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大統”，是不是太過自戀（反過來也是一種自卑）？為什麼老有人說中國作家在整體上跑偏了，偏到所謂西方建製上去了？莫非中國作家隻要斷絕了不清不白的海外關係，就會在偉大祖國的懷抱裏茁壯成長，結出光輝燦爛的果實？
問題絕非這樣簡單。
在我看來，評論家們之所以得出他們的西化主流論，要麼是故意危言聳聽，要麼就是因為，他們故意隻看到那麼幾個“代表作家”，借以高屋建瓴，發表他們的宏論。當評論家隻關注那麼幾個合口的作家，作家隻盯著那麼幾個評論家的臉色時，中國主流文學除了在作家和評論家之間曖昧地媾合，或者隔著十萬八千裏自說自話，還能指望它做出什麼好事？
而且，如果非要說西方的思想觀念有毒，那麼，搶先中毒的，直接中毒的，中毒最深的，恰是某些搞理論搞批評的。是他們操著混亂的語種拿著混亂的標尺，把中國文學嚇傻了攪渾了。並不是中國作家寫出了夾生的“外國文學”，而是中國的文學評論家慣常借用西方的腦筋審思中國文學，慣常寫作一種隨時可能夾雜著簡裝英語的洋涇浜文論。
所以，中國的評論家談論中國文學，最拿手的本領就是套用西方的文學理論、思想觀念。他們給中國文學或掛上十字架，或披上燕尾服，再將其一股腦兒趕進他們蓄意編織的籠子中，就如同施展了障眼法，兼且言之鑿鑿，再經曆久日深，故而乍眼看去，中國文學好像真的已經大麵積、大規模地“洋化”。不僅場外的觀眾，連同裝在籠子裏的模特兒，都毫不含糊地相信：西方文學的毒素不僅已經疾在中國文學的肌膚腠理，而且滲入腸胃骨髓，庶幾“無奈何也”。於是，造籠子的評論家又反過來指責中國文學不夠中國，所以必須打碎籠子，把披掛在中國文學身上的洋玩意盡皆毀掉。這才是中國當下文學創作與文學評論的現實，事實上正是評論家過於沉迷於來自西方的理論建構、學術標準，喜歡拿捏著洋腔洋調說話，才為我們塗抹出一幅玄虛不實的文學圖景，而終至“文學死了”。
就如那位喜歡判死刑的詩性學者，他借已立論的依據卻正來自西方。當他試圖穿上“傳統”的長袍時，還沒來得及把西來的“毒藥”洗掉，所以我們看到和聞到的隻能是半生不熟的“古典大統”和揮之不去的貼牌香水味。在那篇呼喚重建“大統”的文章中，僅四千餘字，“文本”一詞先後出現了二十七次。在八百字的段落中，他就能左一個德裏達，右一個福柯，僅直接引語就二百多字，用所謂解構主義、結構主義、後現代來談中國文學的大統，用“文本”、“話語”、“三位一體”來講中國古典文學，果是饒有趣味，確然耐人尋味。
再如被評論家目為舶來品的“希伯來靈魂”，不正是常掛在他們嘴邊的一道可口菜嗎？有強調“靈魂寫作”，強調民族靈魂的發現和重鑄的；也有提倡“靈魂敘事”，提倡靈魂救贖的……一些堪稱“龐然大物”的評論家，難道不正是靈魂理論的積極“建構”者，怎麼沒人指責他們跑偏了呢？更為吊詭的是，有的評論家在反思抨擊過西方建構之後，似乎很快就忘卻了他要提倡的中國氣派，反又不厭其煩地“拿來”和運作“靈魂”。他們在發表言論時，還是常常懷著極高的期待，到中國的文學作品中捕捉“靈魂”。他們慣用的、喜用的還是希伯來的靈魂話語——不排除這些“靈魂”都有其特定語境，但是無論他的字麵意義是什麼，我們都有理由說，評論家的確在為非國產的靈魂“構建”添磚加瓦，他們才是鼓吹中國文學追趕靈魂的領喊者。當評論家的興趣僅限於製造種種“說法”、製造種種新術語、新名詞，不僅不尊重文本，而且不尊重自己製造的“成果”，今天這麼說，明天又那麼說，剛提倡過精神敘事，又去批判靈魂敘事，剛提倡過“中國之心”，轉過來又批評人家不夠“靈魂”，這種隻有立論沒有立場的評論能有多少力度和信度？評論家們看到了中國作家的“分裂”，怎麼就沒看到文學評論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