了高粱地撒入了高粱酒，才擁有了“三十年紅高粱般充實的生活”。雖然莫言表示，他描寫的隻是自己想象中的女性，在三十年代農村的現實生活中，像他描寫的女性可能很少，“我奶奶”也是個幻想中的人物，但是這絲毫不影響“我奶奶”的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