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作者是不是在有意做出種種對比，以納斯焦納的堅忍、柔弱的愛來對比安德烈的外強中幹，以夫婦二人的卑微、恐懼而又渺茫的愛情來對比戰爭（以及戰爭觀念）的暴虐和不人道，以個人求生的本能對比社會律令和國家規範的冷酷，從而對人類自身的反人性、反理性行為提出了痛切的控訴。活著是美好的，愛是美好的，可這美好又是那麼脆弱，有時候你越是追求它越是痛苦，有時候你不得不親手毀滅它。在強大、僵硬、殘酷的社會機製中，個性和自由是可望不可即的，甚至俗世的幸福也被分解得支離破碎，處在這等嚴峻的生存環境中，保住生命已經難能可貴，如果再去奢求情感的需要、內心的熨帖，就不單是跟整個社會過不去，也是跟自己過不去了。然而，安德烈偏偏是這樣的男人，納斯焦娜偏偏是這樣的女子，他們偏偏脫離了“正常”的軌道，成了為社會“正統”所不容的人。“社會”就是那麼虎視眈眈，不依不饒。就像安德烈一樣，你可以逃走，可以一意孤行，可你一旦做出選擇，就隻能接受懲罰。回去是死，不回去也是死，既然你越位了，就不可能重新複位。所以，這種情況下，能夠容忍他的，隻有被社會遺忘的荒野，而納斯焦娜要容忍他，也必須與社會悖離。
但是，誰又能割斷對社會的依賴，誰又能擺脫社會的挾製呢？通過安德烈，分明能夠看出，雖然他要吃飯穿衣，還要兩情相悅，但也要學狼叫，吃生魚，甚至還去偷牛犢，可見，在那樣的生存環境中，他變得自私、殘暴，人性在慢慢退化，露出了動物式的野性。與此同時，納斯焦娜則在竭力維護他的人格，竭力把他拉回人間的溫情中。所以，納斯焦娜顯示出一種母性的寬廣無私的愛，不但要撫慰安德烈心靈的創口，還要拯救他日益迷失的靈魂。在納斯焦娜身上，顯示一種不計得失的聖母情懷，她帶著深深的負罪感和羞恥感，替安德烈分擔——其實是承擔——逃亡的罪過、恥辱，她把羞愧藏在自己心裏，一個人，挺著，撐著，“不去尋求公道”，也“並不抱怨”，隻是“把自身置之度外”，毫無指望地承擔、再承擔。那麼，是什麼力量讓一個纖弱的女性，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窩藏一個背叛國家利益的逃兵？這裏當然首先出於親情，出於愛，使她能夠毫不猶豫地遵從安德烈的警告（安排）；另一方麵，大概還出於對生命的憐憫，出於對安德烈作為人的尊嚴最起碼的看重。在那樣的情況下，假如納斯焦娜也無法容忍自己的丈夫，無疑會把安德烈推向更為無助的境地，那樣的世界豈不更令人絕望？所以，我願意把納斯焦娜比作人類生存信念的守護神，盡管安德烈的表現並不出色，後來甚至完全成了見不得陽光的縮頭烏龜，可納斯焦娜還是甘願“馴服而順從地默認了所發生的一切”，她不認為那些苦難是誰強加的，而是“她所應得的”，她隻是領受著，仿佛到世間來，就是為了受難。
就像《新約》記載的那樣，假如耶穌不上十字架，人類也許永遠不會明白生的價值。在《活下去，並且要記住》這部小說中，假如沒有納斯焦娜的死，也許我們就無從感受到大美大善的愛。納斯焦納以她的絕望刺痛活著的人，正因她絕望的承擔，才會讓生者看到希望，讓人們不會接著絕望——必須記住：在我們犯下罪過時，還有人在愛我們，還有人在主動承擔罪過，有人在默默贖罪！
讓人略感詫異的是，這樣一部拷問民族靈魂、充滿人道主義情懷的作品，會在前蘇聯時代寫作、發表出來（1974年），並且獲得了國家獎金，或許這也正是俄羅斯民族的可貴之處。再來看我們的文學作品，又有多少文字直麵曆史、直麵心靈？
三
其實，美國電影《冷山》（ColdMountain，意譯“寒山”，安東尼·明格拉導演），也是講一個逃兵的故事。戰爭加愛情——在這個俗套的模式中，它幾乎具備商業大片所需要的一切基本元素：既有極具衝擊力的戰爭場麵，也有如詩如畫的自然風物，既有血腥的屠殺和驚心動魄的追殺，還有滄桑悲愴的鄉村民謠。當然，更主要的，它還有一個感人至深乃至略顯煽情的故事：一場穿越生死阻隔的愛情。這樣，從視覺，聽覺，到心靈，全都調動起來了，你也盡可以深入到1870年代美國南北戰爭的硝煙中，去感知人類何以塗寫曆史，何以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