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無賴因無賴得天下，英雄因英雄失天下。其後劉邦和項羽即如是。
專諸：行貨的下場
伍子胥勸吳王僚伐楚，吳公子光說他“欲自為報私仇也”，伍子胥則看出公子光“有內誌，未可說以外事”，所謂“內誌”，就是殺吳王僚取而代之。伍以公掩私，光則以私掩私，二人的出發點都是自己。既各有所圖，就可達成“一致”，互為利用，伍子胥要利用吳國報家仇，公子光要利用伍子胥得到吳國，為了各自的目的，他們走到一起來了。
在他們兩人中間，專諸成了工具。伍子胥把專諸送給公子光，專諸替公子光殺了吳王僚。且聽專諸行刺前所作的一番利害分析：“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就是說，他抓住了吳國處於內憂外困的“絕好時機”而大功告成，於是公子光成了吳王，伍子胥成了權臣，專諸成了烈士。私心的力量是強大的，為成一己之私，他們對國家興亡已全然不顧。私與私聯合成的“公”是可怕的，私與私媾和出的“同”是可怕的，他們對外稱公義，對內稱同誌，繞來繞去還是繞不過一個“私”！
公子光對專諸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聽聽，說得多感人啊，說著“我就是你”，目的卻是讓人家去死。可專諸也不是傻瓜呀，他為什麼就聽從伍子胥的，聽公子光的，心甘情願去獻身呢？個中原因太史公也沒交代，但最後有一句“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莫非專諸拚了命就是為了給兒子換個官做？若為此，或還說得過去。如果僅為名，我隻能當他是傻蛋：明擺著伍子胥公子光隻是把他當成了“行貨”。這樣的刺客也夠可憐的。
豫讓：行為藝術
豫讓是一個執著的刺客。
最初豫讓追從範氏、中行氏，但“無所知名”，後來“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後來智伯被趙襄子等人誅殺，豫讓的複仇事業也便悄然開張。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也。”從豫讓的話裏可以看到，在未行動之前，他已判定自己“必為……而死”，這樣才可“報智伯”，至於“報仇”與否，反倒不怎麼重要，他需要的隻是一死。
第一次行刺，豫讓看中了廁所，更名改姓為“刑人”，在那臭烘烘的地方等著趙襄子如廁，誰知趙襄子心眼太多，識破了他的企圖，這當口豫讓隻有死的份了，然而趙襄子偏偏沒有成全這位刺客的美意，反而誇他為義人、賢人，“卒釋之去”——把他放了。
不過，趙襄子的寬赦並未熄滅豫讓複仇／赴死的欲念。有人勸他佯裝歸服趙襄子，騙取信任後再“為所欲”。可是豫讓卻給自己劃了一道底線，他不願做一個“懷二心以事其君”的卑鄙小人，他要做個讓“天下後世”那些“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感到羞愧的正人君子。天下——空間、後世——時間，難得豫讓將複仇／死難之事思慮得如此闊大，再聯係到他“漆身為厲（癩），吞炭為啞……行乞於市”的舉動，直覺得豫讓是一位很有頭腦的行為藝術家，對他來說行刺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自殘肉體，是他的拒絕和堅守。
很難想象豫讓扮作乞丐會有接近趙襄子的機會，當然也很難想象他埋伏在趙襄子“所當過之橋下”會有什麼奇跡，暴露是必然的，這次“行刺”的結果又是未曾出手便成囚。在趙襄子眼裏，豫讓的執迷不悟有些不可理喻了，所以他沒有再一次予以表揚，而是不無嘲諷地提起了陳年舊事：想當年範氏、中行氏可都是被智伯滅掉的，你非但沒為他們報仇反而“委質”於仇人智伯，現在為什麼單單非要為智伯報仇？假如這時豫讓不開口，他的表演可能會更有深度，誰知他偏偏說出了理由，這一說不要緊，使得這位行為藝術家大大跌份了：範氏、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說來說去，原來還是為了他自己，看來如果智伯沒有給他開小灶，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委質於趙襄子。他的做人原則何嚐不是“有奶便是娘”的實用主義？這也叫義？這也叫賢？說到底，不過私心而已。他的是非標準就是自己的榮辱得失，給他好處的就是好，對他好的就是好，不管那“好”有什麼背景和緣由。在這點上，一千多年後的武鬆正是以豫讓為榜樣的，那“施恩”略施恩惠，就把這位打虎英雄收伏了，就能攛掇著他去打人行凶。這也叫“義舉”？這種為一人計的報恩、報仇，豈不可悲、可怕？沒有白吃的午餐，所謂“施恩”，明擺著帶有目的性、功利性，一方麵是“施”，一方麵是“恩”，施恩者在給予之前就已預算好了回報，隻是為了獲得加倍的償還。