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大、裝高尚是一種策略，裝小、裝庸俗也是一種策略。前麵說的那位農民作家，則既會裝大也會裝小。在務虛空談的時候，他們可以表現得像聖人；在涉及實際利益的時候，他們又不勝愉快地做小人。在台麵上，他們是救世主、作家；關起門來，他們又說自己是普通人、俗人。他們把道德的咒語施於別人，用“人之常情”寬宥自己。一說“我們也是人，是平常人”，似乎一切都可通融，一切都可諒解，作家不也是一種職業嗎，和掏大糞的、引車賣漿者流沒有本質的區別，大家都要憑本事吃飯，所以作家也要接受現實，也要有一顆“平常心”。“咱們都是俗人，沒辦法。”我最煩聽到這句話，你勇於自輕自賤倒也罷了，為何把別人“都”拉去為你墊背呢？要肮髒都肮髒，要墮落都墮落，這種喜歡以臭掩臭的人不也太可怕？尤為可怕的是，一些把人格操守、人格魅力掛在嘴邊的道德操盤手，他們在紙上或公眾場合談起良知、靈魂來總是衝高上揚，一落到現實中就跌破了做人的底線，其齷齪程度絕不亞於某些無恥小人。更令人惡心的是，齷齪者不單以齷齪為榮，還要把齷齪的糞球摶得光滑可鑒，把一切都填到他的糞球裏，並且教唆我們推崇它、追從它，甚至委身於它，真真是屎殼郎賣臭豆腐——甭指望它能幹出什麼香事來。
前不久又看到，一位已“封筆”的著名作家憤怒撰文，“無所畏懼”地“從文化上”討伐了那些“向中華民族潑汙”、“糟踐中國，糟踐中國人”的敗類、“漢奸”、“利益集團”，為的是通過“發生在自己祖國的奇跡”，“說明中華民族在集體本性上具有非常優秀的潛質”，從而維護“中國人在全世界麵前的集體形象”。看看，該作家多麼會倒騰，明明是自己遭人詬病，他卻轉嫁給了全體有良心的中國人，反過來又充當了仗義執言的民族英雄。充便充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充了，好笑的是，這位慣於裝大的國寶級人物，竟然一板正經地裝起了“文弱書生”——“我是一個無職無權的獨立文化人，居無定所，不交權貴，連作家協會和文聯也沒有參與，隻是憑著我的親眼所見和內心良知說話……”“文弱書生”這個詞大概在戲文中能聽到，現在乍一用在一位年過六旬的老男人身上著實地肉麻而滑稽，再加上那一串“無……”、“不……”、“沒有……”的辯白，怎麼看怎麼有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嫌疑，如果他那樣的“成功人士”也文弱，如果當大師做明星也是弱勢，如果滿世界竄躂（行者無疆？）就叫“居無定所”，那麼可憐的“屁民”們又該弱成啥樣子？裝小，裝弱，裝無能，裝無辜，竟也成了顯示低調、高姿態的必殺計，莫非隻有這樣才能給“內心良知”打高分不成？可是聯係到他造出的那些拿撒謊當飯吃的噱頭，我隻能相信他的“內心良知”不過又是一個噱頭，不過又是一粒“以小博大”的人工餌料。
寫作，當作家，究竟為了什麼？發表獲獎，加入作協，成名成家，飛黃騰達，似乎都沒錯啊！文學不該是解放我們的心靈、為我們爭取自由的嗎？可是在文學的魅影裏，為什麼有人看到了燈塔，有人跌進了深淵？為什麼用它照亮了自我，還有人用它迷糊了更多人？寫作沒有錯，文學沒有錯，問題是如何寫作？如何文學？如何讓人成其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