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方有逃兵，彼方也有逃兵。自2003年美伊交戰以來，就有媒體多次報道美軍官兵休假後不歸隊，或者擅離職守，甚至有人脫下軍裝、穿上阿拉伯長袍當了逃兵。據披露，目前駐伊美軍逃兵總數已超過五千人。在這些逃兵中，還出現了兩個逃得更“離譜”的人，一個是十八歲的布蘭登·休伊，一個是二十五歲的傑裏米，他倆不僅逃離了即將開往戰場的部隊，而且還在加拿大尋求避難，甚至現身說法，在媒體麵前公開指責布什政府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違反了國際法。布蘭登·休伊說：伊拉克戰爭“完全是建立在謊言上的一場戰爭。如果不願意參加這場戰爭，我認為，（逃往）加拿大也可以是一個選擇”。傑裏米則說：“我認為在伊拉克發動戰爭違反了國際法，因為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我不會參與這場戰爭。”
也許這就是逃兵的尊嚴吧。無論失去耳朵的伊拉克逃兵，還是失去祖國的美國逃兵，他們失去的已很多，唯獨沒有失去尊嚴。你可以罵他膽小鬼賣國賊，但你不能罵他沒有良知，不能罵他沒有人性，不能罵他沒有寬廣博大的愛。
但是，誰肯給逃兵應有的尊嚴呢？對於怕死的逃兵，似乎怎麼處置都不為過。就拿美國來說，按照軍事法，在戰時逃離戰場，通常會罪加一等，嚴重者還可能被判處極刑。最近，美軍事法庭即以擅離職守罪判處卡米洛·梅希亞——一名據稱出於“反戰”動機失蹤的美軍上士——一年監禁。美國國內的輿論普遍認為，一旦戰爭結束，強硬的美國軍方定會找這些逃兵秋後算賬，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那兩名逃到加拿大的士兵。但是，人類畢竟在前進，人們對“逃兵”的態度也較之從前寬容。在電影《冷山》中，逃兵英曼不就被塑造成了一個正麵的“英雄”形象嗎？與一百三十年前的美利堅合眾國相比，與六十年前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相比，2004年的梅希亞沒有像英曼那樣死在同胞的槍口下，休伊和傑裏米也沒有像安德烈那樣變成難見天日的野人，至少他們的生命沒被隨意剝奪，像傑裏米還可以與妻子兒子在異國團聚。
1998年6月29日，克林頓在北京大學演講，引用了胡適先生的一段話：“現在有人對你們說：‘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求國家的自由！’我對你們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個人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載於《再讀胡適》（歐陽哲生編），大眾文化藝術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頁。胡適的這段話經克林頓引用後，再英譯漢，失去了許多原來的滋味，成了這個樣子：“有些人對我說，為了國家的自由你必須犧牲自己的個人自由。但我回答，為了個人自由而奮鬥就是為了國家的自由而奮鬥。為了個性而奮鬥就是為了國民性而奮鬥。”）這位〖JP+1〗美國總統拉出北大前校長當然不純乎跟北大學子套近乎，大概最終目的還是為了進行自我表揚，販賣他的自由理念。不過我們倒可以拿這段話來理解美國逃兵，胡適還說：“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或者可以問問克林頓，梅希亞、傑裏米是不是在為國家爭自由，是不是為國家爭人格？他們是不是在努力不當“奴才”呢？盡管這種奮鬥可能會被判為“個人”的、違例的，然而自從萊克星頓的槍聲響起，“違例”便造就了一個狂飆突進的民族，正是因為有了不斷逃出、勝出的“個人”，其國民性才得以提高，公民的自由精神才得以升華。也正因這種文化背景，才會出現“勇敢”的逃兵。
人類會徹底結束爭鬥嗎？麵對這個令人悲觀的問題，我們還要滿懷期待。在那次演講中，克林頓曾提出“必須享有心靈上的自由”，而胡適也曾說過，“我們現在講的‘自由’，不是那種內心境界，我們現在說的‘自由’，是不受外力的拘束壓迫的權利。是在某一方麵的生活不受外力限製束縛的權利”（胡適：《自由主義》，載於《再讀胡適》，第211頁。）。所謂內心與外力，應當是相輔相成的，所以胡適又多次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單個人要有“大膽懷疑的自由”，社會也應有對異己“容忍的氣度”。（胡適：《容忍與自由》，載於《再讀胡適》，第265頁。）所以，我們亦無妨認為，“逃兵”也有權力追求自由，至少有權力保護自己的生命，或者再往前延伸：一個人，應當有選擇戰與不戰的自由，應當有對社會倫理、集體意誌進行判斷的自由，進而具有中立乃至規避的自由。
五
至此，才終於接近了我要尋找的借口：做一個中立的人，帶著容忍，帶著愛，自由地活在世間。這時，弗雷澤在《冷山》扉頁摘引的兩句話也玄機乍現：“很難相信，在靜謐的樹林和微笑的田野間，生物正無聲地進行著可怕的戰爭。”
“人問寒山道，寒山路不通。”
一句出自英國進化論者達爾文，一句來自中國唐代詩僧寒山。通過東西方兩位先賢，弗雷澤無非是在為他的小說破題：可怕的戰爭無所不在，詩境中的寒山卻幾乎無路可循。這樣想去不免令人無奈，然而，我還是願意帶著幻想和感恩，活著並愛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