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以寫作深挖國民劣根性，老舍到美國走了一遭還是歸於“京味”，即便沈從文、張愛玲這樣的非主流作家，一個心遠邊城，一個神浸沉香，還是與傳統的中國情懷與中國之心一脈相承。及至當前被眾多作家尊行的“弘揚主旋律”、“為老百姓寫作”、“描寫下層人民的生活”（“底層敘事”、“打工文學”）、“三貼近”等原則、觀點，也都是傳統的“文以載道論”的進一步發展。僅以曆屆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曆年的獲獎作品為例，從《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到《曆史的天空》，從《趙一曼女士》到《一個人張燈結彩》，即不難看出，我們的作家不但沒有遠離傳統，而且很傳統，很中國。以其中極負盛名的《白鹿原》來說，雖然作者陳忠實也自陳從《百年孤獨》得到過啟示，但是除了那個“引以為豪壯”的開頭，又能找到多少馬爾克斯的影子？它所呈現的隻能是所謂的“中國情懷與中國精神”。再如未曾獲獎的《檀香刑》，不也是以“傳統”見長？莫言不僅在結構形式和語言風格上刻意本土化，而且注重小說的社會功能，使其成為書寫傳統文化的大製作。還有張煒的《古船》，盡管其中的隋抱樸常年研究《共產黨宣言》，但是小說所體現的傳統精神、社會意義、曆史價值，卻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氣派。
麵對聽眾的提問，嚐有論者感喟：像莫言那樣具備“中國之心”、“中國情懷”的作家實在是太少了。可是，果然太少嗎？在我看來，魯迅、老舍寫出的“國民性”、京味小說，或正是“中國之心”；沈從文、蕭紅、張愛玲筆下的邊城、呼蘭河、上海往事，或也有“中國情懷”；即如韓少功、史鐵生乃至殘雪的作品，竟或也含藏“中國之心”、“中國情懷”。為什麼諸多評論家都叫嚷中國文學缺少民族性呢？為什麼他們憂心忡忡地認為中國作家的總體趨勢是向西方投降呢？為什麼他們看不到那或多或少或美或醜的“中國情懷”、“中國之心”呢？舉凡當代中國作家，絕然不隻莫言能夠胸湧“中國情懷”回到鄉野，回到民間，表達出對世界渾樸、自然、直接的感受，絕然不隻他能觸摸到“中國之心”。這樣的作品閉上眼便能摸出一大堆，隻是有的尚可一覷，有的不忍卒讀而已。像賈平凹的新作《高興》（也可包括以前的舊作），難道還不夠“傳統”嗎？簡直太傳統了，寫農民進城，塑造“新農民形象”，對所謂小人物、底層給以溫情的關注，老賈義不容辭充當了“宏道”之人，不正可充當評論家們所呼喚的中國文學之“大家”嗎？
那麼，為什麼眾多評論家都要宣稱所謂“靈魂意義上的文學”已然成為中國文學的主流呢？若是引用幾句《聖經》，叫幾聲上帝，安幾個靈魂，就算作西式的“靈魂”建構，未免太抬舉了那樣的作品。檢點一下曾經過眼的小說及作家言論，除了有人在小說裏引過幾句《聖經》，有人說過幾次關於耶穌、天國、窄門、寬門的話，似乎隻有北村的《和上帝有個約》以“源自希伯來傳統的神學框架”為依托，找到了“用來發問的立足點”，並以此獲得了評論家的肯定。也就是說，在當今中國，真正像模像樣地操持希伯來語法的作家，實在少得可憐，像北村這樣克服了語境的困難，寫得像那麼一回事的，更是極度稀缺。要我說，這年頭，還有幾個人顧得上“和上帝有個約”？充斥耳目的多隻是廣告文學、欲望文學、微笑文學、變態文學……少見的偏偏是與“靈魂”有約的文學。當然也不排除還有一部分作家，他們也在急三忙四地翻《聖經》，也在挖空心思地畫靈魂、寫救贖，他們目的無非是蒙高度、裝深沉，也蒙那幫舉著探照燈找“靈魂”的評論家。
“中國文化中精神的缺失導致當今的文學不能生長、發育，就像一些長著娃娃臉的小老頭，永遠是那麼老於世故，永遠能夠自圓其說，具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匠人的精明，卻唯獨沒有內省，沒有對於自身的批判。（蘇靜：《“回歸傳統是一出拙劣的滑稽劇”》，《中國青年報》，2007年6月18日。）”這是殘雪對傳統文化提出的批評，太老、太傳統，或許正是當代文學的症結所在，雖然我並不完全讚同她說的“全盤向西方經典學習”，但是我相信中國作家根本欠缺的，絕對不是唯用、唯道、唯命等等這些傳統中老於世故的“大統”，而是對這些“大統”清醒的自覺與審查。一味地回歸“傳統”，執拗地張揚“大信”，好像一經“自我的體認與修養”便“人人皆可為舜堯”，這種中國式的“人文精神”果真這般好用，為何還有那麼多沒有“人格”的人和沒有“人格”的文學？這種把自我供成聖人的“大信”，除了助長自私和虛妄，真能造就“大家”嗎？傳統中有實用，也有夢想，有形下，也有形上，有自足，也有缺欠，我倒是希望中國文學能夠衝破這些“大統”，重新發現那個被擠壓、被掠取、被掩蓋、被塵封了的真正的“中國情懷”與“中國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