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向死而生
被餘華尊為宗師的川端康成在《禽獸》的結尾，寫到一位母親凝視死去的女兒的感受：“死去的女兒的臉生平第一次化妝，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餘華也在最初的閱讀中感受到了死的力量，“生在死後出現”，“沒有生死之隔”（餘華：《溫暖與百感交集的旅程》，《讀書》1999年第7期，第42～43頁。），似乎就是這樣的觀念，促使餘華那麼迷戀“死”，他希圖自己的敘述出現生與死的和聲，也因之大肆渲染著他的死亡奇觀。
餘華早先有一中篇，名為《現實一種》，該小說不露聲色地述說了一場生命大滅絕，那些嗜血者當是死有餘辜：哥哥四歲的兒子，把弟弟的兒子“謀殺”了；憤怒的弟弟一腳踢去，侄兒當場斃命；接下來的複仇更是匪夷所思，哥哥把弟弟綁在樹上，讓一隻小狗不停地舔舐他的腳心，弟弟奇癢難支，終於在狂笑中死去；哥哥出逃不久即落網槍決。死如遊戲，一個個人物都像在饒有興趣地玩味它，毫無怯意。值得一提的還有那位老太太，她的死亡純屬自然死亡：死來臨的時候，她“感到一種異樣的興奮，她甚至能夠感到那種興奮如何在體內流動。而同時她又感到自己的身體正在局部地死去”。死從腳趾往上爬升至腿上，過了腹部，死亡“就像潮水一樣湧過了腰際”，之後就肆無忌憚地蔓延開來，她感到雙手離她遠去了，腦袋仿佛被一條小狗一口一口咬去，最後，心髒像是爬來無數螞蟻，癢滋滋的，這時她看到無數光芒，“她不禁微微一笑”——這就是餘華筆下的死，赴死者何其從容，震驚的倒是字斟句酌的讀者。
一切都讓人難以置信，餘華偏偏稱之為“現實一種”，他正是以回避的方式揭示了一種人們早已熟視無睹或視而不見的現實。從小兒到老人，誰是殺人者誰是被殺者？不妨模糊了種種緣由，人隻是一一就死，死本來就是必然結局，它是矛盾的起點也是矛盾的終點，麵對死，誰能成為例外？
揣著這種疑竇去讀《在細雨中呼喊》，小說一開篇就講述了這位六歲男孩對死的印象，他看到死去的人看上去像是睡著的——“原來死去就是睡著了。”可男孩也因此陷入恐懼之中，他懼怕黑夜，不敢入睡，他害怕“一旦睡著了就永遠不再醒來”。餘華還饒有興致地細述了祖父之“死”：老人家對死的態度一開始就很明朗，可過於漫長的彌留過程卻讓他內心不安，“一直沒死的事實使他感到焦慮和憂心忡忡”。當死終於兌現時，“我”父親——死者的兒子，如釋重負地笑了，連聲說“總算死了，總算死了”。那時已十三歲的“我”——死者的孫子，對於“祖父如願以償地死去”這件事，並沒有“失去了一個活生生的人這樣的感受”，隻是“當時的心情十分古怪，說不準是悲哀，還是不安”。祖孫三代，無論死的承受者，還是死的接受者，都是那麼輕漠，像是對待生活中偶爾發生一件隨隨便便的小事。
餘華的小說幾乎無不涉及死亡，死亡與人同在，簡直如影隨形，他在用死亡昭示人求生的本能？循著這樣的邏輯，發展到《活著》達到了極致。題為《活著》的小說，敘述的卻是十個人的死：爹、娘、兒子、妻子、女兒、女婿、外孫以及戰友老全、冤家龍二、縣長（亦為戰友）春生先後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故事主人公徐福貴則以送別的姿態活著。在目睹和耳聞的死亡中，活著竟變得悲壯起來了。尤其是那樣一個人，由富貴跌入貧窮，美滿跌入不幸，能在厄運後不絕望，確也讓人噫嘻，正因為有死，活著才顯得難能可貴，似乎活著就是為了活著，活著成了唯一的目的和理由。
徐福貴的一生如果說有福有貴，也可視為“宿業”——若非祖上陰德，使他因短暫的榮華富貴而終生困苦，命運豈不是要改寫成另外的樣式？錢財像是罪魁禍首，它背叛了它的老爺（福貴的爹），拋棄了它的少爺（徐福貴），又撥弄了它的新主子（龍二）。比較而言，徐福貴還是因禍得福了，不管怎麼說，他還有一條命；他爹在家業易手後虛空而死；龍二贏了錢，沒當幾天老爺就被鎮壓了。徐福貴就這般因福賈禍，又因禍得福，著實值得慶幸，可天地不仁、禍福無常的寓言才隻是剛剛開始，後麵還有更多的不幸等著他呢：父母死了，他還有妻子兒女；兒女死了，還有一個外孫相依為命；外孫死了，他又買來一頭老牛，並以自己和家人的名字呼喚著它。徐福貴一直活著，原因何在，結果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