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在《生死疲勞》的後半部分，當故事進入到與時俱進的現實，似乎也悄悄荒誕起來。那個“後革命戰士”——或說“革命神經病”洪泰嶽，誓死奉行“將階級鬥爭進行到底”，最終爆響雷管與“無產階級的叛徒、人民的敵人”西門金龍同歸於盡，死時還唱著“英特納雄耐爾……一定要……”此人算是一癡。還有一癡：藍臉的兒子藍開放，隻因龐鳳凰一句話，就把半邊藍臉換了皮，他的癡情贏得了龐的處女之血，卻被告知他所愛的人是自己大伯的女兒，結果，藍開放撕掉了新植的半邊臉皮，開槍自盡，龐鳳凰則誕下一個先天不足的大頭兒“藍千歲”——莫言稱之“世紀嬰兒”。不用說，這兩個“瘋子”、一個病兒，以及從“流丹滿床”的處女，變為血盡而死“身體和臉都是透明的”產婦的龐鳳凰，都有其“荒誕”：“革命”可以把鬼變成人，也可以把人變成鬼；“愛情”可以讓人舍生忘死，也可以令人生不如死；“婊子”可以很輕薄，也可以很處女、很純潔；近親繁殖可以生下畸形兒，也可以生下奇異的“天才”。也許，在種種“荒誕”背後，都隱著種種“真相”，或許，莫言所做的，隻是抽空某些眾口一詞的“現實”。
莫言就是這樣把現實引上了荒誕之路。對於“荒誕”，克爾凱戈爾有過這樣的表述：“荒誕乃是一種衡量某種高於人類的理解和人類的知識的事物的否定尺度。理解荒誕的過程，就應當對它作如是觀——然後將其留給個體，不論這個體是否相信。……此外，相信荒誕的力量是一回事，相信荒誕是另外一回事。”（［丹］克爾凱戈爾：《克爾凱戈爾日記選》（晏可佳、姚蓓琴譯），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頁。）這話說得（也許是翻譯）有些拗口，照我的理解，荒誕如果作為一種表現方式，它可能提供一種反常的視角或看法（未必是否定性的），如果更進一步成為一種現象或結論，那麼，它就是一個黑洞，能夠吞噬人的一切意義和價值。莫言對現實的表現誠然尚欠一定的力度和深度，但是就其表現方式來看，的確為我們標明了一個尺度，他用自己的風中之燭般的火光，照亮著未曾讓人徹底絕望的生活。比如，他給羅小通留下了放空炮的念想，他讓西門鬧在經曆了六道輪回後終於複歸於人……
三
曆史苦難深重，現實甜美虛浮。什麼才是當今真實的存在？怎樣的人才是真實存在的人？似乎，莫言隻把真實給了曆史，而把現實交給了謊言。在涉足曆史時，他一般是自信的、堅定的，哪怕是寫大悲大慟，他也從容淡定，寫出了人類蓬勃的生命力，也寫出了他的立場及理想主義精神。在那種語境中，即使再痛苦再慘烈，他也可以用浪漫的筆法，虛構出壯懷激烈的硬漢、英雄、死士。可是一涉及現實，他就顯得局促起來，下筆便是激憤、牢騷，不然就是戲謔、冷嘲。在這種語境中，他要麼是痛心疾首的諤諤之士，要麼是冷眼看雞蟲的外鄉人，起初他還急於擺出自己的好惡，後來他隻管尋找“腔調”，連續“撤退”，把寫小說當成了“手工活兒”。乍看起來，好像莫言遁入了虛無、絕望的帷幕中，隻是在憑借他的訴說慣性，繼續著“泥沙俱下”的話語狂歡。可是，在莫言的作品中，總還是有一條清晰的地平線，總還有人將糧食埋進土裏，無論他怎樣隱身藏形，仍也閃露出一種荷戟獨行的先鋒精神。
當代中國作家中，莫言大概是極稀有的將“先鋒”鑄進骨頭裏的人。自《紅高粱家族》而來的“那股子英雄豪傑加流氓的氣魄，那股子向經典文本挑戰的勇氣”（莫言：《人老了，書還年輕》，《北京下午秋天的我》，海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442頁。），並未因歲月的流失離他而去，隻不過那所謂的“流氓氣”漸漸修煉成了“老百姓氣”而已。不管是寫作時作為皇帝的莫言，還是作為老百姓寫作的莫言，始終放不下的是他的“英雄情結”，在相當程度上，這種英雄情結成了他的一個重要支撐點，使其得以決然獨立，不為死生憂患所動，由此，他才不會被絕望吞沒，才會在作品中盛滿超越生死大限的慈悲。
“在今天，我們看不見英雄。我們甚至愧於使用這一字眼。”（［德］卡爾·雅斯貝斯：《時代的精神狀況》（王德峰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頁。）雅斯貝斯這句話說於1930年，他的“今天”早已成為我們的曆史，可是我們的今天已然比曆史更為溫吞，所以，雅斯貝斯的說法並不過時：“對於當代人，可能有的真正的英雄主義是在並不引人注意的活動中表現出來的，是在那種並不帶來聲譽的工作中表現出來的。……他不會受到誘惑去做那眾人都能做並且一切人都會讚成的事情。他也不會被抵抗和反對所幹擾。他以堅定的步伐走著他自己選擇的道路。這是一條孤獨的路，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害怕誹謗、害怕氣勢洶洶的反對而去做取悅於眾人的事。極少有人能夠既不執拗又不軟弱地去依自己的意願行事，極少有人能夠對時下的種種謬見置若罔聞，極少有人能夠在一旦決心形成之後即無倦無悔地堅持下去。”（《時代的精神狀況》，第137頁。）觀莫言小說，卻常可與這樣的人物相遇，像《紅高粱家族》中的“我爺爺”、“我奶奶”、羅漢爺，《天堂蒜薹之歌》中的盲藝人張扣，《豐乳肥臀》中的母親上官魯氏和她的女兒們，《檀香刑》中的孫丙、孫眉娘，《四十一炮》中的父親羅通等等，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當之無愧的“英雄”，盡管他們身上未免有些土匪氣、流氓氣、江湖氣甚至鬼氣、窩囊氣。可見，莫言並未刻意塑造所謂“高大全”式的完美人物，而是著意尋找隱藏在普通人身上的人味、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