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這位浪蕩公子是不是一開始就來到了死的邊緣：徐福貴迷迷糊糊地走出賭場，有一陣子竟然忘了自己輸光家產的事，看到那條回家的小路，“我又害怕了，我想接下去應該怎麼辦呢？我在那條路上走了幾步，走不動了，看看四周都看不到人影，我想拿根褲帶吊死算啦。這麼想著我又走動起來，走過了一棵榆樹，我隻是看它一眼，根本就沒打算去解褲帶。其實我不想死，隻是找個法子與自己賭氣。我想著那一屁股債又不會和我一起吊死，就對自己說：‘算了，別死啦。’這債是要我爹去還了，一想到爹，我心裏一陣發麻，這下他還不把我給揍死？我邊走邊想，怎麼想都是死路一條了，還是回家去吧。被我爹揍死，總比在外麵像野狗一樣吊死強”。這時候，死還沒有進入徐福貴的視線，可他在最絕望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死，生命／金錢在這兒碰撞了，孰重孰輕？人在最無望時，往往都用選擇死作為有效的逃避方法，徐福貴在潛意識中已有了一種罪孽感，死不足惜，他抱著必死的念頭去承受懲罰。要緊的是，福貴的父親隻說了句“報應”，震怒一番，就平靜地替他還上了賭債；他沒有把兒子打死，自己反倒死在糞缸旁（餘華一再寫到福貴父親蹲在缸上大便的情景，最後的死似有象征意義：一方麵，他排空了體內穢物，死得幹淨；另一方麵，他在糞缸旁喪命，又死得齷齪。內在與外在的衝突可見一斑。）。徐福貴的罪孽感因此更重，父親死在自己手裏，家人也要跟著“受活罪”，一切都是他這個“孽子”造成的。他還能有什麼奢想，對他來說，隻要活著，活著就是福、就是貴。正因此，他才會堅持著，承受著，活下來？因為與死亡相伴，他才得以生存？餘華曾說，《活著》是“寫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對世界的樂觀態度”，寫作此書的過程讓他明白“人是為活著本身而活著的，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著”（餘華：《〈活著〉前言》，《餘華作品集》第2卷，第293頁。）。說來也是，他的確道出了某種真實，可這樣的真實又意味著什麼？
平等：血的代價
餘華對血的鍾情由來已久，早在那篇徑以《鮮血梅花》命名的小說中，他就興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劍沾滿鮮血，隻須輕輕一揮，鮮血便如梅花般飄離劍身。隻留一滴永久盤踞劍上，狀若一朵袖珍梅花。”餘華曾多次提到卡夫卡的《鄉村醫生》：醫生看到病人潰爛傷口裏“不時出現凝結的血塊”，像一朵玫瑰紅色的鮮花。餘華曾說自己繼承了卡夫卡的某種傳統，從這裏也不難看出些許淵源，同川端帶來的感覺一樣，生能在死後重現，花朵能長在潰爛的傷口上，那麼美和醜、善與惡也就沒有分別，“一切事物都以平等的方式相處”（餘華：《溫暖與百感交集的旅程》，《讀書》1999年。
上至《史記·刺客列傳》，下迄魯迅名篇《藥》，血莫不與道義、氣節聯係在一起，它是英勇或慘烈。餘華筆下的血已無關宏旨，他所描繪的血無疑含混著另外的意義。在《活著》裏，福貴的一對兒女，兒子的血救活了縣長太太，自己卻因抽血過量而死；女兒在文革高潮中住院產下一子，自己又因護理不當血崩而死。一生一死，都在血光中閃現，餘華就這樣闡明他所聲稱的平等？沿著他營造的這種生死局，至《許三觀賣血記》，血的意象更加恣意充盈，餘華把血寫得那麼蒼白，又那麼炫目，血的梅花終於被他極盡所能地揮灑開來。
與《活著》相比，《許三觀賣血記》的調子無疑輕快了許多，餘華也說“它是一首很長的民歌”，可這樣的民歌浸染了太多的鮮血，誰能把它字正腔圓地唱完？主人公許三觀一生十餘次賣血。他最初賣血尚無明確目的，甚至帶有幾分好奇，連如何安排賣血所得也費了一番躊躇，最後，他才突然想到要娶女人了——賣血掙來的錢“總算花對了地方”。可鮮血並沒給許三觀帶來多少福分，它更像一個西西弗神話，許三觀的一生不得不一再賣血、賣血、賣血，血成了他活命的本錢，又成為他喪命的隱患。發人深思的是，當許三觀老了，生活已經像他的身體一樣好了，因為“很想吃一盤炒豬肝，很想喝一碗黃酒”——這是以前賣血之後奢侈的補品——許三觀就又一次想到了賣血，賣血似乎已是他的本能。
許三觀以賣血促成的婚姻，當是他不斷賣血的禍根：妻子的貞操讓他一直不能釋然，大兒子的來曆更讓他蒙羞，他耿耿於懷的還是妻子的處女之血，他無法容忍的還是兒子與自己毫無血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