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華受美國民歌《老黑奴》打動而寫《活著》。“老黑奴經曆了一生的苦難，家人都先他而去，而他卻依然友好地對待世界，沒有一句抱怨的話。”（餘華：《〈活著〉前言》，《餘華作品集》第2卷，第292頁。）與之相似，徐福貴到頭來也能認命——“可壽命長”，這就是“好”？活著就是為了活著——活著的全部意義濃縮於此？美國神學家保羅·蒂希用“終極關懷”這個詞指稱人企求擺脫與生俱來的有限性，渴望最終“獲救”而做出的理智奉獻或委身。（參見：劉再複、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頁。）人之所以追求獲救，實際上就是自己賦予自己一種生存的意義，從而走出生存的困境。活著是前提，怎麼活才是症結所在。福貴“承受”了生命之重，為何總不能苦盡甘來？在實際的曆史進程中，他是不是隻是一個典型的例外？魯迅《碑碣文》中有“抉心自食”的說法，那樣的人雖“胸腹俱破，中無心肝。而臉上卻不顯哀樂之狀”（魯迅：《野草·碑碣文》，《魯迅全集》第2卷，第202頁。）。福貴何嚐不是如此，他在被動地承受之後，把自己本人也典押給了命運。他的一生不是沒有突變的契機，全被無端放過，“承受”演變為他的本性。福貴隻是被動地活著，所謂的樂觀也是盲目的。許三觀何嚐不是，他掙紮著，逢危遇難無不以賣血了事，讀者不禁要問，除了血，他就沒有別的選擇了嗎？難道像他這樣的人，都要這樣掙紮？
對自己無限的寬容失去了自我，如徐福貴。對他人虛偽的寬容同樣使自我卑微，如許三觀。
與西西弗和吉姆佩爾相比，福貴和三觀他們缺少了什麼？“西西弗是個荒謬的英雄。”加繆認為，西西弗“藐視神明，仇恨死亡，對生活充滿激情，這必然使他受到難以用言語盡述的非人的折磨：他以自己的整個身心致力於一種沒有效果的事業”（［法］加繆：《西西弗的神話》（杜小真譯），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41～142頁。）。對這樣的悲慘境地，西西弗是完全有意識的，可“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識同時也就造就了他的勝利”（《西西弗的神話》，第143頁。）。同樣，索福克勒斯筆下的俄狄浦斯在悲劇之後能發出這樣震動人心的聲音：“盡管曆盡艱難困苦，但我年愈不惑，我的靈魂深邃而偉大，因而我認為我是幸福的。”（《西西弗的神話》，第144頁。）而辛格筆下的傻瓜吉姆佩爾，也會在衰老的時候說出催人淚下的話：“當死神來臨時，我會高高興興地去。不管那裏會是什麼地方，都會是真實的，沒有紛擾，沒有嘲笑，沒有欺詐。讚美上帝：在那裏，即使是吉姆佩爾，也不會受騙。”（［美］艾薩克·B·辛格：《傻瓜吉姆佩爾》（劉興安、張鏡譯），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1年版，第28頁。）餘華據此聯想到一個《聖經》故事：門徒問耶穌，天國裏誰是最強大的，耶穌叫來了一個男孩，告訴門徒，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新約·馬太福音》）餘華得出的結論是：“有時候最軟弱的也會是最強大的。”（餘華：《溫暖與百感交集的旅程》，《讀書》1999年第7期，第42～43頁。）他的兩部小說似乎也在試圖彰顯一種麵向世界的大氣，可與上述作品比較起來，還是小氣了點。
且不必說徐福貴的內心是否幸福，許三觀的內心是否平衡，也不必說他們屬意的平常和平等到底是何種內涵，無論承受與掙紮，他們都隻是命運的俘虜，命運不屬於他們，他們既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痛苦，也沒有意識到自身的偉大，他們不過是“活著”，這樣的生命何談幸福？缺乏悲劇意識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悲劇！這樣的平常和平等毋寧說是庸碌和低微，他們的自足意識不時露出阿Q的本相，也依稀映照出當今世人相似的麵目——古往今來，哪一個是自己生活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