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抱怨中國文學偏擅鄉村敘事，寫來寫去的大都是“村裏的事”。沒辦法，我們本就在村裏生活，不寫“村裏的事”寫什麼呢？而今建設新農村、關注底層、為弱者立言又分外時髦起來，作家們更是當仁不讓，村裏的事、農民的事愈發層出不窮，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又一份完美答卷。然而這樣的答卷見多了，我們對農村的印象反倒越來越模糊，對農民的認識反倒越來越遲鈍，對“底層”的理解反倒越來越悲涼，越是那些很鄉土很底層的小說，越是覺得雲霧重重，晦暝莫測。讀著那些“村裏的事”，禁不住誠惶誠恐：這是“村裏”的事？是哪門子村裏的事？我們看到的隻是文字的鄉村，隻是文字的底層，它們所貼近的“現實”，並不是活生生的現實，而是一種想當然的現實——虛偽的現實。
以某些標稱“新鄉土”、“新現實主義”的小說為例，我們看到的鏡像不外乎兩種：一是把貧窮落後等同於“苦難”，把辛酸無奈等同於“悲憫”，是為苦難悲憫；一是用滑稽戲謔替代幸福甜美，用皆大歡喜表示積極向上，是為嬉笑溫情。悲天憫人派帶領大家脫貧致富，樂觀瀟灑派領著大家說群口相聲，或是逼你哭，或是逗你玩，所謂“底層敘事”耍的就是這麼兩板斧。如果說前者還算得上觸及到了“現實”，像遲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遲子建：《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首發於《鍾山》2005年第3期。），盡管也用冰櫃裝殮了一具死屍，至少那也是為了痛陳一種凝滯的死難，表達一種推己及人的悲哀；那麼，後者幹脆就是殺豬匠跳大神，隻顧閉著眼睛揮刀亂舞，全然不管砍到的是人是鬼——這一點以劉震雲做得最為瘋狂，“農民工”隻是一塊金字招牌，它名義上屬於劉躍進，所有權卻屬於劉震雲，所以，劉作家可以用它做砧板，也可以拿它當法器，“我”是劉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什麼事，隻要好玩，逗樂，有利於“劉氏幽默”，怎麼著都好說。由是，這世上出了一部奇書——《我是劉躍進》（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我們也看到“農民工”劉躍進穿梭於黑道白道之間，穿梭於騙局與黑幕之間，也穿梭於煽情與矯情之間，就像泥鰍廝混在爛泥裏，消弭了它的本來麵目——其實它就沒什麼“本來麵目”。
《我是劉躍進》之所以評為2007年度最佳小說，不是因為它寫了農民工，而是因為它“以說書人的方式說賊的故事”，劉震雲在獲獎感言中也說：“這次主流評論家的再次肯定對我是件大事，他們是真的看懂了。”作家寫的是賊故事，“主流評論家”一致看好的也是賊故事，你偏要往農民工身上扯，可見是真沒看懂。所以，農民工劉躍進隻是說書人劉震雲借以插科打諢的癢癢撓，不管你癢不癢，隨時都可以撓你兩下。因此，會看的評論家看到了“羊吃狼的故事”，會為“劉震雲式的幽默”“轉念一想”再“撲哧”一笑；不會看的評論家則認為作者與他寫的生活隔膜了“不是一層，而是至少三層”——“他基本上是通過隨意的想象來編造故事，通過強化娛樂要素來吸引讀者。”（李建軍：《長篇製作：拔根狀態下的危險遊戲》，《中國青年報》2008年1月8日。）說這番話的是李建軍，很不幸，我也讚同他的見解，屬於沒看懂、沒被要素吸引的讀者。我要在爛泥裏尋找劉躍進，卻不知劉震雲隻是在講一個“擰巴了”的故事，他不在乎這故事是村裏的事還是城裏的事，他要的隻是一個雞飛狗跳、雞零狗碎的賊故事。把《我是劉躍進》讀作“底層敘事”真的是高看了它，或許說書人就要幽你一默，它與農民工無關，與生活無關，說到底，這個賊故事隻跟評論家的“肯定”和你的錢包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