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詩人仍嫌不夠過癮，緊接著，又開出一份死亡報告，羅列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十幾種死狀，昭昭佐證出熱氣騰騰的中國當代文學，僅是一具“軀體正在腐爛”的華麗的僵屍——“文學，不再有現在，也不再有將來。”
正當我等驚魂甫定，不知所措之際，詩人突然又將話鋒一轉：他所說的“文學死了”，是指“源於西方的那個文學觀念與文學係統，在中國公眾生活中的徹底死亡”。
鬧了半天他隻是在為假洋鬼子發布訃告。
盡管他宣稱“文學死了”是“一種思想”，是一個“真問題”，盡管他已親自把“文學這具屍體”運進了停屍房，並且號召大家一起默哀，但是詩人似乎察覺到他先前的診斷結果失之輕率，有草菅“文”命之嫌，所以才鄭重發布這麼個補丁，告訴大家：中國當代文學最多隻是心跳驟停而已，還沒發展到腦死亡的地步。
原來，詩人隻是說話也喜歡另起一行而已！
原來，詩人對於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其實深懷感情，哪能讓它隨隨便便就去“死了”呢？
而且，這一次，為了“向死而生”，為了拯救奄奄一息的中國文學，他慨然開出一劑大處方：讓“西方文學觀念”去死吧，讓“中國傳統文學觀”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重新複活，將“中國的傳統文學觀”發揚光大，以此拯救“死去的中國文學”。
本以為這位“詩性學者”真能掏出幾粒起死還魂丹呢，卻原來隻是在兜售他的排毒膠囊，似乎隻要肅清了西方觀念的“流毒”，中國文學的煌煌大統馬上就可重建。
認為中國文學過於西化，缺少中國特色，這一論調其實並不新鮮。諸如此類的觀點在評論界幾近“共識”，甚至，在一些人看來，中國文學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便籠罩在從西方舶來的思想觀念中，缺乏“中國式的人文精神”以及“對民族文化精神的大信”；中國的精英文化習慣於使用關於“靈魂”的想象，中國作家亦喜歡拿“希伯來靈魂”說事，少有以傳統的審美方式表達出來的中國式體驗。所以，才有論者指出：相對具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學，中國文學明擺著先天不足，隻是一味地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既丟棄了大好特好的傳統，又無法跟上西方的步伐，結果就產生了一批又一批半吊子，有畫虎不成反類犬之嫌，好像中國作家飽受西方文學的毒害，好像他們大都在用漢字寫作一種不倫不類的“外國文學”。
果真如此嗎？所謂西方文學觀念真的是把中國文學殘害得半死不活的罪魁禍首？是不是像那位“詩性學者”和一些評論家所認定的，中國文學已經背離了傳統，其主流一直是“靈魂”意義上的文學？而隻有重新用所謂的“中國之心”、“中國情懷”去繪量、發明現代生活，才是令當代文學絕處逢生的必然出路？
讓我疑惑的是，在一百年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像施蟄存寫作《石秀》那樣講究弗洛伊德式的深度剖析、追求所謂希伯來式靈魂的作家、作品占多大比例？是否隻是鳳毛麟角？上世紀30年代初倒是出現過“新感覺派”，但是他們的衣缽似乎乏人繼承。至於80年代被視為於傳統最為離經叛道、於西方最為慨然拿來的先鋒小說，又庶幾近乎語言、文體實驗。即便在形式上“西化”了、“現代”了，我們的文學還是一隻老狐狸，無論它把皮毛染成什麼色，身上流的還是中國血，對所謂“靈魂”的訴求好像並無多大可觀，更遑論成為“中國文學主流”了。
當然也不能否認，也有若幹中國作家鐵了心要與國際接軌，鐵了心要“現代化”、“後現代”，但是這樣的作家才真正少而又少，如果尋找證人，似乎隻有殘雪差可勝任。她曾坦言其思想感情像從西方文化傳統裏長出的植物，並聲稱要在手法上和寫作的深層結構上、理念上都要全盤西化，才能使中國文學前進。再結合她的作品，更可見其“中毒”之深。她認定我們的傳統文化裏沒有精神內核，中國文學要站立起來，就必須向西方學習。她所說的精神內核就是“靈魂”——當然又與所謂希伯來靈魂有所區別，她毫不諱言寫作就是對靈魂世界的探尋，因此，她譏諷那些“回歸傳統”的作家“自卑”，她堅信自己“走在時代的前麵……通過在創作中批判我們的文化，將消極麵奇跡般地轉化成了積極麵，創造性地挽救了垂死的傳統”。但是這種自覺的“靈魂寫作”，並未進入評論家的視野，他們所稱的“主流”，好像也難將殘雪統計在內。殘雪不是說國內隻有三個和她類似的作家嗎，三四個這樣的數量，作品又難以出版，其影響力可想而知。
再來看我們的主流文學，自“五四”以降，究竟有多少人擺脫了“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