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現實·真實——偽現實主義批判之一
引言：誰剽竊了誰？
先從一場小誤會說起。大約三年前（2005年）的春天，天涯社區出現一個帖子：《李銳剽竊劉繼明嗎？！》，宣稱李的《扁擔》（首發於《天涯》2005年多有雷同，疑有“剽竊”之嫌。
此言一出，引來一陣不小的騷動。
很快又有人指出：這兩部小說應該都是根據前兩年的一個新聞寫的。緊接著，李銳發帖證實了這一點：“《扁擔》的故事梗概並非是我虛構的……這件事曾經在媒體上廣為流傳，我是在中央電視台的節目中看到這個故事的。”
劉繼明在答記者問時也承認：“的確如他（李銳）說的那樣，這兩篇小說都是根據一則新聞創作的，不存在所謂剽竊的問題。”
原來，造成這場所謂“剽竊”事故的原因隻是題材的不慎“撞車”而已。如果非要以“剽竊”論，那麼，兩位作家也僅是不約而同慧眼獨具地剽竊了“生活”。
一場以“剽竊”為噱頭的口水之爭就此匆匆結束。
始料不及的是，當年導致李、劉不幸撞車的“非虛構”、“新聞創作”，如今已然大行其道。在底層關懷、打工文學、主旋律寫作等各種炫目的標識下，作家們似乎十分樂於充當記者的記者，將時事新聞直接運用到文學作品中，好像根據一種“事實”，就能表現出一種“現實”，某些作品更是刻意貼著“真實”的標簽，上演著一部部俗事演義、長篇小品，或創意寫真集，非要讓你相信它出身好，來路正，有質量保證，絕非胡編亂造的“三無”產品。可是，統觀一下這些“3TJ”牌回鍋肉，就會發現，越是強調原材料的真實可靠，這些反而越流於粗製濫造，貼近實際的結果是隔膜了實際，貼近生活的結果是遊離了生活，貼近人民的結果是歪曲了人民，在這樣一種狀態下進行的文學操作，也越來越遠離了文學。
實際·紀實·虛假的事實
引發李、劉小說“剽竊”嫌疑的那樁新聞／事實，由於媒體的反複報道，實已廣為人知。隨著記者多方位、多角度的調查、跟進，人們不僅可以了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可以透過攝像機的鏡頭，親眼目睹當事人的真實麵貌，親耳聽到他的陳述，他的一個眼神、一聲哽咽或者一時沉默，都可能讓人大為觸動，讓人心係真相，流露真情。在這種前提下讀小說，顯然沒辦法讓感情降至零度，同時也必定會有所比較：如果作品僅是變相的新聞報道，甚或還不如新聞報道有深度，這樣的“文學”還有沒有產生的必要？
也是在那場爭執中，李銳鄭重指出：“以真實的事情為材料，或者因為一個報道的激發而寫出一篇小說，甚至同樣的一個題材被不同作家反複運用來寫作，這不是我發明的，也並非自今日始。”
不錯，社會新聞不是不可用於創作，像列夫·托爾斯泰的《複活》、司湯達的《紅與黑》、海明威《老人與海》，都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它們又無不超越了“事實”，擁有了自足的強磁場。故而，問題的關鍵不是材料的取向，而是在如今這個高度信息化的時代裏，如何使已經過度新聞化甚至娛樂化的“共享資源”進入文學，如何將其充分文學化？
對於《扁擔》，李銳曾有如下說法：“一個進城打工的農民受傷後被老板拋棄，最後自己千辛萬苦爬回了老家。……因為故事大家都已經知道，所以，我的《扁擔》要寫的不是一個傷殘的農民工如何回家的，我要寫的是一個人的死而複生，要寫的是一個人自己為自己的‘創世紀’。”
“死而複生——創世紀”，這是何等神聖的事業？但是，待讀過《扁擔》之後，卻發現作者不外是繞著“事實”拉磨，隻將主人公的爬行工具置換成“扁擔”，以向其所謂的“農具係列”靠近，而其所辯稱的宏大主題，不過是白日裏癡夢，高天上流雲。至於劉繼明的《回家的路究竟有多遠》，除了把故事的結局改造得更加荒誕（主人公坐錯了火車，又返回了事發地），更是對事實的重筆“臨摹”，作者所做的，無非是借助於化而已。結果，我們看到的不過是兩場精心策劃的模仿秀，它們假姓托名，把本來的真實矯飾得造作虛假；它們弄真成假，把生活的“事實”塗抹得麵目全非，讓人很難忘卻真假之辨，融入其中。
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越是言之鑿鑿越是無法觸動我們的心靈？為什麼越是眾口一詞越是讓我們覺得其中有詐？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創作臻至化境，沒有人不希望自己的作品獨一無二，既不模仿別人，別人也模仿不了。然而，當下的文學創作卻難讓人稱道。對“事實”的迷戀似乎讓作家忘記了他們的職能是“虛構”，單純的“記錄”姿態似乎讓他們忘記了自己是作家，他們懶得去接觸、思考生活，也懶得去想象、重構生活，生活讓記者去體驗，功課讓記者去做，記錄也讓記者代筆，好像記者都是傻嗬嗬的小書僮，作家先生們隻要蹲在書齋裏，扒拉一點二手的新聞材料，就可以湊成一堆漂亮的“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