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同一種人物頻頻出現在同一作家的不同的作品中，或者出現在不同作家的筆下，這種平麵人、空心人隻能是作家們統一使用的符號，無論它有沒有原型，無論它是被拔高了還是被扭曲了，也隻是一種想當然的類型，怎麼可能具備真實感？我們常說要把人物塑造得有血有肉，可是那種類型化的人物卻隻是空架子，不但沒肝沒肺，甚至連腦子也不必有，隻要能把你糊弄過去就夠了。所以，當你看到打工妹（下崗女工）接二連三地墮入風塵，看到一個又一個農民工在城市飽受屈辱又飽嚐豔遇，你不要以為那是月牙兒、駱駝祥子陰魂不散，也不要以為他們與老舍先生一比高低，實在是因為這種類型太招人了，太有潛力了，反正你不寫別人也會寫，不寫才傻呢。
由於“新鄉土”、“新現實主義”在當下文壇的盛行，除去進城的農民工，我們還能看到一支可觀的村長隊伍。但是，同樣令人失望的是，那些或姓張、或姓王的村長除了姓名不同，他們的做派、脾氣甚至言行，都是那麼相似，好像隻要是個村長，必定一副德行，形同失去水分的麵人，隻是幹巴巴的一塊。從他們身上，你看到的多是奸佞、狡詐、偽善、惡毒，而且總是那麼赤裸，不把人逼入死地絕不善罷甘休。過於概念化的寫作，使作家不是在以寫人、寫人物，而是在寫類型、寫看法；同時也沒有把村長放到現實中，放到農村的客觀場域中。作家們不但讓村長大權獨攬，而且常把他處理成光杆司令，頂多配備一個文書。這樣寫來雖順手便當，孰知不但削弱了作品的真實度，而且取締了人物之間不可回避的複雜關係，忽略了生活應有的豐富性，也使作品失之於枯幹。或許有人會說，作家塑造這樣的村長隻是一種藝術性的簡化，沒必要過於較真，可是我覺得，既然你打著“現實”的旗號，起碼要基於細節的、曆史的真實，離開這一點去“簡化”，隻會失之於草率、空疏。
如果向前追溯，村長小說的前驅大概以“農民作家”趙樹理為著。在他的許多作品中，都能見到“村長”這一形象，而這些村長／支書既可相互甄別，也各具時代特征。趙樹理不但注意到了人物的共性，更注意到了人物的個性，同時也注意到了社會實際的變化，因此趙樹理的作品才被文學史家們津津樂道，而我們當下的鄉村故事仍然匍匐在前輩作家的背影裏，一群不同作家的用筆卻遠不及一人下筆的豐富。像趙樹理那樣的敘事策略、口語化的情景對話，乃至整體語言風格，在某些新生代作家那裏可謂衣缽相傳，甚至“村長”這一重要角色，也不是“新農村”的特產，而是用“山藥蛋”摶製出來的，可惜的是，摶來摶去，非但沒有摶出人樣，反把原材料也給糟蹋了。何以至此？因為他們塑造的不是百態萬象的人，而是千人一麵的“村長”。
由此可見，在當下的文學生產中，製假售假簡直就是一種程式化的朝陽產業，無論怎樣經營怎樣炒作，都難改它的虛妄和欺誑。有個愛放炮的德國老頭，先說中國當代文學多是垃圾，最近又說中國作家大部分不是作家，而是騙子或者其他什麼：“他們覺得文學可以玩，玩夠了不成功的話，可以下海賺錢去。”（劉若南：《顧彬：我希望我是錯的》，《南風窗》2007年4月16日。）這兩炮著實震了不少人，但也不過是道出了某種不宜言傳的事實。在我看來，騙子不盡是那些玩文學的人，最大、最高明的騙子還是那些在空蕩蕩的織布機上忙得滿頭大汗的人，他們搖晃著光禿禿的梭子，宣稱織出了最貼近群眾、最體貼民間的絕妙好布，結果不但騙過了眾人，甚至連他們自己也相信：那些花言巧語確是管用，雖然它不能遮羞，卻能蒙上你的眼睛。
現實如何文學——文學如何現實？
無論提倡寫貧困、邊緣的小人物，為弱勢群體代言，還是鼓吹底層寫作、打工文學等等，莫不基於一種認識：客觀真實地呈現社會生存的本真樣態，為“沉默的大多數”發出聲音。它所蘊涵的必定是質樸的人間情懷和人道精神，而非用來標榜作者自己本人身份的優越與道德的高度。然而，綜觀當下的中國文學，委實令人沮喪，雖然它披著一層層真實的外衣，卻難掩其虛假、虛偽、虛妄，其油滑、誇張甚至變態的方式也僅隻能摸摸現實的屁股，所謂的“一份留給曆史的社會記錄”，實則留給曆史的其實不是社會記錄，而是在社會中記錄。這樣的記錄如何能找到客觀的社會現實？如何能發現曆史性的維度？麵對現實，文學似乎越來越乏力，越來越無能，越來越滯後，隻能像跳梁小醜一樣娛人而至自娛，大肆標榜的現實主義歸根結底隻是偽現實主義。
正如作家餘華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倫理顛覆、浮躁縱欲、眾生萬象”的時代，“現實比我們所有人說過的話都豐富得多”。那麼，麵對如此蕪雜的時代，如此豐富的現實，文學應該如何與現實同在，其穿透力應該從何而來？文學何為？這是每一個寫作者都不容回避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