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迷戀“曆史”，亦未忘關注“現實”。實際上，除了《紅高粱家族》、《食草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等擬史、仿史小說外，莫言也寫了不少“貼近”現實甚至逼近現實的作品，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現實主義”作家。且不論《棄嬰》、《師傅越來越幽默》那樣的純寫實之作，單說《球狀閃電》、《模式與原型》、《幽默與趣味》、《十三步》之類帶有魔幻跡象的作品，也都是直與現實對接，表達了他對當下生活的思考及看法。
極具炫技色彩的長篇小說《十三步》（初刊於《文學四季》1988年冬之卷）即取材於現實，寫了一個關在籠子裏的瘋子，非常喜歡吃粉筆末，誰給他粉筆末吃，他便滔滔不絕地講故事；此外，還有一個很惡心的怪人，專在火葬場以死人肉為食。作品對“籠中人”所象征的知識分子的尷尬處境，及其空虛、軟弱、沒臉沒皮的畸形人格，給予了極大嘲諷，同時也對當時的教育界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質疑和批評。莫言曾說，這部小說與當時的中小學教師低下的待遇有關，如果離開那種特定的社會背景，這部小說的意義就大打折扣。再如中篇小說《幽默與趣味》，也寫了一個大學教師，因為處處碰壁，隻能通過變成猴子求得“一種麻醉的安全”。從這類作品可以看出，莫言也有針砭時弊、為弱者代言的想法，時不時地也要“文以載道”一番，或用手術刀，或用匕首、投槍，總之要勇敢地站出來對社會現實發言。
莫言曾說過：“我是一個在饑餓和孤獨中成長的人，我見多了人間的苦難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滿了對人類的同情和對不平等社會的憤怒……”（莫言：《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恐懼與希望》，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在這部作品中，莫言以簡樸的筆調，將其熟悉的親人、鄉親，融會到沸沸揚揚的蒜薹事件中，並將故事的發生地，移植到了他所熟悉的故鄉場景中。雖然小說的寫作帶有明顯的指斥社會弊端、為民請命的功用傾向，但是莫言充分調動了他的切身體驗和真實情感，把人物放在第一位，因此，讀來並不顯得做作。在這個淒慘的故事中，貧困的四叔死於車禍，絕望的金菊懸梁自盡，越獄的高馬飲彈而亡，仗義執言的盲藝人張扣暴屍街頭……乃至懷孕母牛的死，都足以令人心碎落淚。尤其是金菊，活著沒有爭來想要的婚姻，死後屍體又被賣了配陰親，更是讓人欲哭無淚。在小說中，莫言忍不住化身為政治教員，在法庭上慷慨陳詞，不但顯得書生意氣，也與所謂“藝術”背道而馳。可是，當你隻會大罵“蒜薹！都是這倒黴的蒜薹！”時，當你自命不凡、大張旗鼓地關注底層時，當你自顧像埋地雷挖陷阱一樣鼓弄你的象征、隱喻時，莫言赤膊上陣的直白恰恰表明了他的氣度。如今，二十年過去了，這種氣度尤其值得懷念。
在另一部長篇小說《酒國》（湖南文藝出版社1993年首版）中，莫言繼續投身於“混亂”、“腐敗”的現實，他借用偵破小說的外殼，以偵察員丁鉤兒到酒國市暗訪吃“紅燒嬰兒”事件為主線，又讓“作家莫言”直接介入小說，將他與文學愛好者李一鬥的通信及李一鬥揭露吃人事件的小說穿插其間，由此形成了三種文本和三重時空交錯並行的立體效果，在枝節交錯的敘述中，小說中套小說，故事中藏故事，諸如“紅燒嬰兒”、“猿酒”、“肉孩”等等名頭，雖其怪誕不經，分明用心良苦。小說的諷刺性結局是：偵察員丁鉤兒掉到糞池裏淹死，“作家莫言”、李一鬥也拜倒在瓶杯下，成了十足的酒囊飯袋。對“社會黑暗和醜惡現象”的關注或許與那一特定的時期有著某種必然的聯係，特殊情勢造成的難言之隱促使作家追求寫作的難度，所以我們看到，莫言一反《天堂蒜薹之歌》那種“憤怒”的單刀直入，而是拐彎抹角地玩起了“結構的政治”，《酒國》由此成為莫言最具形式感的小說文本。可是，這部小說就是為了玩弄技巧，或者單單為了抨擊一下公款吃喝，露出幾根批判的刺芒？在小說後記中，莫言意猶未盡地說，通過酒場“可發現這個社會的全部奧秘”，中國五千年的曆史，從某種意義上說幾同一部酒的曆史。《酒國》之意不在酒，莫言所說的，或許隻是醉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