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莫言將生死變難演化成了精彩的狂野傳奇，正像書中豪奢的語氣一樣，《紅高粱》壯懷激烈，欲望湧動，人性張揚，讓我們聽到了鏗鏘有力的心跳，嗅著了腥甜的熱血的味道。可是，我們如何才能抵達那種“人的極境和美的極境”？一旦脫離了“我爺爺、我奶奶”的傳奇語境，“雜種高粱”造成的威脅又可怕地壓來：“我在難以擺脫的羈絆中氣喘籲籲，我為擺脫不了這種痛苦而沉浸到悲哀的絕底。”難道，這就是作為“現代人”的苦難宿命？
我們生活在曆史的煙塵裏。我們呼吸著曆史的飛末生活。我們看到莫言流連在曆史與現實的暗影中，將他的苦難敘事潑灑成一部氣勢磅礴的苦難史，是為《豐乳豐臀》（《大家》雜誌1995年連載，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這部小說從大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寫起，結束於小說寫作時的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這近百年的時間內，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政權更迭，內戰外戰，接二連三的“運動”，再加上防不勝防的天災人禍，其苦其難可謂大矣多矣。在這樣宏闊的曆史背景下，莫言的苦難敘事自然不厭繁複，而他所塑造的受難者，則是一位堪與大地相比的偉大母親（上官魯氏）。就像一部加長加密的女性版《活著》，莫言把這一百年所能產生的千般苦萬般難全都落到這個女人頭上：不但讓她不會走路就成了孤兒，還讓她長大後嫁給了一個沒有生育能力的丈夫；不但讓她受盡家人的虐待、侮辱，還讓她生下九個來路不正的子女；不但讓她死了公公、丈夫，還讓她的八個女兒一一死於非命；不但讓她隻剩下一個兒子，還讓這個兒子是一個永遠離不開乳房的老小孩。在她身上，幾乎容納了作為一個母親應有的全部美德：她生，她養；她奉獻，她寬容；她堅忍，她剛強；她善良，她慈悲……然而若用傳統的婦道、倫常乃至公法來看，她又是不貞的，有罪的：她與姑父亂倫，她遭人強暴，她殺死公婆，她和多個男人野合、通奸，甚至跟一個藍眼睛牧師生下一對孿生姐弟……可是，這些絲毫不會改變她的偉大、聖潔，正因她如此不好歸類，如此難以調和，才讓我們看到了人性／母性的種種可能。“一個”獨一無二的母親形象，倒也應了老子的說法：“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老子》）海子的詩說得更明白：“母親如門／對我輕輕開著。”（海子：《思念前生》，《海子詩全集》，第46頁。）母性是根本，是包容，是永無止盡的大美大愛，最值得讚美亦無需讚美。因此，我們才知道，莫言將母親推入浩瀚無邊的苦難之中，卻正是要讓她曆盡劫波，讓她成為一條豐饒而又堅實的岸。
當然，《豐乳肥臀》中的苦難敘事並不局限於上官魯氏，像她的九個子女，以及她的女兒的子女們，也都分攤著不同的命運。他們被苦難限定，也被苦難改變，他們選擇命運，也被命運選擇，總之，在曆史的洪流中，每一個人都被裹挾，每一個人都被吞噬，似乎永難成為自己。所以，他們像是對母親的襯托和補充，使莫言的苦難敘事更為豐盈持重。
此外，像《檀香刑》所陳列的種種酷刑、《生死疲勞》所涉及的“六道輪回”，更是把莫言的苦難美學推向了極致。如果說曆史／苦難造就了人的命運，那曆史／苦難或許正是人本身。我們看到，“曆史＋苦難”是莫言慣常的敘事模式，這種苦難／曆史要麼表現為一種痛苦的個人記憶，要麼表現為一種沉重的集體／民間記憶，這些想象性、誇張式的“記憶”，一方麵表達了作者對“曆史”的看法，另一方麵又顯示出一種企圖超越曆史的野心。莫言曾說；“我發現一己的曆史既構成宇宙的曆史又淹沒在宇宙的曆史裏。自我的曆史是那樣的相對渺小，又是那樣的相對博大。我不想把自我放在宇宙的背景下，而想把自我放到一個小小的社會圈子裏，使一個個體獲得某種放大的效果，並記錄這種放大的效果，使後人們研究先人們的感情運動軌跡時，獲得一個較為鮮活的標本。”（莫言：《〈神聊〉自序》，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由此可見，在莫言眼中，人／自我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他的小說中，苦難並非賺取讀者眼淚的廉價招牌，也不是故弄深沉的噱頭，而是反觀曆史、洞見人性的一個創口，通過具體而微的傷痕，或可找到慰藉人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