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曾表示：“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著紙筆和一盞燈，待在一個寬敞的、閉門杜戶的地窖最裏麵的一間裏。飯由人送來，放在離我這間最遠的、地窖的第一道門後。穿著睡衣，穿過地窖的所有房間去取飯將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後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著細嚼慢咽，緊接著馬上又開始寫作。那樣我將寫出什麼樣的作品啊！我將會從怎樣的深處把它挖掘出來啊！”這樣的生活和1900有什麼兩樣？隻是一個在船上，一個在地窯，一個寫作，一個彈琴，都是在用極端的方式做他們最想做的事而已。
可是，活在世上，你能不受打擾嗎？即使死去，你的靈魂能不受打擾嗎？所以活著的卡夫卡，就像死去的格拉胡斯一樣，無法更生，也無所昄依。而死去的卡夫卡，雖然超越了他生前的形象，超越了布拉格，卻仍像格拉胡斯一樣，在許多陌生的國度裏流浪……孤獨者永遠孤獨。
現在，進入21世紀已久了，謹以此文祭奠逝去的20世紀，紀念虛構的1900和格拉胡斯，也懷念真實的弗蘭茨·卡夫卡。
隻想看到活生生的人——讀《史記·刺客列傳》
“英雄”是個好詞，“革命”是個好題材，“犧牲”絕對是好樣兒的，古今中外，概莫如是。所以，無論是希臘神話、荷馬史詩還是我們的俠義小說、“紅色經典”，都流淌著相通的血性，尊崇“義人”、“烈士”大概也是人類的一種集體無意識。具體說到中國，我們的英雄情結似乎更濃一些，“見義勇為、舍生取義”自古以來就是一種至高的人格境界，貪生怕死的縮頭烏龜當然要遭人唾罵的。因此，表現在文學作品中，“寫英雄”似乎先天就占據了絕對優勢，不管寫得好壞，隻要“英雄”就是好的。於是乎，人們像忽地發現了英雄的好處，重寫紅色經典、翻拍革命題材遽成時尚，不絕於耳的槍炮聲喊殺聲不但響徹於黃金時間，而且回蕩在田野村頭，引得一些熱血沸騰的寫家和分不清紅燈記、紅燈照的草台班子一頭紮進這個大熔爐中，卻不知是不是把好鋼煉成了廢鐵。時至今日，常見我們的作家、導演仍熱衷於手起刀落、馬革裹屍，仍把殺人、複仇當作英雄的籌碼，以一種殘酷的暴力美學表現所謂的英雄行為，這種手法未免過於輕率、簡單。當你看到一顆顆人頭像瓜瓢一樣骨碌碌滾落一地，看到一頓機槍攢射頓時血肉橫飛屍橫遍野的場麵，怎麼可能把此類的“英雄壯舉”與我們要弘揚的民族精神聯係到一起？假如一味地用這種粗暴的方式處理近百年來的革命史、戰爭史，我們的文學、影視未免太空洞太蒼白，即使產量再大，塑造的正麵形象再多，最多也隻是昔日“高大全”的升級版。當“革命英雄主義”被大麵積、想當然地淺薄化、庸俗化的時候，也為無怪乎有關部門出來聲明說，“主旋律”不等同革命曆史題材。畢竟，我們反觀曆史、回顧戰爭，不是為了喚醒人們嗜血的基因，而是在歌唱英雄的同時不忘敬畏生命、呼喚正義、禮讚和平，不忘國人所褒揚的“義”應該是敞開的、包容的，它不單要麵向一時一事，還要麵向更為廣闊的人類空間，直至永恒。
很多時候，我們往往將“義氣”理解成了“義”，往往將豪狠理解成了勇敢，往往將不怕死理解成了壯烈，於是許多殺人者都被鮮血染成了榜樣，許多殺人事件都被鮮血染出了光榮，似乎這也是一種傳統。關於殺人和被殺，一部《史記》早已多有詳述，古人當然不會用現代的標準去衡量他筆下的人物，可是，若以當下的眼光去看當下某些“走紅”之作，又有幾多超越了兩千年前的太史公？
這裏僅說五位“名垂後世”的刺客。
曹沫：即興表演
司馬遷對刺客情有獨鍾，在《史記》中專為列傳，開篇第一位即曹沫。
魯國大將曹沫雖有“勇力”，卻三戰三敗，嚇得魯莊公趕緊向齊割地求和。然而，兩國會盟時，曹沫卻突然“執匕首劫齊桓公”，要他歸還土地，桓公隻得答應，於是，“曹沫三戰所亡地盡複予魯”。在這裏，曹沫算不上真正的刺客，最多隻能算半個刺客，他並不想把齊桓公殺死，隻是想拿匕首嚇唬嚇唬人罷了，他的用意隻在為自己消除國土淪喪之恥，說到底還是出於自私的個人目的。看他的理由：“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甚矣。”
強者有強者的邏輯，弱者有弱者的邏輯。曹沫表麵顯得勇猛，執行的卻是弱者邏輯。當遊戲雙方實力過分懸殊時，弱者便會大義凜然地破壞遊戲規則，他們自己會覺得順理成章，旁觀者也會覺得情有可原，這時弱者的邏輯實為無賴邏輯。至於強者，隻能無條件地遵守被破壞的遊戲規則，以示強者的尊嚴。大人不計小人怪，強者不跟弱者一般見識。所以，曹沫耍完無賴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齊桓公雖怒，為了不“失天下之援”，也隻得裝孫子，“既已言”，就要言必行，行必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