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有意無意把“黑色的人”當成了英雄的基本特征。黑色成了一種標記，瘦也成了一種象征。再看這個人；“下巴揚起，眼睛望著青天，黑瘦的臉龐上蒙著一層悲壯的神色。”他是在《檀香刑》中匆匆現身的譚嗣同，他的頭被砍掉了，還高聲吟誦了一首七言絕句，那無頭的身體竟跑到監刑官麵前，扇了他一個耳光。這也是一個“黑瘦”的人，他的頭顱、身軀，分明就是宴之敖者的正宗嫡傳。《豐乳肥臀》中也有一個人：“麵孔如鐵，又涼又硬，嚴肅得要死，沒有一絲絲油滑膚淺”——這是在戲台上扮演自己的抗日英雄司馬庫，為了教訓日本人，他帶人摧毀了大鐵橋。似乎，他身上也帶著那個黑色人的影子，隻是他生得強壯，身材高大，銅色的長臉堅硬無比，腮上有一紅痣。顯然，這是一個摻有雜色的“黑色人”。再往後，他又成了“混世魔王”、“人民公敵”，被處決在河堤上。受審時，人們看到：“這個被剃成光頭的高個子中年人，兩隻淒涼的大眼裏沒有一絲絲凶氣。他的樣子顯得樸實而憨厚……”在司馬庫身上，似乎現出了黑色人的另一麵，“黑孩”也可以變得如此複雜。
在《生死疲勞》中，“黑孩”變成“藍臉”。一個棄兒，無名無姓，但他有一個顯著的標誌：左臉上有巴掌大的一塊藍痣。他先是瘦弱的，土改後長成了魁梧的壯漢。但是因為他誓死不肯“入社”，一直堅持單幹，他極端孤立，眾叛親離，變得“藍臉泛青，瘦骨嶙峋，仿佛一隻拔光了羽毛的公雞，全身散著臭氣”，他被批鬥、遊街，幾乎成了“啞巴、呆瓜”，四十多歲就滿頭白發，“頭發本來就硬，變白後更硬，一根根直豎著，像刺蝟的毛”，可他依舊死不改悔。哪怕他的臉上被養子塗滿了紅色油漆，他還是破口大罵，那紅漆就流進他的嘴裏，把牙也染紅了。那樣子，實在可怕，“那兩隻眼睛，變成了兩個黑洞”。這是一場顏色之戰，藍臉還是藍臉。那一畝六分土地，仍舊是他的。若幹年後，他的身影“又高又瘦”，“半邊藍臉在暮色中宛若青銅”，他的臉是藍色的，胡子也是藍色的，淚水也是藍色的，月光也是藍色的。這純粹的藍色讓我們發現，“黑孩”也可以變得如此純粹。
從《透明的紅蘿卜》到《生死疲勞》，從“黑孩”到“藍臉”，莫言的“黑色英雄”似乎經曆了一個從“無名”歸於“無名”的過程。如果想得玄一點，可以借用老子一句話：“無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老子》）在這兩個無名之人身上，或正寄寓著人間正道。雅斯貝斯說：“無名者是無詞的、未經證實的和不嚴格確定的。……它好像一束火焰，可以點亮這個世界，也可能隻是一堆在一個焚毀了的世界中幸存的餘燼，保存著可能重新燃起的火種，或者，也可能最終返回它的本源。”（《時代的精神狀況》，第136頁。）莫言筆下眾多的黑衣人正是這樣的無名者，無論燃燒或被燃燒，他們都帶著一種“黑得發亮的精神”——“冷得發燙，熱得像冰的精神”，他們表麵笨拙、粗礪、古怪，卻能夠“視生死如無物，處劇變而不驚”，成為莫言作品中最決絕的英雄。
莫言，亦因此置身於苦難和陽光之間，他點亮了過去，也溫暖了未來。
關於莫言，好像有很多諸如民間、傳統、中國精神、中國經驗之類的大詞可以開發，我卻一葉障目，隻看到了他的“小”：在我看來，將偉大的長篇小說比作鯨魚，追求“莊嚴氣象”的莫言，其不落凡俗之處正在於，他善用赤子之心，常作赤子之想，他能像小孩子一樣任性使氣，寫出的文字自然全無負擔，灑得很開，沒有那麼多的條條框框和清規戒律。所以他常以兒童視角講故事，常憑直覺、個人體驗寫小說，能將一個小小的意象生發得洋洋灑灑，演繹得激情泛濫。因此，我們看到，雖然莫言的寫作姿態是弱勢的，但是他的表現方式則是強勢的，他的小說有一種很明顯的主觀性：他始終都沒放棄夢想，他的小說美學就是追逐夢境。這樣，他才會在苦難、荒誕的生活中站起來，和他的黑色精靈一起，找到他的故鄉。
承受與掙紮——餘華小說論
餘華初期的小說單看題目就有點觸目驚心，他像是在著意用偶然、錯誤、劫數、刑罰、戰栗、台風、鮮血、死亡之類的字眼先聲奪人，也給閱讀者一個心理準備，不至於被文中隨處可見的意外、暴力、血腥和詭異嚇著了。即便如此，閱讀的過程仍讓人不寒而栗，雖然餘華也刻意在小說題目中鑲嵌了現實、世事、往事、事件、愛情、夏季、故事、曆史之類的字眼，甚至用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十八歲這樣的確切限定來表明他寫的就是真實生活，可那種真實還是模糊了些，它們更像一篇篇費盡心機的成人童話，餘華苦心經營的先鋒性反倒削弱了作品應有的持重，他用肥碩豐美的藻飾淹沒了樸實硬朗的骨。
《在細雨中呼喊》是一個過渡，作為餘華的第一部長篇，這部小說無疑耗費了作者不少心力，在敘事方式和語言風格上，都有一種勉力為之的傾向，這位素來熱衷於借“虛偽的形式”來破壞常理、“接近真實”的寫作者，像是結束了“背離了現狀世界”精神之旅，重又返回到他所抵牾的“就事論事的寫作狀態”中。接下來的兩部長篇小說《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更是徹頭徹尾“對事實框架的模仿”（餘華：《虛偽的作品》，《餘華作品集》第2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頁。），我們看到的，不再是虛妄、荒誕的內容和錯位、並置的結構，而是兩個平實的故事，它的文本時序和故事時序是一致的，它和傳統小說沒什麼兩樣，它讓讀者（尤其是中國讀者）更容易接受。餘華本人也說：“作者不再是一位敘述上的侵略者，而是一位聆聽者。他努力這樣去做，在敘述的時候，他試圖取消自己的作者身份，他覺得自己應該是一位讀者。”（餘華：《〈許三觀賣血記〉中文版自序》，海南出版公司1998年版。）餘華由此返璞歸真了，但他的故事並不是想象力貧乏的“事實”，相反，它更顯示了作者善於捕捉“真實”的實力。“一部真正的小說應該無處不洋溢著象征”（餘華：《虛偽的作品》，《餘華作品集》第2卷，第288頁。）——餘華一直在用他的作品證實這句話，那些庸常的態勢到底掩蓋、預示了什麼？且試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